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第1~4章）】
【第五章：母親】
「我漸漸從個人的悲痛走出來，把這種悲痛轉化為追求真實、尋求正義的勇氣，它支持我走過了十幾年艱難的路程。喪子之痛不會淡忘，但『分擔別人的痛苦，也會減輕自己的痛苦。』」
──張先玲
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中，留下記憶是危險的。即使只是一個公開的紀念行為，也能暴露出那棟國家精心建造的官方歷史大廈有多麼脆弱。
中國足足花了一整代的時間來造它的骨，然後又用嚴格審查、公然造假和蓄意遺忘來補它的肉，但儘管如此依然一碰就碎。這就是為什麼區區一位五呎高的七十六歲老奶奶就足以構成威脅，需要動用一群國家安全機構的護衛隊──有時多達四十人──跟蹤她上果菜市場或是去看牙醫。
「他們知道你要來。」這是張先玲打開門見到我的第一句話，還對我投以熱情的微笑。
乍看之下，張先玲就是個典型的中國老太太模樣，有一頭整齊的灰色短髮，穿著一條寬鬆的休閒褲和一件拉上拉鍊的亮藍色羊毛衫，渾身散恬靜安詳的氣息。不過，她的外表並沒有遮蓋住那令人敬畏的性格和非凡的韌性。她解釋道，當地警察局曾打電話來，問她那天早上是否要出門，還順道問了她今天是否有客人來訪？也許是一個外國人？她露出一絲滿意的神情，坦白地告訴來電者，她在等一個朋友的朋友──可能是「在外國的中國人」，不然就是「在中國的外國人什麼的」──簡單俐落地總結了我的混血兒背景。這二十多年來與國家安全機構周旋的經驗，讓她學會了使用如此直接又模糊的說話方式。
張先玲是退休的航太工程師，從共產黨在她十二歲那年「解放」中國的那一刻起，她的出身背景就注定了她將被社會唾棄。她出身自清朝高官家族的第八代，生活在祖傳留下的腐朽輝煌之中，其位於中國東部安徽省桐城的老家，迷宮般的傳統建築及園林足足有十一個足球場那麼大。
在張先玲十五歲的時候，整個古老建築院落都被解放軍占領，她和家人則被送到一個舊糧倉。在地主被妖魔化成階級敵人的時期，張先玲的地主階級身分迫使她只能被動地參與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政治運動。她常常是一個旁觀者，偶爾是一個受害者，但從來不是主角，她覺得自己不配參與其中。她強大的原罪意識──憑藉著出身，剝削普通老百姓血汗長大──驅使她在十五歲時，寫了一部自我批評的作品，長度堪比一部小說。然而如今，張先玲親筆書寫的公開信卻有雲泥之別。她和身體虛弱但意志堅強的前北京人民大學美學教授丁子霖一起合作，從受害者轉變成積極行動者，轉變成道德巨人，這些存在都是要凸顯國家違反道德的行為。
這兩位女士因為遭遇相同的不幸而走到了一起。她們十多歲的兒子同樣都於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四日清晨之間在北京被槍殺身亡。她們成為「天安門母親」的創始成員，這是一個由六四死者親屬所組成的先鋒團體，目前已成為中國最接近政治遊說團體的組織。她們的訴求可以概括成三個簡單的詞：真相、補償、問責，每一個詞都對中共領導人拋出最直接的挑戰。
自1995年起，他們每年都會在橡皮圖章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開幕式時，寫一封公開信重申他們的訴求。六月初，他們又再寫一份請願書，提醒中國領導人不要忘了那個被其極盡可能抹去存在的周年紀念日。直至2013年，天安門母親已經遞交了超過十二份的請願書，卻是一個回應都沒有收到。除了進行遊說，天安門母親也身兼偵探，自行整理出一份遭軍隊襲擊的受害者名單。他們煞費苦心地一一確認在鎮壓中喪生的兩百多名受害者的身分。
↑ 王楠
↑ 張先玲
餐桌後面是一個書櫃，整整齊齊地擺放著書籍、磁帶和藥瓶。在與視線等高的一個書格中，放著一個小相框，照片上是他們逝去的十九歲兒子王楠，他露齒而笑，一副天真爛漫的樣子。張先玲拿來一個鞋盒，在裡面翻出了一張又一張她死去兒子的照片。其中一張，他正在笑著。照片中的他將近成年，笑得很開心，戴著眼鏡的雙眼閃著光，因為在一個朋友的生日派對上喝了酒，所以臉紅通通的。她說，王楠是那種儘管不擅長，但仍很愛唱歌的男孩；即使沒有人要求他，仍會每天為老師帶熱水瓶上樓。
在一張與兩個神情嚴肅的哥哥的合照中，他直視鏡頭，露出滿懷希望的純真表情。那時他六歲，高興地眼睛閃閃發亮，咧嘴而笑，露出大大的牙縫。然而在王楠人生的最後一張照片裡，他的表情變嚴肅了。這張照片攝於1989年五月的軍訓營，王楠身穿迷彩服，配米色褲子和布質運動鞋，頭戴解放軍軍帽，一把機關槍很隨興地扛在肩上。那一年，他的班級必須參加軍訓營；王楠對此跟對所有事情一樣全力以赴，當士兵們送給他一條軍用腰帶作禮物時，他好高興。照片中的他，看上去像是一個小孩在玩當兵遊戲。
接著，他的母親拿出一張薄如面紙，很像國營商場裡臉色陰沉的店員不情不願開的那種白色收據。但這張收據的標題卻是「死亡報告書」。下面一個項目欄寫著「死者姓名」，有人在隔壁空白欄位寫上王楠的名字。「死亡原因」則是潦草寫著「槍傷在外死亡」。表格上蓋有護國寺中醫醫院的官用印章。官方機構用了簡單幾句話，就證明了一個年輕生命的殞落。
為了記錄歷史1989年，王楠從鄰近大學區的住處搭乘公車，前往距離天安門不遠的高中去上課，在這半小時的車程中，他意外見識了另一種政治教育現場。公車經過一群遊行的學生的時候，王楠把頭探出車窗外，興味盎然地看著學生們高舉布條，所有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對另一種未來的熱切嚮往。他立志成為一名有抱負的攝影記者，現在是大好機會可以近身見證歷史。
王楠常常利用午餐休息時間，衝到天安門廣場去給學生駐紮的營地拍照。當膠捲用完時，他又跟母親再要了一點錢去買膠捲。張先玲曾試圖警告他不要太涉入其中。但到了五月中，王楠已經完全投身於學生政治活動，還組織一群高中同學參加支持絕食抗議的大型遊行。當王楠帶領一群十幾歲的遊行者時，還不忘警告所有人不要喊太過極端的口號（例如「打倒李鵬！」）去攻擊那位不受歡迎的總理。張先玲認為這是王楠的典型作風。
六月三日晚上，家人的朋友來公寓聚餐。吃飯的時候，主要的談話內容都圍繞在政府如何趕走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當晚，王楠在臉盆裡用手洗了幾件衣物。他睡在隔壁棟的一間單人房裡，剛好從他們家的公寓可以看得到。這個房間是奇怪的公寓分配制度分發給他們的。睡覺前，王楠要求母親，如果明天早上出太陽的話，再把他的衣服掛去陽臺。
「想不到這句話竟成了我們母子倆的最後訣別。」
那天晚上，槍戰開始了，她起初無法置信會使用真的彈藥。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槍聲持續不斷響起，她的懷疑變成了恐懼。她從窗外望向她兒子的房間，看到他的燈還亮著，以為他應該在家。儘管如此，她依舊徹夜未眠，一直擔心著街上發生的事。直到第二天早上，她跑去王楠的房間，才發現他的床沒有人睡過的痕跡。他留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媽，我去找同學了。」
後來，她從一個鄰居那裡得知，王楠身穿軍服，頭戴紅色的摩托車頭盔，肩上背著書包，在半夜的時候溜出去。他那天沒有回家。張先玲每天晚上都熬夜苦等，恐懼攻占了她的每個細胞。親朋好友相繼來陪她，安慰她，他們認為有可能王楠是被捕了。她丈夫還有其他親戚也開始在首都的各個醫院尋找他們的兒子。前後去了二十四間不同的醫院，都沒有找到王楠的身影，但是他們在醫院走廊上看到數十具裹著被單的屍體，其中包括一名裹著腳的老婦人。這十天來日復一日，張先玲沒有收到任何關於她兒子的隻字片語。事實上，她丈夫對她隱瞞了這輩子最大的秘密。丈夫早已得知他們的兒子在六月四日遇害了，但他不敢把這個消息告訴妻子，因為她的悲傷把他嚇壞了。八天以來，他一直保持沉默，擔心真相會使他傷心欲絕的妻子崩潰。張先玲覺得，就是因為她先生一直獨自一人強忍悲痛而傷透了心，從那之後，慢性心臟病一直折磨著他。
六月十四日，大屠殺十天後，張先玲接到了一通她望穿秋水的電話。她兒子學校的一名職員告訴她，有一具年齡和外貌都與她兒子相似的屍體在護國寺中醫醫院。因為其它地方的太平間都滿了，所以就被送到了這家不起眼的小醫院。她到醫院去認屍，果然是她的兒子沒錯。一顆子彈射進了他的前額，再從他的左耳後面出去，射穿了他的紅色頭盔。他的頭上纏著繃帶，看得出有人曾試圖幫他止血救命。她渴望知道她的兒子是怎麼被殺的，還有是誰包紮了他的頭。然而在王楠腐爛的屍體能被火化之前，家屬要先歷經一段令人痛苦難耐的等待期。即使是人死為大，中國的官僚體制仍握有掌控權。王楠的家人等了一個星期後才獲準在六月二十二日火化屍體。
在抵達八寶山革命公墓時，張先玲就發現，大屠殺事件發生已經超過兩周了，公墓前的空地仍擠滿運送屍體的車輛。起初，張先玲擔心自己的悲傷會毀了她，擔心自己會選擇自暴自棄而失去理智。在她兒子的屍體被找到之後，一周內她的頭髮就全都變白了。然後某天她突然下定決心，要重振內心的理智，把痛苦轉化為更有建設性的行動。她想要弄清楚兒子是如何度過他生命的最後時光。畢竟，兒子是為了記錄歷史而死，所以張先玲強迫自己要為了記錄他的死而活著。她原本期待這會是通往解脫的第一步，事實上卻將她帶往了另一個方向。
經過張先玲找到的第一個目擊證人是一名計程車司機。當天凌晨一點三十分的時候，他在天安門廣場西北角南長街和長安街的交叉口附近，當時士兵開始開火。槍林彈雨之際，他目睹一名年輕人衝出去拍照，然後隨即中彈倒地。他後來才知道原來那個年輕人就是王楠。
幾位目擊者跑上前去想要幫助他，但都被軍隊擋住了去路，拒絕任何人接近他。過了一陣子，他被士兵拖到路邊。一個老太太看到他的臉，就跪下來哀求道：「他還是個孩子呢！求求你讓大家去救他吧！」一名士兵轉身對她說：「他是個暴徒。誰敢上前一步，我就斃了誰。」就在這時，兩輛沿著南長街開過來的救護車被士兵攔住。一名醫生從其中一輛救護車下來，但部隊不允許他去幫助王楠以及另外兩名同樣遭槍擊的市民。最後救護車只得撤退，留下傷者在原地淌血。後來找到的另外兩名目擊者，他們也向張先玲證實了這個狀況。
她又花了八個月才找到管道瞭解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
她得知，原來在六月四日早上，有一位吳先生打電話到她兒子學校通報死訊。張先玲循著吳先生在電話中留下的蛛絲馬跡，確認了他在北京一家醫院實習。她追查到吳先生的下落，並寫信給他，希望能與之取得聯繫。她原先並沒有期待會收到回音。突然在1990年一月的某一天，他和一些同事出現在她家。他帶來了王楠的家裡鑰匙還有他的學生證。吳先生告訴她，他和另外兩名同事在鎮壓當晚自願提供醫療支援。他們三個緊跟在部隊的路線後面走。在凌晨兩點時，差不多是王楠受傷之後半小時，他們抵達了他被槍擊的十字路口。王楠倒在路邊不省人事，心跳微弱。三名實習醫生請求士兵允許他們將他和另外兩名受傷的平民送往醫院，但遭到拒絕。他們拿剩下的最後一塊繃帶包紮王楠的頭傷，並幫他施行人工呼吸，但當時他已失血過多，最終在三點三十分宣告不治。那兩名市民也死在路邊。這些實習醫生提議將遺體送往醫院，讓家屬可以指認屍體。軍隊再次拒絕了他們，甚至威脅要逮捕醫護人員。
在離開王楠屍體之前，吳醫生將他的學生證藏了起來，以便確保之後可以讓他的父母知道兒子的下落。清晨六點，吳醫生打電話到王楠的學校通報死訊。死者遺體被扔在事發現場，剛好在一所學校大門口附近。這所學校現在被稱為北京一六一中學，位於長安街，鄰近中國最高領導層所在的中南海。
張先玲從學校的夜間守衛口中拼湊出接下來的事情經過。夜間守衛說，天剛亮，一群士兵就來敲學校的大門。他們借了鐵鍬，然後在學校門口的花壇挖了一個淺淺的墓穴。那天早上，王楠的屍體就和另外兩具無名屍一起被任意埋葬於此。六月四日早上開始下雨，之後連續幾天都有陣雨。六月七日，一股惡臭從之前埋的淺坑中散溢出來，死者的衣服也開始從新翻的土堆中露出來。學校原計畫在五天內重新開學，但大門前埋了腐朽的屍體，著實是個大問題。學校聯絡了當地警方和衛生部門，衛生部門派人挖出了三具屍體。因為年齡和身上的軍服、軍用皮帶，王楠被誤認為是一名士兵，所以他的屍體被送往了醫院，沒有被當作身分不明的暴徒立即火化。
「我漸漸從個人的悲痛走出來，把這種悲痛轉化為追求真實、尋求正義的勇氣，它支持我走過了十幾年艱難的路程。喪子之痛不會淡忘，但『分擔別人的痛苦，也會減輕自己的痛苦』。」
↑ （中）蔣捷連
↑ 丁子霖
在這條路上，丁子霖一直是她的夥伴和精神支柱，丁的十七歲兒子被解放軍從背後開槍。相遇這兩位天安門母親創始人的外表差異很大，性格也南轅北轍。丁子霖體虛瘦弱，渾身散發著悲傷的氣息，手腳不靈活地在公寓裡走來走去，這裡也是她兒子蔣捷連的最後安息處。這套北京大學區公寓很通風，擺著優雅的中國傳統家具和用來做帽架的雕刻圖騰柱。牆上一幅油畫描繪了她兒子的模樣，一個高大削瘦的年輕人，有著陽剛的下巴和自信的微笑，他揮舞著一面錦旗，頭帶著紅色遊行隊伍的頭帶──這個頭帶他相當引以為豪，在火化時也戴著。在旁邊牆上的一張照片中，他跟他的同學們手拉手地從學校走出來遊行，一切彷彿都凍結在時光中化為永恆。
和張先玲的兒子一樣，蔣捷連也對這場運動充滿熱忱，協助組織自己學校的學生上街遊行支持大學生。我的目光被他的遊行同伴舉著的一個紙牌吸引住，那個紙牌寫著黑色粗大的傳統書法字，但標語內容對中國統治者來說卻帶有一種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威脅語氣：「你將會下臺，我們仍會在這裡！」一個刻有字樣的基座上面，放著丁子霖那嚴肅又有著寬闊肩膀的兒子的骨灰，照片的存在像是一種鄙視，彷彿是在責備當年的年輕氣盛。
