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5.巨變前夕
歐洲的情勢發展速度快的讓人驚訝，我時常因為這時期的政策被指責出賣盟友，對此我總說「我把東歐送誰了?把波蘭還給波蘭人，把匈牙利讓給匈牙利人，把捷克斯洛伐克分別還給捷克與斯洛伐克人」，有些人認為我不強制加盟國改革，但強加想法於他國上部正式違背了改革的初衷嗎?改變該是自願的，從社會環境中自然成熟的，我們不打算外銷自己的經驗。
1956的匈牙利與波蘭，1968的布拉格之春被蘇聯介入打斷，1980波蘭團結公會更是重要的歷史事件，正是蘇聯沒有及時轉變這才害了盟邦，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選自己的領導人，暢所欲言免於恐懼。
人們了解蘇聯正在發生甚麼，除了東德與羅馬尼亞，它們封鎖改革重組的消息，再以隱瞞與高壓回應，知識分子卻樂於蘇聯的改革，領袖卻慣於仰賴外援，依靠不受監督的蠻橫獨攬大權，對民主化與開放政策表現抗拒，這不意外，畢竟屬於它們的時代將要告終。
在華約中我只與卡達爾與賈魯賽斯互相理解，卡達爾是匈牙利領袖，他在1956十月事件後不久得出結論，必須進行深度改革，然而他總說「米哈伊爾，您如果能早到十年......」話未說完，然而一切早已言明。
賈魯賽斯則是熱切支持蘇聯轉變的波蘭重要人物，我倆間像是有條精神上的橋樑，這讓我們在每次會面時都更加親近。
70年代末期，波蘭深陷危機，局勢急迫之下他只好宣布戒嚴，這時的蘇聯領袖已不是「布里茲涅夫主義」的信徒，我們毫不干涉，我們只希望能有友好且平等的關係。
為此我們簽訂了「蘇聯與波蘭在意識科學文化等領域的合作宣言」，以此支持對於史達林對波共的鎮壓、「卡廷慘劇」等相關議題，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希望接露歷史上曾發生了甚麼，不過我們有義務讓大眾知道當中的一切。
1989夏日，東德已瀕臨崩潰，成群結隊的公民離鄉背井，大量的脫逃者走向西德，在幾個大型城市中天天上演著遊行抗議，暴力已成日常，東德領袖要求我導正秩序，然而東德卻明確拒絕任何重大變革，甚至以「馬克思主義祖國真代表」的身分率領反對派對抗我。
可是當我來到柏林，民眾則一字一句的高聲喊出「改革重組，戈巴契夫幫幫忙」
顯然很多事還得取決於西德總理「柯爾」，我們邀請他在1988/10/?訪問莫斯科。
1987/3/26的演講中我談到要如何從與西方的危險對立轉變為夥伴關係，容我引用當中內容「我不一定對，我們對歐洲的研究太過差勁......我們必須要求自己做到最好。畢竟，我們正往和平的新階段走去......如果不考慮歐洲，那就一個問題也無法解決......切記，西歐是我們的主要夥伴......失去歐洲，我們將寸步難行......」
1988年的那次訪問堪稱蘇聯與西德關係的轉折點，那時柯爾說道「您和我年紀相仿，都是戰後餘生的一代，您與我面前有個巨大課題要解決，再過12年就是二十世紀與第二個千禧年，戰爭和暴力已不再是政治手段，我們也該走向新關係。」
棘手的問題不勝枚舉，但如果領休間存在互信，事情就能更容易，更便捷的解決。
柯爾熱情洋溢，也同意蘇德的哲學家在音樂文學繪畫領域內有那麼多的共通點「這是一筆龐大的財富，一筆豐厚的遺產。」
我們也談到了德國統一，柯爾道「分裂不能是歷史的結論。......我們所談的改變，僅能透過和平手段......我們必須與歐洲走向和解......」
我們都同意，德國人與俄羅斯人打的仗已經夠多了。
他在我展現對布希的疑慮時對我說道「我能夠保證，就工作而言，布希本人，能夠並願意與你們解決問題。他周圍的人也傾向如此。」
當記者問到柏林圍牆的存續是否會影響到歐洲共同家園時，我道「為了所有民族的利益，在建設歐洲共同家園時必須解決許多困難，正因如此我們更要尊重他們的抉擇，他們的傳統，他們的歷史，月光下沒有甚麼永垂不朽的事。我希望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這堵牆在特定的情況下出現，當築起圍牆的前提消失時，它也將煙消雲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