我談談羅爾斯的問題。

　　他認為平等是自由的基礎（第二原則），所以必須盡力彌平不平等。

　　所以，我們有了兩種選項：
　　一、擬定反歧視政策（羅爾斯的平等主義）；
　　二、不擬定反歧視政策（維持原本自由主義的觀點）。

　　但是，不是所有反歧視政策都做得很好，造成結果有兩種：「立足點平等」或「齊頭式平等」。他渴望達到的是前者，但若做不好，達成的則是後者。

　　在這種狀況下，經過反歧視政策調節的不必然是好的平等，譬如「齊頭式平等」，強迫在某方面比較傑出的人，基於此理由得配合其他人程度而變弱（※譬如籃球比賽，高人一等的麥克喬登，得穿上比一般人更重的鐵鞋，經過「平等」後，才準參加比賽）。

　　固然立意甚好，但實際上，為了彌平「某些不平等」（※譬如歧視）的結果，往往造成的是另外一種形式的不平等。這與「不擬定反歧視政策」比起來，只是洗牌了一部份人的資源和機會的分布狀態，並未達成真正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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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理論跟平等主義有甚麼關聯呢？來自一個桑德爾在《公正》中提出的「錄取分數之差別待遇」的案例。

　　謝里爾?霍普伍德（Cheryl Hopwood）的出身並不富裕，由單親媽媽撫養長大且努力求學，最後申請了「克薩斯大學法學院」，這不只是德州，甚至是全美最好的法學院。儘管其表現不錯（※年平均分3.8、入學考試第83百分位），但沒有被錄取。

　　她認為因自己是「白人」被拒絕錄取，並觀察到，有些被錄取的非洲裔或墨西哥裔的美國學生，大學在校成績以及入學分數都沒她高。因此，她認為自己是歧視的受害者，上報該狀況至聯邦法院。該學院反駁：「這是我們的反歧視政策。法學院的部分任務在於，增加本地法律職業中『種族』和『民族』的多樣性』，因為在公民社會中的法律裁決，很大程度依賴該社會是否接受。因此，若不讓各類群體的成員在司法、行政部門裡維持一定比例，則無法達到該目的。」

　　Q.您覺得「民族」是否是拒絕入學的正當理由？

　　（※提示分析點：糾正標準化考試的偏見；補償過去的錯誤；促進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