在人生的最低谷，丁子霖和張先玲找到了彼此。她們透過一個來自九三學社的官員搭上線。九三學社是一個共產黨認可卻有名無實的政黨，其成員主要是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兩人的丈夫也是成員之一。這個以營造政治多元化假象為目的而存在的「橡皮圖章黨」，促成了天安門母親組織的成形，諷刺的是，共產黨對此可不怎麼欣賞。
天安門母親持續不斷地發展，成為中國政府控制之外最早、最知名的草根組織之一。一開始，這兩個家庭只是一起彼此療傷。丁子霖的情況很糟，身體已不良於行，在公寓裡只能靠沿著牆壁摸索走動。六月三日晚上，她曾花兩個小時勸說兒子不要出去。最後，他將自己鎖在一樓的廁所，然後再從窗戶溜出去。不到三個小時之後，一顆子彈射穿了他的背，死了。
丁子霖覺得自己沒有保護好兒子。不斷想著尋死的她，一顆顆囤積起安眠藥。後來有一天，張先玲和丈夫騎著自行車去探望她，漸漸地，這兩位女士開始找到了一個新的目標。
1991年，她們接受香港記者的首次採訪，講述了她們的兒子死去的經過。她們的行動非常勇敢，這是中國境內第一次有人公開六四死者的詳細情況，而且兩人都很清楚公開說明之後的下場。這兩個人後來都被警告噤聲；張先玲被告知她的丈夫可能會被禁止出國參加音樂會。她非常恐懼，決定不再接受採訪。
「我們繼續尋訪，」丁子霖記得張先玲這麼告訴她，「但是對外，妳做一線，我做二線。妳一旦出事，我一定頂上。」張先玲認為，這樣的分工也是為了確保組織存在而採取的務實行動，因為如果兩個人都被逮捕了就沒意義了。她們的運動是有風險的，天安門母親組織成員絕大多數是女性，一部分就是因為男性需要遠離政治確保家庭收入，張先玲還認為一部分也是因為母愛是整個組織的驅動力。
從那天起，丁子霖成了該組織的公眾代言人，她勇敢地面對監視、拘留、騷擾、強迫退休，還有背信棄義的指控，並在入黨三十二年後被開除黨籍。在張先玲還沒準備好再次接受媒體採訪之前的漫長歲月裡，丁子霖獨自背下了這個重擔。丈夫非常支持丁子霖，但在丁子霖被逼迫退休之後，她丈夫也遭遇了同樣的下場。儘管丁子霖身體孱弱，情緒易受波動，但仍以非凡的毅力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這些母親們努力編制了一份政府軍隊槍口下的死者名單，此舉挑戰了共產黨壟斷訊息發布的行為。儘管丁子霖幾乎是在事件後就馬上開始了調查工作，但其他的成員仍是拖到1991年，聽到國務院總理李鵬在電視新聞發布會上的發言後，才開始行動起來。有人向李鵬提問，政府是否會公布1989年遇難者的名單，他回答，「死者家屬不願透露死者姓名，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反政府暴動。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意願。」
好多次母親們好不容易拿到姓名和地址，但找到當地時，卻發現整個社區已被夷為平地，居民們四散不知去向。隨著時間過去，擔心政府報復的情緒以及有關六四的禁忌已成為更強大的詛咒，一些家庭寧願放棄自己的孩子也不願承認他們在那天晚上被殺的事實。
對大多數的人來說，坦克和槍彈奪去了人們的安全感，讓人們以為唯有停止談論過去才能自保，他們轉而支持物質利益至上，並成為掩蓋真相的沉默幫兇。遺忘，是老一輩中國人練就的一項技能；歷史之網被拉得很寬，有時候中間幾十年發生的事會整段消失不見。隨著時間流逝，這種圍城心態造就了一個封閉偏執的世界。
像是她的另外兩個兒子再也不願意回家。她體諒他們，因為他們是為了自己的未來，才不得不跟家庭保持距離。光是跟王楠有血緣關係，就有可能被這個體制懲罰。王楠死後被貼了「反革命暴徒」的標籤，這在他兄弟的檔案中留下了汙點，限制了他們在某些政府機構和學術界的就業機會。
王楠之死的漣漪甚至波及到中國最高領導層：張先玲的妹夫丁關根，昔日中國最有權勢的男人之一。丁關根已晉升到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位子，當時僅有十六個人可以參加政治局會議，他是其中一人。還有一個可能更重要的背景是，他跟時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是橋牌搭檔。外界普遍認為，丁關根就是得利於這層關係，才有辦法自1992年至2002年待在中共宣傳部長的位子上長達十年之久。起初，丁關根對王楠的死感到相當震驚，然而在出席他的葬禮時，卻試圖推卸責任。
到了2004年，她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時，她的妹妹不再和她說話了。2012年，丁關根過世，張沒有出席他的葬禮。六四事件是個很巨大的禁忌，僅僅只是提起一些相關的事，就讓張先玲和丁子霖時不時成為眾矢之的。
每個人都害怕麻煩，害怕混亂，這讓中國領導人找到一個漏洞，順利地合理化這些鎮壓暴行。後來，他們更利用人們對未知事物的恐懼，讓許多人相信暴力是必要之惡，尤其回顧過去這三十多年，共產黨讓中國創造了兩位數的經濟成長，這似乎讓鎮壓更有了合理性。不過大多數時候，外界對這群上了年紀的老婦人觀感還甚良好，部分是因為她們在運作上還是傳統的互助組織，會將捐款（有時高達一年八百美元）撥給貧困或醫療費用負擔過重的家庭。不過更多時候，他們提供的是情感上的支持，讓一些承受著多年隱痛的家庭有個抒發出口。
就在鎮壓發生之後的第五天，鄧小平現身於人民大會堂表彰軍隊的行動，他明確表示，未來若有抗議活動都應該在萌芽時期就扼殺掉。這席話一出，象徵著中國的「維穩時代」來臨。根據可得數據顯示，自2011年起，中國的維穩支出遠超過了國防費用。
對地方政府來說，保持內部穩定意味著要確保沒有大規模抗議，沒有會惹麻煩的異見人士，也沒有上訪者投訴地方政府的作為。從管理的角度來說，「維持穩定」已然是判定官員職涯成功與否的標準之一；用任何必要的方式壓制異議會得到晉升的獎勵，反之，則可能斷送光明的前途。維護社會穩定讓中國額外花了一大筆錢，也因此讓政治、自由和財政變得更為壓抑。
1995年北京主持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時，丁子霖和其夫婿遭到拘留，天安門母親面臨了第一次的重大危機。張先玲早前發誓要當第二線，但她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因為她與外國媒體沒有聯繫管道。為了避開警察的監視，張先玲在北京西北部的紫竹院公園的山頂上召集其他天安門母親成員舉行一次會議。所有人在那裡共同起草了一封公開信，寄給時任主席江澤民，要求釋放丁子霖。丁子霖和丈夫被以「經濟問題」為由拘留了六周，罪名是「重大經濟犯罪嫌疑」，直到當時參加婦女大會的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蕊·柯林頓帶頭遊說，兩人才獲釋。
1998年，當局凍結了留德中國學生大約六千五百美元的捐款。中國領導人從蘇聯及其它共產主義國家的解體中學到一個教訓，那就是非政府組織的影響之大，尤其是那些得到外界支持的非政府組織。政府對外圍群體的恐懼（甚至恐慌），直接為天安門母親帶來嚴重影響。
1999年，天安門母親向最高人民檢察院（一個類似檢察官的機構）提交了一份法律請願書，指控國務院總理李鵬犯下「反人類罪」。至今他們從未收到官方回應。同年的六月四日，一些母親開始在北京西部郊區的萬安公墓舉行悼念儀式。一些六四遇難者的骨灰埋葬於此。多年來，大多是由穿著制服的警察開著警車把張先玲和她的丈夫載送到墓地。在墓地，成員已經學會分辨混雜在人群中的幾十名便衣警察，這群警察唯一的工作就是監督十多名的哀悼者。即使是悼念親人這樣非常個人化的行為，也因為政府的禁令而變得政治化。
1998年是很值得紀念的一年，張先玲成功地在學校外的人行道上她兒子去世的位置，舉行了屬於她自己的小小悼念會。第二年，她被禁止離開公寓。有人在學校入口附近安裝了一個閉路攝影機，就正對著學校門口埋著她兒子的花壇。這是一個專門為她而設的監視錄影器，以防她再次試圖哀悼她死去的兒子。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如此玻璃心，連這樣簡單的紀念行為也會被認為會威脅到中國內部的穩定。母親的喪子之痛極具力量，在當局眼中是一種威脅，所以為保護其他民眾不受到她們悲慟的影響，必須要集中管控她們的哀悼。
「這樣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居然會怕我這麼一個老太太。說明我們這一群人的力量有多大呀，因為我們代表了正義，他們則代表邪惡。所以他們怕我們，不是我們怕他們。」
天安門母親看準當局不樂意鎮壓已經遭逢巨大痛苦的人，她們趁機開闢了一個小空間，然後慢慢擴大這個空間，把重點擴及到人權和政治議題上。一些母親，尤其是創始成員，經常簽署請願書，其中包含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零八憲章》11──這份宣言大膽呼籲政治改革，包含了獨立的法律體系、結社自由和結束一黨統治。在某些異議分子的圈子中，身為前三百名簽名者是一種榮譽象徵。丁子霖在名單中排名第十二位，張先玲排名十三。
她們兩人會加入連署是因為受到中國首位諾貝爾和平獎作家劉曉波的邀請。2009年，他因蒐集連署和六篇他寫的文章，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判刑十一年。劉曉波花了好幾年的時間遊說讓她們獲得諾貝爾獎，這是提高天安門母親地位的方法。他在2008年被拘留的前幾天，還在設法提名她們。丁子霖對此極力反對。她擔心，若天安門母親真的獲獎了，劉曉波可能會出事。她相信共產黨因為天安門事件而對這些母親有所虧欠，欠了她們每個人一條人命，因此不太可能對她們進行報復。
丁子霖說起劉曉波的時候，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怨氣，很像是一個母親在抱怨一個固執的孩子。她曾寫道，他們的關係比血緣還深。她的丈夫蔣培坤曾是劉曉波的論文導師之一，當時劉是以傲慢而火爆出名的文學評論家。許多個下午，當他們的兒子放學回家時，都會看到劉和她的丈夫在公寓裡辯論。但是她和劉曉波的關係一直以來都時不時鬧不和，甚至破裂。
對劉曉波這樣一位執著於責任、懺悔和救贖的作家而言，天安門母親的存在可能更像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自責。他在六月四日促使最後一批學生離開廣場的事上扮演了關鍵角色。六月二日，他與其他另外三人中途加入了絕食抗議，然而，像所有著名的積極參與者一樣，劉曉波毫髮無傷地逃過了鎮壓。據說在大屠殺之後，他心情亢奮、有說有笑，不停地抽菸，甚至騎著腳踏車在城市裡繞來繞去，像是在嘲笑當局。六月六日，劉被人從腳踏車上撞下來，強行拖進一輛廂型車並被送進了監獄。之後，他在秦城監獄坐了十八個月的牢，他形容自己在裡頭「無聊得要死」。
1989年九月，尚在獄中的劉曉波接受了中國國家電視臺的採訪，在採訪中他聲稱天安門廣場沒有人死亡。他後來寫道，他之所以決定在電視上露面，是因為看不慣像吾爾開希這樣的流亡領袖為了將自己塑造成英雄，而誇大了廣場上的流血事件。劉知道當局會在宣傳活動中使用他說這段話的鏡頭，也清楚這有損他的名譽，但當時他覺得這是他的歷史責任。直到1991年從監獄獲釋之後，他才發現自己老師的兒子在那天晚上被殺了。而且，丁子霖已經看過了他的採訪，對他自願做出如此以偏概全的聲明感到憤怒。
「你說你沒看見殺人可以，」她告訴我的時候仍懷有怒氣，口氣尖銳地說，「你怎麼能說廣場上沒死人呢？」
劉出獄後，曾到丁和蔣的住所悼念她們的兒子。當他跪在放著骨灰的底座前時，他為自己辜負了這個男孩而哭泣。他後來出去買花，將花放在骨灰架前面。丁子霖認為這表示他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行為，而原諒了他。然而，她至今仍對一件事耿耿於懷。畢竟，劉曉波的絕食抗議──被市長陳希同在報告裡嘲笑成「鬧劇」──有部分是出於為了讓知識分子從學生那裡奪回一些主動權和關注。無可否認地，這是造成緊張局勢不斷升級的原因之一，最終下場是解放軍對著自己人民發動攻擊。
丁子霖認為，在道德上劉曉波要為她兒子的死負一些責任；如果他說服學生早點離開廣場；如果他沒有號召絕食抗議；如果事情以不同的方式演變，也許她的兒子現在還活著。她的怒火正中要害。
2004年，張先玲首次面臨了自己的人身危機，她和另外兩人一起被拘留。她解釋，這一切都是因為 T 恤。一些香港的支持者寄給她三包印有天安門母親標誌的 T 恤。她還沒來得及打開包裝，就有兩名警察和三名便衣安全人員衝進她的公寓，向她出示了傳票。當她被帶下樓的時候，看到院子裡有三輛警車，她馬上意識到，一直擔心的麻煩真的來到家門口了。她被帶到一個警方拘留中心接受審問，她形容那裡是「三星級的民宿」。她被拍照存證，按指紋，戴上手銬。
警方說她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是一項針對異見人士最通用的罪行。這個消息不但沒有嚇到張先玲，反而讓她反唇相譏：「哎喲！我說你們給我的名頭也太大了吧，你們覺得一個小老太太能夠顛覆國家政權。」她在審訊中發現，負責審問她的田姓官員很在意那些 T 恤，問題的癥結看來昭然若揭。
在當局偵訊的過程中，她被警方拘留了四天三夜。另一位天安門母親則在北京被拘留，同時丁子霖也在無錫市被捕。她們的處境相當令人擔憂，尤其新華社報導聲稱，丁子霖已經招認了天安門母親「在境外組織的支持下從事活動」，逃避海關監管，違反了國家安全法。不過，三位天安門母親遭拘留事件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最後促使她們被無罪釋放。
嚴加管制與放鬆的循環猶如月亮的陰晴圓缺，已成了張先玲生活的永恆課題。她對抗的方式是向監視她的人發起自己的公民教育活動。鎮壓行動二十周年之際，每天有三班人馬來輪班監視，她見機不可失，複印了兩篇她寫的文章，分發給所有警察和便衣，告訴他們：「你們是看著我的，你們都不知道為什麼看我。我給你們點材料看看，你們就知道為什麼要看我了。」她發現，這群人當中有些並不知道六四發生了什麼事，有一個來自警察學院的年輕女學生，甚至在發現自己駐守的原因之後，不屑地放棄了自己的職務。
「我們也沒辦法，」另一個監視員告訴她，「我們都是上頭派的。上頭有病，上頭的腦子進水了。」
光是監視張先玲和其他母親就花了這麼多資源，讓人不禁好奇這個系統到底有多混亂。後來政府還發明出一個讓整件事更荒謬的新招：讓張先玲和丈夫「被休假」。一名警官用提建議的口吻，向他們發布了一道命令：由於安全部隊太過分散，無法好好地監視他們，所以不知道他們是否介意，進行一次短途旅行？兩人便在一名警官的陪同下到西南部的雲南省旅遊，這簡直是一場歐威爾式的度假。這名警官跟他們一起吃飯，待在同一間旅館，甚至幫他們支付所有帳單。如果碰到人，為了不讓這位警官覺得難堪丟臉，張先玲夫婦還謊稱他是自己的朋友。對張先玲來說，這只是又一個超級浪費公帑的例子。不過她也發現，這個方法只需要動用一個人員就能監視他們一整周，讓地方當局有辦法重新指派其他人，去監視其它潛在的威脅，以維持社會穩定。
2009年，一位相對低階的警察出乎意料地主動向天安門母親提議。他與幾位成員接觸，詢問他們是否可能以個人而不是集體的方式來處理賠償問題。他們斷然拒絕這項提議，並視之為要他們閉嘴的企圖。張先玲認為，金錢已蒙蔽了中國人的良知。她的團隊花了二十五年的時間才找到兩百多名的受害者，但她相信，如果政府把錢放在桌上，說這是對受害者家屬的賠償，結果可能會完全不同。
二十五年來的努力，並沒有改變中國政府的立場，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果要說有什麼改變的話，那就是政府更堅定了自己的立場。
2012年，二十年來深重悲痛所帶來的絕望，壓垮了第一個受害者。七十三歲的軋偉林一直是忠實的共產黨黨員，他的一生都在為中國的核能工業工作。他甚至給他的兒子取名為「愛國」。軋愛國是在與女友購物回家路上被士兵擊中頭部身亡。在那之後，軋偉林成了天安門母親的積極參與者，簽署了所有的請願書，然後等待回應。但隨著時間過去，他的希望破滅。張先玲最後一次見到軋偉林是農曆新年的時候，他過世前四個月。他當時陰鬱消沉地問她，是否認為天安門母親會贏得國家任何形式的平反。張先玲向他保證，這只是時間問題。但即便是她，聽到這種這麼多年來千篇一律斬釘截鐵的答案，也已經覺得越來越空洞。然而軋偉林還是點了頭，輕聲低語地說：「你要繼續活下去。」那個時候她沒當一回事，後來才意識到，那可能是在求救。
到了2012年的五月，軋偉林已經好幾天都夢見他的兒子愛國。他的妻子找到一張他寫的紙條，上面寫著他這二十三年來冤屈未得申雪，倍感淒涼。她清楚他的心境，但也知道自己無能為力。2012年五月二十四日，軋偉林向妻子告別，然後走下樓到自己住宅區下方新建的地下車庫去。他在那裡上吊自盡。軋偉林是該組織中第一個以死抗爭的人，為了引發最大的關注，時間選在周年紀念日前不久。震驚又痛心的天安門母親發表了一份群體聲明，「我們欲哭無淚，欲訴無言。」
因為意識到生命的有限，天安門母親開始將自己的內部權力交接給更年輕的母親們，例如死者的遺孀，而非其父母。想藉由將她們推到前線，試圖延長這個組織的壽命。持久作戰過去二十五年來，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舉辦年度守夜活動的地方，當地運動人士的主要訴求是平反六四學生運動。他們呼籲共產黨推翻其早前對1989年運動的論調，將「反革命暴亂」改為愛國運動。這種做法是有爭議的，因為這不僅是承認了共產黨的正當性，還讓它成為歷史的仲裁者。
「我覺得太多中國人經歷了太長的封建時代，看的宮廷劇也太多了，」張先玲告訴我。「他們總希望出現一個聖明君子、一個賢臣良將來輔佐，把這個社會搞得像康乾盛世，或者是貞觀盛世。不可能的。現在不是皇帝時代，是我們自己當家作主的時代。共產黨都承認，人民當家作主，你還把它捧為皇帝，是不是有點思想太落後了？」
當我參加了2013年香港的守夜活動之後，我開始明白為什麼中共政府會對她出現在香港感到緊張。在守夜開始前的幾個小時，成千上萬的人湧進了即將舉行守夜活動的巨大的香港公園。他們很有秩序地坐成一排排，滿懷期待地握著手中的蠟燭，安安靜靜地閱讀著傳單上關於1989年事件的背景。在公園的一側掛著一面巨幅橙色布條，號召群眾「支持天安門母親」，公園周圍散布著小攤位，義賣 T 恤或是為她們募集捐款。最新的 T 恤設計是典型大膽的香港風格，上面有一個手持鮮花的老婦人擋住了一排坦克。搭配文字寫著：「不要讓天安門母親獨自抗爭」。
【第六章：愛國的人】
「我對外國人講，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裡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對於艱苦創業，對於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將要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種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
──鄧小平
高勇爬上樓梯，走出北京亮馬橋站的時候，覺得自己的精神也抖擻了起來。他跟著湧向出口的人潮同步邁進，意志堅決。越靠近抗議地點，來自林蔭大道上激憤的怒吼聲就越響亮。他準備前往1989年以來中國最大的抗議活動現場。中國其他一百多個城市也迴響著類似的怒吼聲。然而，這群示威者──大多都是年輕人──並不是在要求自己的政府擔負什麼責任，相反地，他們團結起來是為了支持中國的外交政策。這種自以為正義的憤怒，是天安門事件的遺緒之一；1989年後，共產黨以民族主義來鞏固其搖搖欲墜的統治正當性。從那之後，在政府當局的默許之下，中國出現的大型街頭示威都有濃厚民族主義色彩，包括1999年為抗議北約（NATO）轟炸位於貝爾格勒（Belgrade）的中國大使館而發起的反美示威活動，以及2005年火爆的反日示威活動。當高勇從地鐵站走出來的時候，變成了一整群人中的一分子，和他們共同向日本抗議。
2012年九月，日本政府從私人手中買下了位於中國東海上具有爭議性的島嶼，這件事立即引發了民怨。這座島礁──在日本稱為尖閣諸島（the Senkaku islands），在中國則稱為釣魚島──目前由日本管理，但日本、中國和臺灣同時都宣稱對其擁有主權。這次的遊行尤其激烈，因為正好發生在國恥日，即1931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華戰爭的周年紀念日。每年的這一天，早上九點十八分整，在高勇位於中國東北部葫蘆島的老家，空襲警報的鳴笛聲都會準時響徹雲霄。
這場反日示威活動是高勇參加的第一場遊行，凡事他都覺得很新奇：像是有志工向示威者分發中國國旗和礦泉水；大街上擁擠的人潮讓他聯想起中國成語「人山人海」；以及遊行隊伍的組織效率。一開始，他被圍在一個臨時劃出來的等待區，有人告知他要等待二十分鐘。一個好管閒事的男人在指揮群眾，表情莊嚴得像是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司令員。好不容易終於輪到高的隊伍沿著大街一側遊行，他們在日本大使館前面稍作停留，先對著使館大吼大叫一陣，然後再繞回大街的另一邊，形成一個小型且受到嚴加控管的憤怒團體。高勇很享受遊行的過程，很喜歡呼喊像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或是「對日宣戰」等口號。他還大唱中國國歌，握緊拳頭振臂高呼「中國加油！」能成為這麼一大群慷慨激昂的年輕人中的一員，讓他感到相當自豪。雖然他只是重複在一條短短的路線上繞了一圈又一圈，仍舊精神奕奕。
不知不覺地過了三個小時，他才發現自己早已腳痠疲累了。北京這些遊行進行到今天其實是第四天了。我一直在追蹤他們的進度。街頭流傳一個說法，據說第一批抗議者是防暴警察，開始有平民加入的時候，他們就退場了。這個說法從未獲得證實。不過政府確實藉由允許一整條大路封閉大半個星期，並在首都實施交通管制方便民眾進行示威抗議，讓他們的聲音──符合政府的立場──能夠好好傳達出去。
我也遇到一群建築工人，他們興高采烈地從建築工地坐著大巴士到抗議現場，花費一整天的工作日來參與示威。當我正看著這個奇觀時，一位中年男子佇足在我身旁。「我不是被組織參加遊行的。」他惆悵地對我說，眼睛盯著那團怒吼的人群看。「這是政府控制、組織的遊行。你不能想去就去。至少大學是有組織的。北京至少有五十萬大學生，如果他們一下子全部出來，那就無法想像了。」
有一些像高勇這樣的遊行示威者，很顯然是自發來參加的。不過當我採訪到一位留著整齊的髮型，肩上披著一面中國國旗的中年男子時，我更加懷疑官方煽動的成分比較高。「你為什麼在這裡？」我問他。「我為自己能在捍衛祖國主權中扮演很小的角色感到非常驕傲。」他圓滑地回答。聊天的時候，我提到了街上有很多的警察。他直視著我說：「你怎麼知道我不是員警？」「我不知道。」我回答，這才注意到他的髮型、舉止，還有一點專橫的樣子和警察有點像。「你是員警嗎？」「別問我。」他說，神情僵硬，環顧四周想落跑。這下，我才發現我們周圍抗議者都是男性，他們身材勻稱，留著相同的短髮。網路上曾充斥著這樣的謠言：在某個城市，有名男子率眾推翻了三輛汽車，這名男子後來甚至被認出是警察。不過這條消息很快就從社群媒體上消失了。整個國家安全機構的全體人員都動員起來了，難怪有人會質疑幕後有個最終的掌控者。
直升機在頭頂上嗡嗡作響，低空掠過一條著名的高級商店街。精銳的防暴警察頭戴鋼盔層層地保護著日本大使館，透過透明的壓克力盾牆小心翼翼地往外看，同時身穿海軍藍制服的武警部隊負責包夾每一群遊行者。每隔十五英尺就有一名身穿淺藍色夏季制服的警察駐守，遊行隊伍中圍起來的區域入口處則有一些面目兇惡、身穿黑衣的年輕人走來走去。即使是安全機構最低階層的人也出動了：街道兩旁站著數百名社區志工，其中許多是老婦人。政府當局大概覺得這裡需要配置多得這麼誇張的人力。雖然整場遊行都是設計出來的，但是這群遊行者發出的怒吼卻很真實。
當我和一位名叫朱澤耀（音譯）的大學生一起遊行的時候，震驚地發現了這一點。他紅著臉跟我交談，吞吞吐吐地透露，他正在大學就讀汽車工程。我問他，他畢業之後想做什麼。「我想要學習建造坦克，去消滅日本人。」他回答，鼻孔噴著怒氣。他旁邊坐了一位身材魁武梧的年輕人，名叫穆培東（音譯），他說他自己的工作涉及網路行銷策略。他舉著自製的抗議布條，上面寫著：「寧可殺光日本人，也要收復釣魚島！」他還領著遊行者齊聲高呼：「對日宣戰！」、「勿忘國恥！」製造國恥「勿忘國恥」這四個字，正是共產黨在天安門事件後，將其政權正當化的核心伎倆。
1989年，共產黨策動解放軍攻擊自己的人民，加速了一場醞釀多年的意識形態危機。六四之後，鄧小平自己就做下結論，他認為共產黨最大的失敗是缺乏思想教育。他在鎮壓事件五天之後，對戒嚴部隊發表的談話中說：「我對外國人講，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裡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對於艱苦創業，對於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將要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種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
這席話揭開了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思想改造的序幕。
在鄧小平的講話之後，教科書被重寫，改變了觀看過去與現在的方式。階級鬥爭已經出局，現在換國恥上場。中國的勝利者姿態已過時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百年來受外國欺凌與半殖民化的受害者形象，唯有依靠共產黨方能從中解脫。
百年國恥始於1842年，英國為結束第一次鴉片戰爭而施壓清朝簽訂的條約；延續到中國被外國列強劃分成不同勢力範圍的時期，之後在1931年殘暴的日本占領中達到顛峰。這樣的屈辱要一直到1949年，共產黨把中國從「半殖民半封建」中「解放」出來才結束。如此一來，國家和黨的利益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愛國等同於愛黨，而對黨的批評會被視為叛國。這種思想是為了否認1989年的示威學生聲稱自己在愛國主義驅使下出來抗議的說法；同時也讓共產黨對學生示威抗議的定調更穩固，一口咬死學生都是受到敵對外國勢力的煽動，意圖推翻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
這群「暴亂的煽動者」被指控接受國外各種政治勢力的財政援助，並透過像是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等外國媒體，積極地「散布謠言、挑起事端、火上加油」。在這樣的背景下，六四之後的西方經濟制裁被視為又一次的恥辱，這在鄧小平眼裡，堪比1900年義和團運動後八國聯軍對中國的入侵。
蘇聯的解體，進一步地讓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認為鎮壓民主運動有其必要。據報導，1989年的總理李鵬在2001年時表示，「自由化的浪潮」已達到危險水平。「如果這種趨勢再持續三年，類似柏林圍牆倒塌的事情就會發生在中國，共產黨會垮臺。」到了1994年，新的愛國教育運動在全國展開，受到師生的熱烈歡迎。以前那些強調階級鬥爭和寄生的資本主義即將滅亡的舊版教科書已經不合時宜了，因為只要學生們往窗外看，就能看到資本主義蓬勃發展，與他們在學校學的一切背道而馳。
將焦點放在國恥雖然更容易讓人接受，卻也是比較陌生的議題；美國政治學家威廉·卡爾拉漢（William Callahan）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查閱圖書時，竟找不到一本1947年至1990年之間國內新出版，關於國恥的著作。後天安門時代的教科書被修改得面目全非，有一些歷史人物甚至從惡棍翻轉成了英雄。一個例子是清朝的左宗棠將軍。他因1860年代鎮壓農民起義而被判為階級叛徒。然而，他後來擊敗了俄羅斯對新疆的入侵，成功捍衛中國領土完整，現在他被重新歸類為英雄。在中國，重寫歷史書籍的濫觴可以追溯回公元前二二一年，一統天下的第一個皇帝秦始皇，他為了鞏固對政治思想的控制，下令焚燒所有學術書籍，只留下他自己的歷史學家寫的編年史。後繼每個朝代都按照自己的目的改寫歷史，這樣的模式一直延續至今。儘管1989年後仍是共產黨掌權，但它對歷史進行全面改寫的大動作，也顯示了它受到廣場上發生的事件有多大的動搖。
黨的愛國教育策略要能確實執行，就必須回頭引用歷史，而且必須嚴加控管引用的方式。歷史上某些時期應該要被忘記──尤其是那些由於錯誤的內部政策造成的創傷，例如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但是，如果痛苦是由外部因素所造成的，這類事件的記憶則應該被保留下來，以確保中國公民一直懷著感恩之心，感謝共產黨領導人將他們從過去的劫掠中解救出來。
在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使節遭清軍殺害之後，英法兩國的軍隊將這裡夷為平地。當年毀壞的遺跡被保留了下來；時至今日，公園裡處處可見碎裂的大理石塊和強調英法兩國重大罪行的標語。用高勇的話說，圓明園的劫難是中國的「皮肉傷」。然而，這種屈辱為中國鋪成了復興之路。「復興之路」實際上是中國國家博物館一個大型常設展的標題，而這個博物館也是宣揚共產黨正統歷史的聖地。在展出的九百八十幅照片中，有一幅是鄧小平在六四之後祝賀戒嚴部隊的情景，這是在場唯一一個且相當隱晦提到六四的資料。不過整體來說，這個展覽的野心要大得多。它的使命是描繪「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復興」，始於「第一次鴉片戰爭」──它是中國共產黨定義的近代歷史黎明。
2012年習近平登上國家主席寶座後，中國新一屆領導委員會的首次亮相就選擇參觀「復興之路」，這趟朝聖之旅具有象徵意義。一行七人嚴肅地站定位拍照，每個人從頭到腳都穿得一身黑，像是在參加喪禮一般。
目前中國與鄰國正捲入領土的爭端，包括了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汶萊和臺灣。事實上，現在中國以 U 型的「九段線」為基礎，宣稱擁有南海近九成的主權。九段線最早出現在1947年中國國民黨政府發布的地圖上。中國政府正在積極主張其領土所有權，它派遣船隻到距離中國大陸一千英里的地方進行演習，其中一次演習距離馬來西亞只有五十英里。
北京奧運在中國，從口號的出現與消失可以看得出政治風向的轉變。這裡流行數字格言，例如「兩個凡是」、「三個代表」、「四個現代化」以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些口號倏忽地在公共意識中來來去去，如船過水無痕。這讓我突然想起了中國夢開始流行起來的五年前，那時鼓吹更宏大的夢想的口號鋪天蓋地，但後來卻幾乎是立刻被拋諸腦後。這個標語當年從二十一萬個候選句子之中挑出來，作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在長達八萬五千英里，環繞世界的「和諧之旅」中，沿路都有人權工作者與西藏支持者在抗議奧運火炬，顯示出這個號稱世界大同的夢想，只不過是個幻想。生活在海外的年輕中國人，看見祖國榮耀的時刻被玷汙而感到憂心如焚，他們開始在傳遞火炬所經過的路線上對抗議者進行反示威。顯然中國夢無法得到太多認同。
這場危機在巴黎達到了頂點，一名坐著輪椅的中國殘奧運動員被迫用他的上半身，阻擋試圖從他手中奪走奧運聖火的尖叫抗議者。現場陷入完全混亂的場面，與北京奧組委所設想的莊嚴景象相去甚遠。中國民族主義者將憤怒的矛頭指向了法國連鎖超市家樂福，在中國的分店外舉行抗議活動，並試圖進行抵制。對外國記者來說，2008年是個混亂不安的一年。
民族主義的導火線可能會被一個詞、一段錯誤的說明文字，甚至可能僅僅是未說出口的詞語暗示給點燃。至少有十名外國記者收過死亡威脅。有一些曾隨政府訪問西藏，當他們返回北京後，一個小時內就接到多達三十通的騷擾電話，即使他們的聯絡資訊並未公開。當時，我與 BBC 駐上海新聞記者昆汀·薩默維爾（QuentinSommerville）共用一間辦公室。在電視直播的新聞發布會上，他問當局將採取什麼措施來保護奧運聖火在西藏的傳遞。為此，他收到了死亡威脅，憤怒的民族主義者認為這個提問話中帶刺。一開始我們對網上的怒罵，例如昆汀應該要「被自己的口水淹死」，並不真的當一回事。然而幾個小時內，我們辦公室的地址就被公布在網路上。我們的中國同事被汙衊為漢奸。這些威脅不再能被一笑置之了。有好幾天我們都在家工作；而我們的中國同事如坐針氈了好幾天。這是我首次見識到民族主義的霸凌威力。共產黨的教育計畫成功塑造了一整個國家的愛國人士，而這種對國家的愛正朝向受政府撐腰的民族主義傾斜。中國這一百年遭受的迫害和中國共產黨的解放行動，讓當代中國人陷入了兩種矛盾的精神分裂情懷中，一邊是自我仇視，一邊卻是自我膨脹。
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是一道分水嶺。隨著中國選手奪金的捷報滾滾而來，原本義憤填膺的民眾轉為充滿勢在必得的驕傲。奧運後的光環撐起了人民的自信。在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世界秩序的過程中，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成為美國最大的外國債權人。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中國不再是「亞洲病夫」。中國年輕人更加肯定，他們的國家應該得到他們認為理應得到的尊重。
如今，愛國主義的教育已經無孔不入地滲透到中國人生活的各個層面。打開電視，會看到日本士兵在戰鬥中不斷地被勇敢的中國戰士打敗。政府對內容的嚴格控制，讓神怪故事、穿越劇、通姦，甚至間諜傳奇之類的電視劇都被各種各樣的審查機構禁止播出，只剩下反日的節目。後來這種情況過於誇張，監管機構只好以「過於戲劇化」為由，限制了反日行動的片段。2004年，與日本抗戰有關的電視節目通過審查的總共有十五部。到2011及2012年增加到一百七十七部。觀眾對反日娛樂的需求反應熱烈，在中國最大的電影製片廠橫店所拍攝的影片中，有三分之一涉及抗日戰爭。有些人甚至把這個電影製片廠稱為「最大的抗日基地」。事實上，反日情緒已成為主流。
當地一家報紙刊登了一篇文章，解說如何成功地充當臨時演員的訣竅，該報稱這些臨時演員為「鬼子」。該報採訪了一位名叫史中鵬的演員，他以跑龍套扮演日本兵聞名。文章提了許多他的建議：「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鬼子』，史中鵬用一句話總結了他所學到的東西：『你看起來越可怕越好。』選角團隊專門挑選那些外表猙獰，看起來有點邪惡的人來演『鬼子』。接受採訪時，史中鵬駝著背，瞇著眼，擺出一副兇惡、卑鄙的樣子，好讓自己更容易被選上角色。」接演日本兵角色的機會多到他應接不暇，最高紀錄是一天要被宰三十一次。不過他也不忘展現政治正確的態度，宣稱自己的夢想是扮演紅軍。
↑ 《建國大業》
↑ 《建黨偉業》
2009年建國六十周年前夕，共產黨製作了兩部轟動一時的電影，動用了數百名中國最具票房號召力的明星，在這部新時代的宣傳史詩電影客串演出。《建國大業》上映後以六千五百多萬美元打破票房紀錄。但這其實一點都不令人意外，因為學校或政府機構強迫他們的學生與工作人員進場當觀眾。影片中鮮少提及階級鬥爭，完全符合當前的政治要求。反之，觀眾會看見電影中的毛主席抱怨，因為資本家實在太少了所以無法買到香煙。當然這是虛構的，毛主席從未說過這番話。
這部電影和2011年的續集《建黨偉業》充斥了許多從未發生過的場景。例如有一幕：1919年，年輕的毛主席提著行李箱在碼頭上，準備和十六歲的鄧小平一起坐船去法國，臨行前他突然改變了主意。這類企圖歪曲國家歷史的做法在網路上遭到大量的嘲笑。然而，當歷史不斷被改寫，要從虛構中梳理出真實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愛國主義教育不僅竄改歷史書籍和大眾娛樂的內容，也改變了國內的旅遊業。
一個雄偉的毛主席雕像，雙手扠腰，俯瞰著一個被夷為平地的巨大空曠的廣場。在我近期一次拜訪中，紀念館大廳擠滿了裝扮成紅軍士兵的人群，每個人都穿著嶄新淺藍色棉質夾克和過膝褲。一開始我以為他們是政府官員，或者可能是接受政府贊助招待的國有企業的職員。結果，他們其實是中國安麗（Amway）的業務，他們因為護膚品和蛋白粉賣得特別好所以獲得了一個紅色旅遊假期作為獎勵。
許多遊客是政府官員或是黨員來參加組織旅遊，進一步瞭解這個黨的文化遺產。晚上，他們會擠進一個最先進的劇院欣賞意識形態正確的百老匯式豪華舞臺劇，例如大手筆斥資五百五十萬的《延安保育院》，內容是關於一群父母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孤兒的故事。
至於購物方面，這裡隨處可買到跟毛主席有關的紀念品，例如毛澤東的香菸或是這位偉大舵手閃亮的金色半身像。延安郊外的小山坡上，每天都會為遊客重現一場對抗國民黨的戰鬥。若再多花幾塊美元，遊客甚至可以穿上戲服，加入擊敗國民黨軍的行列。這是一場精心打造的表演，包括大量槍林彈雨的背景聲、一輛古董坦克，最後還有一架生鏽的飛機沿著溜索滑下來作為結尾。
毛主席革命大本營當代的形象，讓人看出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在過去六十五年裡可以改變多大。在那裡的一個沒人注意到的會議大廳裡，有一幅1940年的橫幅標語，寫著早日實行民主。毛主席本人曾主張多黨民主，但他在掌權之後就放棄了這樣的立場。
在一個毛主席曾住過的窯洞，有一個跟著村委會一同來參觀的老人對政府的腐敗感到氣憤，忍不住在這個共產黨聖地破口大罵。「現在有八千萬黨員」，他說，「我覺得其中一半都該死。如果每一個縣級或縣級以上的官被行刑隊打了，我不覺得有無辜流血的。」甚至是在國家博物館的「復興之路」展覽中，訪客留言本上也潦草地寫滿了對共產黨史觀的公開異議。博物館對歷史一直粉飾太平，在關於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僅用了一張照片和三行文字就描述完畢，關於六四的歷史也是用相當隱晦的方式處理。對那些曾經歷過黨的群眾運動的人來說，這樣的刻意留白顯得相當刺眼。
一位憤怒的遊客寫道：「『復興之路』的歷史視角有大問題！」另一位遊客則評論：「展覽上幾乎沒有關於大躍進或文化大革命黑暗的血淚史。在建設完復興之路後，這個國家需要正視自己的歷史，避免重蹈覆轍。」
這樣的評論與在中國政法大學執教的學者叢日雲的擔憂不謀而合。2005年，叢教授獲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到耶魯大學做一年的訪問學者，在那裡他目睹了中國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產生出乎意料的後果。他發現對新到的中國學生來說，讓他們看見既有歷史的其他觀點，並不會讓這些學生心智大開，反而會進一步加強他們既有的信仰。學生們通常會認為美國教授根本不懂中國歷史，甚至認為美國教育在兜售錯誤資訊，是西方主導的陰謀之一，目的是要阻止中國崛起。這些學生中有許多是中國的菁英，他們浸淫在愛國主義教育中，受到的影響極為根深蒂固，完全無法接受對中國歷史的不同解讀。他們經常與教授起爭執，課程討論常淪為激烈的爭吵。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人到海外留學，這種事情變得越來越普遍。
2006年，麻省理工學院深陷一場爭議，有兩名教授在激怒了幾位中國學生之後收到仇恨郵件和死亡威脅。這兩名教授在「視覺化文化」（Visualizing Cultures）的多媒體課堂上使用了一張超過一百年的古老日本木版畫，描繪1894年中日戰爭的場景。圖片顯示一名日本士兵揮著劍，準備斬首一名跪在地上的中國戰俘。後面坐著一排排的中國俘虜等待受刑，圖片前景則是其他中國囚犯綁著辮子的頭顱在血泊中滾動。光是因為這張照片，中國學生就指責約翰·道爾（John Dower）以及宮川繁（Shigeru Miyagawa）這兩位教授支持日本軍國主義和種族主義。
事實上，道爾在線上課程的文章上描述了這些木刻版畫是如何被用來激發日本新興的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意識。他稱這幅版畫所呈現的「異常可怕的場景」，是「對中國人的蔑視」，並批評其暗含了種族主義。然而，中國學生憤怒激起得太快，有些人甚至根本懶得去讀這篇文章，斷章取義地只轉貼了網站上的圖片，然後就認為這坐實了他們所抱怨的冒犯行為。在一場協調會中，中國學生要求校方道歉，永遠關閉網站，並取消相關的學術研討會。對學院來說，這個事件威脅到了麻省理工學院教育使命的核心價值。先後在麻省理工學院及耶魯教中國歷史長達二十五年的彼得·佩德（Peter Perdue）教授更直言批評。他在一封致中國學生的公開信中表示，「他們違反了公民言論自由和講究尊重的基本學術規範。作為未來的中國領導人，他們有責任開放自己的思想，讓中國變得更強大，而不是沉溺於有害且狹隘又自以為是的義憤。」最後，網頁被撤下，以便添加更多的脈絡說明，然後再重新恢復網站。
2012年九月，叢教授看到遊行的人手舉著毛主席的肖像，他認為這正好是個討論這位偉大舵手在領土爭議上的真實立場的好機會。毛澤東非但沒有如這群年輕的示威者所想那般採強硬路線，反而將有爭議的中國領土割讓給了鄰國，包含北韓、俄羅斯、蒙古和越南。叢教授打破了學生們的幻想，卻因此付出了代價。他在課堂上提到，1953年毛主席執政時期，《人民日報》甚至還刊登了一篇文章，稱這個位於東海的爭議島嶼是琉球列島的一部分，含蓄地承認了它們屬於日本領土。學生們為此向校方舉報了他。校方把他叫來解釋自己的行為。
說回到早先的反日抗議。高勇加入了那群人潮後，他發現自己也跟著聲嘶力竭地高喊「對日宣戰！」、「抵制日貨！」他在午餐的時候向我坦承，他實際上並不支持這兩個主張，但他已經被抗議的新奇和人群的情緒沖昏了頭。事實上，高勇堅決反對與日本開戰，因為他相信只會帶來災難。至於抵制日貨，他也認為沒必要，因為市場力量讓中國產品對國內消費者越來越有吸引力。他有點不太好意思地承認，他自己的相機就是日本品牌，因為中國的相機還沒那麼好。另外他也很樂意繼續銷售日本車，雖然他個人認為德國車和美國車的品質更好。高勇的態度似乎與許多大眾的反應相同；反日示威之後，日本對中國的汽車出口數驟降了百分之八十。但是過了幾個月，隨著這股熱潮逐漸平息，日本汽車出口又漸漸回升，因為像高勇這樣的中國消費者太過務實，不會讓政治一直阻礙他們做生意。
在亮馬橋站的外面，有示威者撈起愛國的煎餅攤位老闆捐贈的雞蛋，見獵心喜地砸在日本國旗上。當人群對著日本大使館投擲雞蛋、番茄和瓶裝水時，旁邊的中國防暴警察竟然袖手旁觀，這讓高勇很震驚。其中某些警察甚至還被那些沒丟準大使館門的「兇器」波及而受傷。北京以外的地方，一些抗議活動演變成了聚眾暴力事件，攻擊的目標甚至還包括被視為漢奸的中國人。在西安，一名中國司機從車子裡被拖出來，即使他一直大喊，「我也是釣魚島支持者，我也是反日的」，人們還是拿著沉重的自行車大鎖往他頭上砸。他只是因為開的車是日本車豐田花冠（Toyota Corolla），就被打得頭破血流，幾周之後仍不能正常說話。
這些憤怒的群眾在青島對一間豐田廠房和國際牌（Panasonic）的工廠放火，在其它地方則將日本百貨商店的商品洗劫一空，並攻擊日本餐館。中國國營媒體批評暴力事件，但卻對示威活動表態支持，並拿美國的愛國主義教育來做類比，猛烈抨擊西方將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妖魔化成洗腦。
然而，就在高勇參加抗議的隔天，集會突然就停止了。不到幾天的時間，原來壯觀的場面就像是某種集體幻覺。直升機在頭頂盤旋的同時，真的有成千上萬的人沿著這些交通管制的街道遊行嗎？日本大使館大門上的黃色汙漬是足以證明這件詭異的事情真的發生過的唯一證據。
學者汪錚認為網路放大了年輕民族主義者的批評聲浪，如今已經成為了影響外交決策的因素之一。「中國政府發現它變成了自己愛國教育運動的受害者。它的選擇非常有限。讓步變成了弱點，甚至是一種新恥辱，所以強硬是它唯一的選擇。」
1989年後，中國共產黨把賭注押在民族主義上，用這種方法來擴大政府的掌控權，分散人們對政治改革的要求。但他們用這場賭局投資的下一代如今逐漸長大成人，最後反而可能回過頭來動搖共產黨的掌控權。
「這是讓人發洩的一種管道，」高勇說，「老百姓產生了這麼大的情緒。如果你不讓他表達，那老百姓會反過來說這個政府太無能了。」
【第七章：當官的人】
「學生絕食還是不絕食，來一萬個人還是十萬個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趙紫陽支持學生。學生鬧得越兇，鄧小平就越有理由。如果學生都回去了，鄧小平就沒有理由了。鄧小平調軍隊來的時候，並不是學生最多的時候，學生大部分已經回去了他才調軍隊來。」
──鮑彤
↑ 鮑彤
鮑樸看到來接他父親的車是一輛陌生的黑色轎車，他立刻明白，彼此將會有好長一段時間再也見不到面了。他的父親鮑彤是中國非常重要的官員之一：他曾是五人領導小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秘書、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亦是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的得力助手。到了這個時間點，趙紫陽的改革派陣營和保守派之間的高層政治鬥爭已經塵埃落定，趙紫陽輸了。時間是1989年五月二十八日，趙從公眾視線中消失已經超過一個禮拜。
鮑彤接到一通電話，傳喚他出席政治局常務委員的緊急會議，卻命令他不要使用自家的車和司機，當時全家人都知道他回不來了。車子在他面前停下，鮑彤轉頭看向他的妻子蔣宗曹，「不知道以後什麼時候再見面。」他簡單地說完，就坐進了黑色轎車，身旁陪同的兩位公務員也跟著上車坐在他旁邊，然後車子就開走了。鮑彤被載到領導層的所在地中南海，但卻不是平常舉行政治局常委會議的那棟大樓。會見他的人是共產黨組織部部長宋平。這個單位負責人事事務，擁有巨大的權力。
幾句開場白之後，宋平深深嘆了一口氣，「學生要準備搞你。學生都在注意你，你得換個地方。」不久之後，會見結束。宋平親自送鮑彤出門，最後攥緊了他的手護送他上另一輛車：警車。鮑彤坐上去之後，左右兩邊又各擠了一名衛兵，說是這樣才能保護他的安全。車子蜿蜒地穿過北京，為了避開擠滿抗議者的街道，拐了一個又一個的彎，到後來鮑彤完全迷失了方向。然而打從一開始，他就很清楚這一趟的最終目的地。車子穿過郊區，駛向北京外圍的山區。當車子終於停下來時，鮑彤下了車，穿過兩扇巨大的金屬門來到一個大廳，那裡已有三個人正等著他。「以後你的名字叫八九○一。」其中一名男子告知他。鮑彤藉此推斷他應是當年第一個被關進秦城的犯人。之後會陸陸續續有其他人進來，包含學生領袖張銘。
鮑彤被帶到一個小牢房，裡頭有一張桌子、一張凳子和一張由兩個鋸木架上平放一片木板而成的單人床。不過沒有門，只有一個開放的出入口，前方擺著一張桌子，兩名衛兵就在那裡二十四小時站崗。第三名男子坐在桌子前，負責每分鐘記錄一次囚犯八九○一的動作：一點零一分：坐著；一點零二分：坐著；一點零三分：站起來。到了牢房後，鮑彤躺在床上。他既不害怕也不緊張，反而異常地感到輕鬆。他逃避不了被逮捕的命運。一旦確定入獄，一直懸在心上的重擔就落地了。他一直等待的一切都成真。他的未來已經不是他所能掌控的，所以可以放下了。在這樣的想法中，他安然入睡。當他醒來的時候，有人送來了晚餐──兩份素菜和兩片水果。這表示他被特殊對待，因為即使是重要的囚犯，其他人也只得到一片水果。
當天半夜的時候，他聽到針對自己的調查已經開始了。不久之後，他開始用老方法進行司法請願。他先是寫信給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名義上他仍是政治局常委的秘書。他辯稱自己受到的拘留是非法的，因為沒有任何法律文件能證明他違反黨章、憲法和法典。他從未收到隻字回音。那天傍晚，鮑彤的妻子接到一通電話。電話那頭說，因為現在的局勢相當混亂，為了安全起見，她的先生正被照管中。她接下來這段時間就不要指望他回家了。她知道他在共產黨手上，但不清楚他被關在哪裡，判以何種罪名。過了兩年多，家人才終於知道鮑彤的下落，再過了一年，黨才準備審判鮑彤。
幾個小時之內，他的世界就完全天翻地覆。那一天早上起來的時候，他還是全國最重要的官員之一，到了晚上卻淪落為一個沒有權利、沒有前途，甚至連名字都沒有的階下囚。
這間麥當勞可以俯瞰昔日作為夜間鎮壓軍隊集結地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也是鮑彤最喜愛的見面地點。在所有為1989年事件坐牢服刑的囚犯中，鮑彤是最高級別的政府官員。他已成為良知的象徵。自1994年從監獄獲釋以來，他的地位一直是模稜兩可。目前他算是過得很逍遙，卻又不自由，後面總是尾隨著一群沉默人士。
鮑彤在1949年共產黨上臺掌權的六周前入黨，當時他還是個十六歲的上海學生。他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長大，那時的共產黨還是非法組織，它的名字總是跟危險綁在一起。第一次聽到「共產黨人」這個詞是在他五歲的時候，他的家人低聲地談論著一個鄰居因其政治立場被帶走，再也沒有回來過。離鮑彤家不到幾百英尺的樓房，恰好是中國共產黨1921年召開第一次會議的地點。好多年來他都不曾發現這件事，因為共產黨一直都非常的神秘低調。
鮑彤接觸政治接觸得早，一位叔叔給他訂了一份政治性雜誌，從雜誌中他學習到民主和自由的概念。到了十三歲的時候，共產黨已經開始試圖吸收他成為黨員。共產黨素來偏好招收還很懵懵懂懂、具有可塑性的新人。當時鮑彤拒絕了這項提議，因為他還想要完成學業。三年後，1949年，他收到了第二次的入黨邀請，這時距離上海落入共產黨之手只有幾周的時間。這一回他同意了。
他的面試過程宛如一部間諜電影。他被命令早上七點的時候到上海某公園散步，胳膊下還要夾著一份《大公報》。他必須要找一位同樣帶著《大公報》的聯絡人，這個人會來向他問時間。鮑彤要回答：「我沒戴手錶，但我想現在大概七點鐘左右。」這次的交流精準地按照計畫進行，當天結束後，十六歲的鮑彤就成了管理他高中一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負責人。六個禮拜後，共產黨接管了上海，這代表他的正規教育結束，黨政生涯開始。少年鮑彤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去沒收那些被列為戰犯者的房子，其中包括逃往臺灣的前總統蔣介石。總共有三十三間房子要被扣查，然後要移交給即將進駐的軍隊。在接下來的四十多年，鮑彤一直是黨裡面的人。從改革到入獄1980年代末期，很盛行「改革」，而鮑彤就是改革計畫的核心人物。
鄧對改革提出的精簡機構概念，與趙的觀點卻並不怎麼契合，後者想要減少黨在經濟和社會事務中的作用。因此，為了贏得鄧的支持，鮑彤必須小心行事。在接受記者米歇爾·科爾米耶（Michel Cormier）採訪時，鮑彤形容鄧小平變化莫測。
1986年至1987年的學生運動受到抑制，改革派胡耀邦被免去總書記的職務後，保守陣營取得了勢頭，開始發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自由派改革者和保守派陣營不僅在經濟策略上有巨大的分歧，在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上也沒有共識。
1989年四月，當學生們走上街頭時，兩陣營的緊張關係達到了一個新的高點。在如何處理學生問題上，趙傾向採取和解的方式對話；令人群情激憤的四二六社論發表的時候，他正在北韓進行國是訪問。為了緩解緊張局勢，他後來去遊說修改社論。許多元老對趙的這個動作感到不可思議，他們擔心這會損害鄧小平的形象。鮑彤在描述政府高層的心態時，他形容當時派系之間劍拔弩張，瀰漫著彼此不信任的氛圍，任何有關這些問題的討論都變得不可能。那個時候，他已經和趙紫陽共事九年了，他們之間的默契超越了言語。鮑彤表示，他們從未討論過對學生運動要採取什麼立場。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到五月底鮑彤入獄之前的這段時間，他參與了其中一些相當重要的時刻。他為他的領導趙紫陽擬的演講稿，為其倒臺起了關鍵作用；黨後來指出，趙在五四周年紀念會上發表──由鮑彤所寫──的意見是一個轉折點。鮑彤在初稿中寫道：「中國不會出現動亂」，他的領導又在上面加了「大的」，變成「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這句話被用來對付趙，指控他在領導層內部製造「兩種聲音」。
趙紫陽決定在五月十七日寫辭職信時，他跑去找鮑彤。趙紫陽剛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回到家，情緒還很激動，他在會議上表達了他反對戒嚴令的看法。「我告訴自己，無論如何，我都拒絕成為動員軍隊打擊學生的總書記。」當時，除了鮑彤，房間裡只有另外一個人，總務室副主任張岳琦。鮑彤想確認趙紫陽是辭去中共黨書記的職務，還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第一副主席。趙回答，兩個職位都辭掉。鮑彤擬了一張便條，趙提交了。隔天，他卻被說服撤回。也是在那個時候，鮑彤和屬下開始為注定發生的悲劇做準備。趙告訴他，總理李鵬指控他洩露國家機密，這是所有指控中最嚴重的一項。不過，鮑彤從沒考慮過離開中國；無論是當時還是將來，這都不是他會贊同的選擇。
「我告訴他們──在十七號晚上──我說大概會受審查的，如果人家審查我的時候，你們不要衝動，要冷靜。」與此同時，趙紫陽請了三天病假。在這段等待的日子裡，鮑彤覺得自己的命運正在慢慢逼近；所有出路似乎都成了死胡同。他一如往常地繼續工作，然而接下來的日子已經與平常大不相同了。他坐在自己的辦公室，卻沒有文件需要簽署。沒有人來徵詢他對政策決定的意見。也沒有人來訪。鮑彤忿忿地想著有人指控他洩露國家機密；這樣的控告並不單純。他的辦公室成了政府陷入危機漩渦的風暴中心。鮑彤也開始讓家人做好最壞的打算。他仍日以繼夜地到辦公室工作，每周一天回家吃晚餐，並拿取乾淨的衣物。
儘管如此，鮑彤還是難以相信他的上司和導師──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最終可能會成為政治犧牲品。這聽起來像天方夜譚。鮑彤到趙家老宅去拜訪病假中的趙紫陽，發現他臉色蒼白，身體虛弱。鮑彤謹慎地措辭，他們的談話因此充滿了無法公開表達的暗語。「我跟他說，『你好好休息吧，過兩天──過一個月──你去打高爾夫吧。』」後來，趙紫陽以熱愛高爾夫為藉口離開四合院。他被軟禁在這個四合院長達十五年，直到他2005年逝世。兩人自此一生不再相見。他們被禁止見面。
趙紫陽過世的時候，鮑彤還被禁止離開公寓參加葬禮。甚至在一次扭打中，鮑彤的隨扈將他的妻子推倒在地，弄傷了她背部的一塊骨頭，住院了三個月。有人認為，他出席如此高調的老改革派和異見人士的聚會風險太大。六月四日之後，北京市長陳希同發表演說，指責鮑彤洩露即將實施戒嚴的消息。當時，鮑彤已經入獄，不過還未有針對他的正式指控出現。1992年當他受審時，被指控洩露了一個未指名的「重要國家機密」，卻沒有任何詳細說明。鮑彤本人一直否認這項指控，他堅稱自己並不知道會實施戒嚴。儘管如此，他還是被判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這場作秀公審只開了六個小時，之後他被判處七年徒刑，單獨監禁。
鮑樸人生的第一個回憶是他三歲時候的事。他和他的爸爸、姊姊、爺爺奶奶站在火車站，他一想到要坐火車，就興奮得不得了。小鮑樸並不知道，當時他們的旅程是所謂的境內流放。那一年是1970年，他的父親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中數以百萬計的受害者之一，被貼上了「走資派」的標籤。經過了幾個小時的旅程，火車停在一個看起來陰森森的車站。一家人被趕到一間房子，房子太黑了，小男孩還以為是一個山洞。鄉下漆黑的夜晚嚇得他大哭；這時電燈設備還沒有傳到這裡來。
接下來四年的時間，全家都要在這個河南小村莊度過，而鮑彤要去一個菸草農場接受「再教育」。對他的年幼兒子來說，這是一段自由的田園生活時光，他和祖父母住在一起，跟一群雞和狗在村子裡跑來跑去。鮑樸年紀還太小了，無法理解政治命令如何分裂了他的家庭。他的母親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曾是一名地下共產黨員，她被委以監視同學的任務，也被送去接受再教育。上級指派她到江西省，與她的家庭分隔兩地。
鮑彤自1954年起就在組織部工作。他的頂頭上司就是鄧小平。鮑彤的導師安子文把他訓練成一個人體電腦，有辦法記住三千名黨員的簡歷，然後還可以馬上將他們所有細節都背出來。這個記憶的超能力也許可以解釋，為何他還能生動地回憶1989年的事，儘管他兒子說他的記憶已經不復以往。
到了1989年，鮑彤與鄧小平打交道的經驗已經有三十五年了。鄧小平曾三次被毛主席打倒，又三次重新掌權，成為最終的政治倖存者。鮑彤深知，鄧小平是促使胡耀邦下臺的主因，他肯定會把學生要求評價胡耀邦的呼聲視為對自己權力的挑戰。鮑彤也意識到，他的領導對學生的同情態度可能會被解讀為對鄧小平的不忠。鮑彤警告當時二十二歲的大四學生鮑樸不要參與其中。兩年前，鮑樸就曾參與學生運動。這一次，他被明確告知──鑒於他父親的立場──他的參與可能會對更全面的政治力量產生負面影響。年輕的鮑樸心中充滿理想，並沒有聽從警告。滿腔熱血與好奇心拉著他每天往天安門廣場跑。
瞭解政權的本質也成了鮑樸的志業。他經營新世紀出版社，這個香港出版社已經成了北京的大麻煩。鮑樸形容他的使命是要填補中國歷史的「空白」。這個事業的萌芽與發展，都歸功於中國政府的審查制度，而他的使命感格外突出，很大的程度上也受到他父親處境的影響。為此，他出版了幾十本無法在中國出版的書，包括一本描寫暗殺中國國家主席的驚悚小說，一本早年輸給毛主席的挑戰者的回憶錄，還有一本最讓北京跳腳，是關於最近菁英政治鬥爭的內幕報導。在鮑樸眼中，歷史並不在於事件的大範圍表象，而在於更細微的細節上。
他出版了多部回憶錄，以近乎考古的方式爬梳1989年六月四日之前發生的事。他已經很擅長藉由出版前遭受的騷擾程度，來衡量他的每一本書對共產黨構成的威脅的嚴重性。儘管他的總部在香港，其自由受到「一國兩制」的保護，不過從他的經驗可知，過去這十七年來這個承諾被削減得多嚴重。鮑樸最大的獨家新聞是在沒有受到中國恐嚇的情況下發布的，因為他設法將其保密到2009年發布的那一刻。
這個大獨家就是趙紫陽死後出版的日記，根據這位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被軟禁期間的秘密錄音整理而成。就連趙家的人也不知道，他一直用孫子孫女童謠的錄音帶來錄音，然後將一些錄音帶交給值得信賴的朋友保管。2005年趙紫陽過世後，一位朋友捎訊息請一位家族成員搜查一下房子。不久後，他們找到了一堆錄音帶。然後鮑樸說服他們，讓他把這些素材編入這個死後才出版，關於領導層內部秘密鬥爭的書裡。這本書包含了趙紫陽寫給中央委員會的一封措辭激烈的信，他在信中稱自己受到的軟禁是「對社會主義法治的粗暴踐踏」，違反了黨章。
儘管官方對六四的立場從未動搖，那些曾經支持戒嚴的人現在卻都處心積慮想與那個決定保持距離。最近一個例子是前北京市長陳希同，外界普遍認為，他那份關於學生構成危險的危言聳聽報告，是促使鄧小平實行戒嚴的原因。但在2012年鮑樸出版的一本書中，陳希同試圖推卸責任，辯稱鄧小平並不是那麼容易被操縱的人。在試圖逃避責任的言談中，陳希同將自己塑造成藏而不露的自由主義者，並稱鎮壓是「一場本可以避免，也本應該避免的令人遺憾的悲劇」。
陳希同後來因為貪汙被判刑坐牢十六年。有些人認為他是權力鬥爭的受害者。在這本書的對話中，他選擇將自己描繪成1989年政權的傀儡，顯然認為這樣比做一個決策者受到的攻擊要小。例如，他堅稱自己沒有參與編寫那份證明政府鎮壓正當性的長篇報告。就連有時被稱為「北京屠夫」的總理李鵬，也盡其所能地撇清責任。
鮑彤曾想在2010年出版他的天安門秘密日記。日記中，李鵬試圖將這個決定的責任全然地推到鄧小平身上。他還聲稱，解放軍是出於自衛才開火。鮑樸出版李鵬回憶錄的企圖，激怒了中國政府。在該書出版前，一群中國高層官員組團飛到香港，嘗試說服他放棄這個計畫。回到北京後，警方每天都打電話給他的父親，要求他影響兒子。有一段時間，香港黑手黨成員甚至參與其中，警告鮑樸說他踩在危險地帶。
最終在出版前幾天，鮑樸取消了這本書的出版。當時，他告訴報紙，因為一些版權問題讓他別無選擇。但當我們談到此事時，他卻告訴我，取消出版的主因是日記已經在網路上洩漏了。從那之後，他很後悔沒有出版這本日記，因為網路版本沒有文本分析也沒有上下文脈絡，這意味著這本日記被嚴重輕忽了。
對他的父親鮑彤而言，李鵬日記中有幾行文字，完全改變了他對二十五年前發生的事情的理解。
我很好奇為什麼李鵬的日記會讓他如此震驚，所以我開始閱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兩個段落明確暗示，鄧小平甚至在學生運動勢頭增強以前，就一直在找機會想要將趙紫陽趕下臺。日記中，鄧的橋牌之友丁關根（天安門母親張先玲的妹夫）向李鵬提到，一年前鄧小平曾和李先念就趙紫陽的「一些問題」進行了交談。
「小平同志當時已看清楚，趙是搞自由化的人，盡早非下臺不可，但由於影響太大，一時又找不到合適人選，所以下不了這個決心。今年一月份，小平同志同你講話，講了『格局不變』，就是還不要動趙紫陽的意思。」第二段又提起了於另一個場合也出現過類似談話。在鮑彤看來，這些紀錄證明趙紫陽在1989年以前就已經是個關鍵人物。
鮑相信，鄧把學生當工具，藉機趕走他指定的接班人。「他必須找個理由。學生鬧得越兇，鄧小平就越有理由。如果學生都回去了，鄧小平就沒有理由了。」照鮑彤的推論，共產黨領導層與學生之間的緊張關係逐步升級，可能不是因為一個處於分裂狀態的政黨處理不當所致，而出於一種深思熟慮的策略。
「學生大部分已經回去了他才調軍隊來。」然而，卻很少人注意到其中有一句話透露出一些憂慮。
四月二十三日，李鵬寫道，他擔心中國可能會陷入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但我對如何處理當前的混亂，也苦於沒有辦法。在這時，尚昆同志建議我主動找小平同志請示，他也一同去。」22這句話並沒有寫明兩人當天是否真的去找鄧小平。但如果真的見面了，這件事卻沒有出現在鄧的官方約見行程表中。鮑彤開始好奇那天是否真的有開會，而鄧在那個會議上是不是吩咐了李鵬如何處理學生運動。如果這場秘密會議真的存在，代表整個決策過程可能完全跳過了黨，進而削弱了決策過程的正當性。不過這一點都不重要。因為很快地，黨機關被無視了，鄧小平的資深支持者也開始參與決策過程。
這七個星期所發生的事，其實是一場由老家長鄧小平策劃的政變。在這場政變中，他繞過國家機構，推翻了自己選擇的黨領導人。但其中最主要的爭議在於，後世如何看待歷史。鮑彤覺得歷史太仁慈了，人們只記得鄧是中國改革的建築師；他認為鄧在六四的角色，指出了一個更複雜的事實。「最重要的是中國人需要知道他是個獨裁者。」
1989年六月四日，當太陽在北京市中心的戰區升起的時候，鮑彤人在監獄，對外面發生的事一無所知。然而，當他的《人民日報》遲遲沒有寄來時，他開始心生懷疑。在接下來的兩天，新聞報導都持續遭到封鎖，他心中的懷疑變得更加篤定。六月七日，他終於收到了一份報紙，這份報紙他越讀越害怕。「看到這個，我想的就是鄧小平開槍把共產黨打死了。」從鮑彤的角度來看，六月四日晚上發生的事決定了現代中國的命運，它注定了後來中國所有的重大弊病，包括猖獗的腐敗、對政府的嚴重不信任、普遍的道德危機以及控制一切的安全機構。政府決定向自己的人民動用武力，這個決定傳達出一個明確的訊息，那就是暴力是可以接受的工具。
「既然上面可以這樣，下面為什麼不能這樣？因此在六四以後，儘管沒有大天安門，有多少個小天安門？每天都有多少小天安門？」
與過去不同的是，現在發生的小天安門通常會被網路直播，不滿的受害者只需要一支智慧型手機就能在網路上傳送證據。
2012年，一名村民一直抵制某條新公路修建，他被輾碎的屍體照片在網路上瘋傳。據一位目擊者指稱，那位村民一直躺在壓路機前面，大喊著：「你有膽就把我壓了！」照片中，村民的其中一隻手卡在壓路機的兩個前輪之間，而在車子的前方是他四溢的腦漿。在另一個側面照片中，他穿著薄棉鞋的腳在輪下清晰可見。同樣聳人聽聞的案件越來越多，關於官方無恥貪婪的報導更是火上加油，微博上瀰漫著一股末日氛圍。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比起實際使用暴力，更常使用的是武力的威脅。然而近年來，使用致命暴力驅散抗議活動的報導，變得越來越普遍。尤其北京當局正努力應對西北部維吾爾族地區日益增長的民族不滿情緒，還有西藏人將他們的絕望轉變成自我犧牲，為了對抗中國的控制，已經發生了超過一百多件的自焚事件。
早在1989年，由於當時西方政府對中國實施制裁，對抗議活動的暴力鎮壓起初造成經濟成長的崩潰。鄧小平對黨內部經濟步伐不同調的持續爭論感到心灰意冷，1992年，他再次無視自己的黨機構，進行了南巡，開啟了三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期。今日，許多年輕的中國人將中國的繁榮歸功於當年的鎮壓。事實上，自1989年以來，可支配收入增長了十七倍。然而這些收益並沒有得到平等的分配，城市居民的收入至少是農村居民的三倍。
1989年以前，雖然也存在著收入差距，但是農村收入的增長速度優於城市。此後，經濟模式發生了逆轉，差距擴大成了一個裂口。1978年到1988年之間，農村收入以每年超過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超過了GDP的增長。但從1989年到2002年間，這個數字放緩到每年僅百分之四，不到GDP增長的一半。如果共產黨原本希望用錢打造城市的穩定，它也成功地使農村的不平等加劇，把中國農民變成了次等公民。遏制趙紫陽的政治改革也對農村造成了更大的衝擊，因為改革在農村走得最遠。
對鮑彤來說，實行經濟改革卻沒有同時進行政治改革，是很危險的做法。國有企業隨後在沒有適當的監督下被解散，造就了以太子黨為首的盜賊政府，侵占人民財產的總額，遠遠超過了引發1989年某些抗議活動的裙帶關係和謀取暴利的行為。
「多好聽啊。實際上，是把老百姓的東西叫做國營企業，把國營企業交給當官的，又將當官的變成億萬富翁。」
美國彭博社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親屬投資公司，總資產達三億七千六百萬美元，不過倒是沒有發現習或他的妻子有任何具體的不當行為。在後續報導中，彭博社將重點聚焦在中國革命領導人「八老」兒孫輩積斂的鉅額財富。調查發現，2001年光是其中的三個人──王震將軍的兒子王軍、鄧小平的女婿賀平、陳雲的兒子陳元──所領導的國營企業就有高達一萬六千億美元的資產，超過中國年度經濟產出的五分之一。
《紐約時報》調查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家族成員斂財的深入報導更是轟動一時，後來還獲得普立茲獎，卻也使得《紐約時報》在中國境內遭到封鎖。這份報導追蹤了公司和監管紀錄，結果查出溫家寶的親屬控制了至少二十七億美元的資產。甚至連溫家寶現年九十歲、曾是一名普通教師的母親，五年前的身價竟高達了一億兩千萬美元。他弟弟有一家公司，曾從政府手中取得價值超過三千萬美元的合約，負責處理廢水和醫療廢棄物。而他的妻子則管理後來私有化的國營鑽石公司，建立自己的財富王國。
圍繞著溫家寶的謎團之一，是他在1989年的露面。當時他臉色蒼白、假裝不動聲色的樣子站在趙的旁邊陪同一起看望學生，這是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現身。作為一個最終的平衡者，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不僅成功度過這場政治危機，還繼續在黨內不斷步步高昇到總理的位子，讓人一度期望他會是一個默默推動改革的政治家。然而，在他的任期內，他都在口頭上表示有必要進行改革，但幾乎沒有什麼實質上的作為。鮑彤認為，像溫家寶這樣曾與他有共同理想的人，最終在經濟混戰中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一位著名的律師許志永，他被控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莫須有罪行遭到拘留。他真正犯的罪是要求官員們申報他們的資產，這似乎很符合政府想通過捉捕「老虎」和「蒼蠅」來打擊貪腐的既定目標。然而他卻被逮捕了，連同其他反貪腐活動人士，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入獄。
不僅要求公布資產的呼聲變得危險，光是建議共產黨應該尊重國家憲法也成了可疑的活動。黨發行的刊物上開始有文章指出，憲政的概念只適用於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而且是企圖推翻社會主義的陰謀。將西方價值觀視為威脅的想法變得非常盛行，甚至2013年四月開始有許多黨員收到一份暱稱為「七個不要講」的文件。這七個禁忌話題包含禁止談論「普世價值」、公民社會、司法獨立和對共產黨歷史錯誤的批評。甚至試圖參加日內瓦聯合國人權機制（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mechanisms）培訓課程的活動人士也被禁止出國，其中一名活動人士在機場被拘留後失蹤。
政府自己的統計數據其實並不重要，因為它們都是偽造的。重要的是要安撫民眾，確保他們對領導人保持信心，這樣他們就可以繼續花錢而不會出問題。這是一種犬儒的策略，要利用龐大的有名無實的計畫，掩蓋內部腐敗。
【第八章：成都】
「成都人並沒有被北京的大屠殺給嚇退，反而被激怒。然而，由於缺乏獨立的媒體來放大他們的聲量，使得他們短暫的怒吼之聲在空氣中消散。儘管成都市發生了一些最令人震驚的暴行，但目擊證人卻沒有跟任何人提起。」
──林慕蓮
胡耀邦逝世後，成都的抗議活動與北京遙遙相應，只不過時間上晚了一些。天府廣場的第一場悼念活動是在胡耀邦過世後兩天舉行，並在五天後變成一場大規模的示威。到了四月二十一、二十二日，這裡已經出現了多場大型示威遊行以及少數的逮捕行動，但成都的罷課與絕食活動卻要到五月十五日，北京的學生已經開始絕食的幾天之後才開始。那時成都多所大學都上演著抗議活動，入夜之後特別強烈。
金鵬程（Paul Goldin），這位賓州大學的中國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學學習中文的美國學生。從他的角度來看，學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讓體制從裡到外變得更純粹，他們並不想推翻共產黨，反而希望黨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諾。當時的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魏然（Jan de Wilde）也持相同的看法。「我覺得他們並不知道自由和民主在中國或其他國家真正的意義是什麼。他們基本上還是在一黨制的體系內（運行）。」他遇過的中共官員都對學生甚感同情，部分是因為改革派領導人趙紫陽在當地很受推崇，趙紫陽在擔任四川省黨書記的時候率先推動了開創性的經濟改革。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議行動的轉捩點。
當時超過千名的警察與大約兩百名學生扭打成一團，警察在清場過程動用棍棒和皮帶毆打學生。研究現代中國歷史上社會衝突的美國博士生裘蒂·魏曼·凱利（Judy Wyman Kelly）認為，那晚的暴力清場刺激了這場運動，甚至讓大學當局的態度轉為支持。原本學校都鎖上校門，不讓學生參與示威。魏曼·凱利起初對學生抱持懷疑，認為他們的支持基礎太狹隘。但她注意到警察對學生的殘暴行為激起了群眾的同情。
隨著抗議活動的開展，人們感受到一股樂觀與希望，相信群眾的力量可以帶來改變。就連官方1990年的《成都年鑑》關於動亂的記載裡，也提到了群眾情緒的轉變，並指出有近幾十萬人在警方行動之後走上街頭，還有多達一千七百名的學生參加絕食抗議。成都變成了遊行參與者的聚集點，他們從四面八方的其它地區蜂擁而入，甚至有遠至西部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團來參加抗爭。
抗議期間，四川政府甚至象徵性地拍了電報，將學生的訴求上達給國務院和黨中央，委婉表達了對學生的同情。五月十八日，官員與學生會面談話，並訪視了絕食的抗議者。在北京實施戒嚴之後，成都的抗議活動逐漸削弱。絕食抗議喊停，當地居民對於繼續在毛主席雕像下靜坐的少數學生也漸漸失去了興趣。到了六月初，還在抗議的民眾寥寥無幾，鎮壓似乎變得越來越沒有必要。局勢看不出有惡化的跡象，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魏然甚至要按原定計畫離開成都，參加騎犛牛的旅行，卻在最後一刻突然取消。
六月四日早上，北京天安門廣場清場完畢之後，警方接到命令要去驅逐成都天府廣場的抗議者。事實上大部分的人已經自願離開了，只剩下大約三百名的學生還留著。據官方說法，在一個半小時的平和驅趕行動中，又有五十一名學生離開。但在幾個小時之內，充滿雜音的英國廣播國際頻道（BBC World Service）以及美國之音卻傳來了北京的殺戮消息，於是數千名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頭。
這次的群眾運動展現出堅定的團結與無畏的勇氣，街頭的抗議者清楚知道軍隊在北京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火。數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遊行，他們舉著哀悼的花環和標語，上頭寫著「我們不怕死」、「六四屠殺，七千人死傷」、「打倒獨裁政府！」
當第一波的示威民眾遊行到武警部隊面前時，局勢變得一觸即發。群眾的攻勢被警方擋了回來，武警開始用警棍毆打示威者。現場登時爆發為全面戰鬥，抗議者用鞋子、磚頭、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們能夠取得的東西回擊武警部隊。直到一些學生頭上綁著被染紅的毛巾，臉上鮮血直流，蹣跚地穿過校門口時，人們才開始發現大事不妙。
在成都科技大學任教的美國夫婦丹尼斯·瑞（Dennis Rea）及安妮·喬納（Anne Joiner）決心要親眼見證現場狀況，他們夥同美國友人金·奈嘉德（Kim Nygaard）及另一位來自西方的朋友，騎上腳踏車一起前往衝突現場。他們從一群抓著石頭、瓶子與鑿子的示威者身邊經過。越往毛澤東雕像那區去，情況越是混亂，催淚瓦斯辛辣的臭氣在街上翻騰，手榴彈的爆炸聲震耳欲聾。數千名圍觀者堵住了道路，但每隔幾分鐘，一聲新的爆炸就讓他們驚慌失措地往後撤退。這四名外國人繼續挺進，直到他們開始擔心自己的安危。接著，他們瞥見一個正在治療傷患的小診所。抗議群眾手拉著手，在人海中圍出了一條通道，讓前線的傷亡人員得以被護送到診所。
在這二十分鐘內，瑞不斷看見受傷的人被送來治療。帶著相機的奈嘉德則跟著喬納一起受邀進入醫院內。她的鏡頭拍下了那一天的恐怖氣氛。當救護人員緊繃著臉從廂型車上抬出一名傷患，公園長椅上卻還躺著另一名受傷男子，雙腿沾滿了鮮血。診所內長椅上的受傷民眾，頭上裹著白色的繃帶，顯然是武裝部隊針對頭部毆打的證據；在最令人鼻酸的一張照片裡，一個男子摀著滿是鮮血的頭，淚流滿面雙眼大睜，眼裡淨是恐懼、震驚及不敢置信，白襯衫的領子與肩膀全被頭部傷口的血染成了紅色。
丹尼斯·瑞在他的回憶錄《生活在紫禁城》（Live at the Forbidden City）中描述，他看到一群人發現了一個沒怎麼偽裝的警察。「憤怒的群眾立刻揪出了他，像成群的老鷹一般撲向他，在我們眼前殘忍地將他踩死。這種嚴厲的私刑讓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顯示了人民對警察有多麼反感。」儘管如此，瑞和喬納並沒有覺得這群對著他們大聲歡呼的群眾有任何威脅。真正讓這對夫婦感到震驚的是他們目睹的大量傷亡人數，包括一位不幸的水果攤販，他的頭被劈開，只因為他在錯誤的時間把車停在錯誤的地點。
到了六月四日下午，警方開始向群眾投擲催淚瓦斯。一名曾在廣場附近被捲入衝突的中國老百姓告訴我，他聽到廣場附近人民南路上的警察局向群眾開火。一位共產黨員被街上的暴力衝突嚇壞了，偷偷跑到醫院去蒐集警察暴行的第一手資料。他小心翼翼地記述了三十五名受害者的狀況，大部分都有名有姓。報告提及，至少有一名學生在醫院死亡，還有六人被開槍射傷。大多數的傷亡者都遭到暴打，例如一名潘姓學生被打到腦震盪、全身水腫和多處軟骨損傷。
潘在病床上，氣若游絲地描述了他被警察打傷的經過，「當他們抓住我時，我已經倒在地上了。他們在我的手臂上用腳猛踢，我的雙臂被踩得又腫又爛。然後他們把我拖了幾十米遠，交給了後排的警察。他們對著我又是一陣毒打，又把我拖至一邊的草地上，用腳踢我的肚子，用拳頭擊我的臉部。我昏了過去。」當他甦醒過來時，又被人用電擊棒痛毆，直到他聽到一名警醫說：「他的瞳孔已經放大，再打恐怕就沒命了。」
警察隨機對旁邊圍觀者施暴，例如一對兄弟從公共廁所回家的路上被打得不省人事。
政府當局也沒打算遮掩發生的事，相反地，他們倉促地印刷《成都騷亂事件始末》，試圖藉由發布官方版本來淹沒公共輿論。僅僅一個月後，第一版的印刷量就衝到了七十萬冊。根據這本平裝書的說法，這場成都的暴力衝突共造成了八人死亡，其中兩名是學生。書中寫道，有一千八百人就醫，其中一千一百名是警察，不過大多數人只是輕傷；三百五十三人入院接受治療，其中警察兩百三十一人、學生六十九人、其餘民眾五十三人。
不過維基解密公布的一份美國國務院電報顯示，實際死亡人數可能更高。該網站引述醫護人員的說法，僅一家醫院就有七人死亡。而四川大學一名長官透露，已證實有九名學生死亡，還有更多學生失蹤。美國領事官員告訴《紐約時報》，至少有一百人受重傷被抬出廣場。其中一份美國外交電報提到，截至六月六日，已有三百人死亡。最近公布的一份來自北京的英國外交電報也提到了相同的估計數值。
然而，有些人認為這個數字可能是誤將死亡和受傷人數混為一談。另一份英國外交電報則提及了一家新聞通訊社的報導，稱成都自六月六日以來又有一百人死亡。然而這些數據至今未得到證實。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憤怒的群眾放火焚燒任何屬於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車和警車。群眾向廣場附近一個毆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擲石塊、磁磚和汽油瓶，最後還引爆火勢。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場」──一個占據了整個城市街區的國有市場。據官方報導，剛過午夜，一個流動消防指揮單位和三輛消防車到現場支援，卻被群眾擋住了去路，還被他們放火攻擊。到了凌晨，市場已經化為灰燼，附近一家電影院也遭遇同樣下場。
有消息流傳，政府利用一些奸細挑撥離間，例如把罪犯從監獄放出去縱火，藉此敗壞學生運動的聲譽，並為鎮壓行動提供藉口。還有傳言說，有些攤販提前知道了這個計畫，設法先行搬移了他們的貨品。弔詭的是，政府自己的宣傳照片就證實了這個說法。
在《成都騷亂事件始末》中，有一張照片顯示，一整排的警察正幫忙商店老闆將成箱的存貨搬下大樓的臺階，搭配文字說明寫著：「武警戰士協助商店轉運物資，避免歹徒焚燒。」照片的場景看起來完美有序，絲毫沒有不安的氛圍，也沒有任何火勢正在逼近的跡象，例如有煙霧或火焰等。甚至照片拍攝地點是不是在人民商場也不清楚。就連現已退休的前美國總領事魏然也聽說過人為蓄意縱火的傳言。
↑ 《成都騷亂事件始末》其中一頁照片
魏然是一個溫文儒雅的人，熟習中文和歷史。當我們在他的瑞士小屋見面時，他明確表示，他對成都的記憶很模糊，記得的主要是他的領事職責部分，例如庇護美國公民和組織遣返事宜。不過他記得，似乎有很多人認為火災是蓄意縱火。據《四川日報》編委估計，此次商城火災造成的損失達一億人民幣。但無論如何，這場商城大火對政府當局來說都是一場宣傳戲碼。刑事損害成了鎮壓學生運動的重要理由。
從《成都騷亂事件始末》這本書可看出，國家如何迅速地編出一種新的故事去質疑學生的動機。這份資料將示威者妖魔化成「流氓」或「歹徒」。它寫道，「歹徒的罪惡行徑暴露了他們真實的面目。以人民商場被燒為轉折點，成都街頭的輿論開始從一邊倒轉為對歹徒們行為感到疑問。
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覺醒來看到了不可思議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煙的公車，現場出奇地安靜。而且唯獨國家的財產遭遇攻擊，政府大樓的每一塊玻璃都被打碎，而旁邊的私人企業則毫髮無傷。現場沒有警察出現。就連交通號誌也停擺了，就好像政府一夕之間突然從公共生活中完全消失一樣。當太陽升起之後，街道上擠滿了人，一開始是好奇的路人在拍攝殘骸的照片，然後漸漸地聚集了越來越多的抗議者。
政府當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
一份解密的美國電報指出，武警部隊的人數遠遠不及民眾人數，他們為確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樓。每一次武裝部隊試圖出擊的時候，都因驚人的群眾數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爾向人群投擲幾顆煙霧彈。
六月五日晚上，通往毛澤東雕像的人民路上再次擠滿了抗議群眾。晚上九點左右，金·奈嘉德和人群在一起。正當她與其他歐洲旅客在交換這幾天各自經歷的故事時，他們聽到一聲爆炸聲，奈嘉德認為是槍聲。他們跑回自己下榻的飯店──錦江賓館，那裡也是美國領事館的所在地。但不久之後，飯店的保安就關閉了大門，將尋求避難的人群拒之門外。奈嘉德憂心如焚，擔心外面的人會被逼進的武警部隊殺害。她拜託保安讓更多人進來，但保安拒絕了，並命令她回自己的房間。
她從走廊的窗戶觀察情勢，發現恐慌的群眾變得越來越具攻擊性。頃刻間，群眾開始猛烈敲擊飯店的大門。她聽到樓下大廳玻璃破碎的聲音，她害怕飯店可能會被燒為平地，於是決定向美國駐成都總領事尋求庇護。魏然的辦公區就在飯店後面。她發現那裡已經聚集了十五名西方人，他們用家具堵住門，並在浴缸裡注滿了水。外面傳來一陣嘈雜的噪音，被困住的外國人爬到陽臺上看看外頭發生的事。
事實上，無論是外籍人士抑或美國領事館，都不是襲擊飯店的人的目標。翌日，魏然在電報上說，有傳言稱當晚還會有更多攻擊發生。傳言的攻擊行動並未如期發生。但其他外籍人士認為，許多中國年輕人面臨了嚴重通膨和經濟困難的問題，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們把這些東西當作目標。說到底，這些官員拿來招待親信的時髦國營飯店，就是腐敗和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的象徵，而這正是北京和成都抗議活動的引爆點。
與此同時，在飯店的另一邊，抵達的武警部隊以殘酷的方式恢復了秩序，他們在飯店院子裡圍捕了數十名抗議人士。一名西方遊客在電子郵件上描述了她從五樓陽臺上看到的情況。這名女士因為還要跟中國打交道，所以要求匿名。她看到了大約二十五個人跪在院子裡，頭朝下，雙手綁在背後。他們先是被推倒在地，然後衛兵圍著他們走來走去將近一個多小時。最後，指令下來了。這時「穿黑褲子白襯衫的人上來用鐵棍把那些人的腦袋敲碎」。景象慘絕人寰，她嚇得在浴室嘔吐。幾天後，她逃離了中國。
目擊者包含一名原先在上海學中文的年輕澳洲人珍·布里克（Jean Brick），她剛好在那天抵達成都，因為她非常想瞭解在成都發生的事。當天早些時候，她從火車站走到飯店的路上遇到一群當地人，他們氣沖沖地說，前一天有四十人到七十人被打死，其中包括那名被盛怒的群眾踩死的警察。
從魏然那裡返回自己的房間時，布里克目擊到一群囚犯的處境，這群人被關在大門旁邊的一間小警衛室裡。她在給國際特赦組織的證詞中描述了事情的經過，「抗議的人一個一個被拖出警衛室。士兵們圍成一個圈，人挨人。圈子中間有幾個士兵用棍棒打那些抗議的人。打完之後，那些人被抬或拖回警衛室。完全無法判斷那些人是否還活著。」她還記得有看到警察躲在路旁的灌木叢或梧桐樹後面，然後突然跳出來抓住不知情的路人，這些路人遭到毆打，隨後被帶回警衛室。清晨的時候，她看著武警把他們毆打的那些人拖出警衛室。
當金·奈嘉德從領事處回到她的房間時，她從窗外看到一個奇怪的景象。在昏黃的燈光下，一堆堆沙袋疊放在飯店的院子裡。她還在納悶那些沙袋是做什麼用途時，突然注意到有一個沙袋在動。她不寒而慄地意識到，沙袋裡裝的其實是躺在地上的人，他們手被綑綁在身後。她僵在原地，看著武警將其中一名囚犯的手臂捆在背後。
「我記得非常清楚，因為當時我在想，『天吶，他們那樣做會把那些人的胳膊弄斷的！』很明顯那完全是蓄意把人弄殘的。」她告訴我，「現在想起來還非常痛苦，非常非常難受。你知道可怕的事情正在發生而你卻在旁觀。當時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我一定要留下來做見證。」最後，她被一名站在身後的中國警衛強行送回房間。但在此之前，她先看到兩輛卡車駛入，武警人員開始裝載那些人體。
「他們把人扔進卡車裡，就像在扔垃圾，」奈嘉德說，「我不記得還有人尖叫。沒有任何聲響，只有人摞在人身上的聲音。肯定有死掉的人。即便有人還活著，他們也不可能在人堆中存活。太恐怖了。」
另外四名目擊者也描述了同樣的場景。珍·布里克說，這些人體被吊上卡車，「就好像他們是一塊塊的肉。」
五樓的西方遊客寫信給我說，「我太震驚了……他們把人扔進卡車，就像在扔大袋的馬鈴薯。我不確定他們是不是都被打死了，但很多肯定是死了。腦漿流到地上，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人不可能存活。」
另一位目擊證人在話語中多次使用「屍體」這個詞來形容那些卡車上的軀體，但他謹慎地說，自己並沒有看到任何表明這些囚犯已經死亡的跡象。
最後一名目擊者則在證詞中直截了當地說，「被那樣對待的人不可能還活著。」他們看到被扔進卡車的屍體數量，估計大約落在二十五到一百具之間。至於那些被毆打者的身分，除了他們的衣著，幾乎沒有其它什麼線索。一些人戴著學生用的白色頭巾。其他人則像工人一樣，穿著白襯衫和海軍藍的褲子。
大清早卡車開走之後，珍·布里克走到前門，看見地上遺留了三十到四十雙的塑膠夾腳拖鞋，就是工人、農民和無業遊民經常穿的那種拖鞋。美國外交官對這些拘留的情況是知情的。他們在一份電報中描述的狀況與那些目擊證人提過的類似；當時有兩百名戴著頭盔的武警和五十至七十名的便衣警察部署在錦江賓館。一個小時之內，他們恢復了旅館區到對街岷山飯店區域的秩序，逮捕了「大約三十名在外面或院子裡捕獲的搶劫犯。飯店保安一一確認這些人的身分。這些被拘留者被迫身體曲前地跪在地上一個多小時，然後他們的手被反綁在背後，臉朝下，直直地被人往地上推倒。後來他們被扔到人民武警部隊的卡車上載走」。電報中沒有提及暴力事件，可能因為發報者覺得大使館的通訊不夠安全。
在《成都騷亂事件始末》中，有一段提到了拘留事件。書中提到，當武警抵達飯店時，「歹徒」已經砸碎了大廳裡的一些大花瓶，以及飯店大廳商店裡昂貴的燈具、玻璃門和玻璃窗。一個布告欄和地毯著了火。這段資料描述了「經過半小時戰鬥，當場抓獲七十多名歹徒」。
至於官方的暴行，《四川日報》則以讚許的口吻提到，「截至六日凌晨五時，在犯罪現場抓獲一批歹徒，其中一個手持鋼桿的歹徒瘋狂頑抗，被我幹警當場擊傷，有力地打擊了歹徒們的囂張氣焰。」據另一份官方報導的說法，住在旅館的外國人很高興看到武警恢復了秩序，他們「熱淚盈眶」表示感謝。在美國領事館避難的那些外國人沒看到暴力事件，不過第二天就有人告知他們了。
其中一人是奧地利人類學教授卡爾·胡特爾（Karl Hutterer），他在離開中國後向《紐約時報》投書。刊登出來的文章標題為成都有自己的天安門大屠殺。他指出，控制示威者並不是政府的主要目的，因為「受害者即使已經倒在地上，仍然遭到毆打，並被軍人踐踏；醫院被禁止接收受傷的學生（至少有一家醫院的一些員工因違抗命令而被逮捕），在暴力鎮壓發生的第二天晚上，警察還阻止救護車值勤。」
胡特爾堅信，武警的行動是為了消滅學生運動。他同時對旅館遭自發群眾襲擊的事件存疑。他指出，幾個小時前，飯店工作人員曾警告住在那裡的一些外國人說，旅館將受到攻擊。在投書文章中，胡特爾譴責美國官方「謹慎批評」的立場是不夠的。各方估計的死亡人數差異很大；美國外交官謹慎地估計死亡人數在十到三十人之間。但他們自己的電報（以及英國的電報）都估計死亡人數達三百人。這個數字得到胡特爾的認同，也同樣出現在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中。報告還指控，相關單位下令秘密處決異議分子，並監禁了全國約一萬名與抗議活動有關的人士。
中國否認了所有的指控，稱這些指控「毫無根據，毫無道理」。
我在成都時碰巧認識了一位名叫唐德英的老婦人，她花了二十五年的時間，努力地想為1989年的暴力衝突弄清真相。她被國家傷害過兩次，在1989年的事變之後，快速的現代化又將她的家鄉改變得面目全非。她現在是一個沒有土地的農民。為了給新成都讓路，她的田地被徵收，房子被拆除。但她那不服氣的下巴和堅毅的眼神，讓人明白這位女士不容小覷。
唐德英波折不斷的人生始於1989年六月六日，她十七歲的兒子周國聰在騎著自行車返家途中失蹤。唐德英再也沒見過兒子活著回來。有人告知她，他因違反了宵禁而被警方拘留。幾個月後，另一個被拘留者告訴她，她兒子遭拘留的第二天就被警察打死了。從這件事開始，唐德英不斷地想為兒子索求賠償，找出真正的兇手。然而，她的努力卻被官方敷衍了事，官方對她兒子的死因提供了各種無法令人滿意的解釋：他不接受審訊，所以他坐下來然後死了；他被其他被拘留者打死了；他是病死的。這十一年來，唐德英拒絕接受這些無稽之談。然後有一天，警察突然莫名其妙地認錯了，交出了她兒子屍體的照片。這張照片拍得很模糊，看上去是一位年輕人的頭和肩膀。他躺在水泥地上，很不合常理地穿著一件一塵不染的白襯衫。鼻孔和嘴角邊有血塊凝結，鼻粱上還有一塊很大的瘀傷。雖然有一邊的臉被陰影遮住，但仍看得出他的臉部浮腫不堪，一隻眼睛微微地睜開。他的母親一看到照片就暈倒了。她兒子命喪黃泉卻如此死不瞑目。
多年來，唐德英的日常生活成了在絕望的現實中擠出一絲絲希望的朝聖之旅，為一樁二十五年前的謀殺案尋求正義，她必須千里迢迢地從警察局跋涉到法院。這位七十多歲的老婦人曾五次到北京上訪。每一次都被遣送回家。她曾被警方拘留、毆打、兩次被關在鐵籠裡，還有長達兩年的時間，家門外都停著一輛警車。甚至可以說，唐德英這個人締造了許多的就業機會。在政治敏感時期──例如鎮壓周年紀念日──就需要二十個人來輪班監視她。月薪大約是一千元人民幣，外加一日三餐。她對這群監視人員的態度通常很直接；她罵他們是「狗娘養的」，斥責他們拿「髒錢」，並且想辦法盡可能地甩掉他們。
她後來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因與1989年死亡事件相關而獲得政府賠償的人。
2006年，她接受了一筆七萬元人民幣的撫恤金，然而這筆錢名義上卻是「困難補助」，藉此迴避了官方應負的責任。當唐德英接受這筆錢的時候，她很清楚政府要她停止上訪。但她拒絕配合。
來自英國獨立電視新聞（ ITN ）的攝影採訪小組幾乎蒐集不到任何資訊。當他們試圖採訪四川大學的學生時，團隊成員被逮捕並驅逐出境，理由是他們持旅遊簽而非記者簽。在被捕的前一天他們抵達現場，順利拍到暴動後的一些鏡頭；其中一名記者弗農·曼（Vernon Mann）還記得有看到燒毀的車輛和一面牆上的彈孔。他們一直待在錦江賓館；曼說，他並未看到任何奇怪的地方，不過有注意到當地員工都很冷漠，甚至有些粗魯。他們後來也發現，西方記者與當地中國人之間的接觸變得困難重重，甚至危險。在曼和他的組員被驅逐出境之後，他們在當地請的翻譯也被逮捕了，入獄服刑了幾個月。他獲釋後，英國採訪團隊寄了一些錢給他。當他去取錢的時候，又立即被關回了監獄。
至於來自西方的目擊者，則因他們所目睹的暴行而飽受創傷，大多數的人一開始只想著要盡快逃離中國。在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國家之後，他們之中許多人接受了媒體採訪，並與人權組織取得了聯繫，例如珍·布里克、金·奈嘉德還有卡爾·胡特爾做的那些事，但是外界對北京以外的事件興趣缺缺，使得他們最後也放棄了爭取公眾關注的努力。西方媒體也有把整件事敘述得更為簡略之嫌；北京以外所發生的事情大部分都被忽略了，因為缺乏資訊，而且也很難確認事件的確切經過。中國老百姓對警察以及北京的士兵實行的暴力行為經常被淡化。畢竟，這些都不太符合西方對追求自由的學生對抗專制國家的故事的偏好。
儘管多年過去了，外國目擊者對錦江賓館院子裡暴行的描述卻驚人地一致。事實上，這些人彼此未曾謀面，而且根本不知道還有其他人也看過同樣的暴力行為，但卻說出了完全一樣的故事。
整件事可能永遠無法真相大白。
二十五年來，「忘記歷史的技巧」在成都實踐得相當成功。那些試圖公開記憶的人，例如譚作人，都被送進了監獄。如今唯一的線索，反而是政府最初想拿來掌控說法而自己放出的事件官方版本。所有宣傳一旦發布就無法再收回。現在已被掌握到的那條唯一線索，與那些中國政府無法掌控的材料，例如外國目擊者的描述和美國領事館的外交電報，兩方擺在一起看的時候，彷彿兩個平行時空一樣。儘管如此，我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在那個飯店院子裡被殘忍毆打的七十幾人中，有多少人還活著。目前只知道，北京的死亡人數以及成都的死亡人數都超過了政府承認的數字。具體數字沒有人知道：成都政府說有八人死亡；美國外交官估計約十到三十人；從飯店窗外目擊經過的人相信有幾十人，甚至有些人說在他們眼前被打死的人高達一百位。這只是1989年眾多不為人知的故事之一。在這方面，中國政府改寫和抹去歷史的功力，實在可怕得嚇人。
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還有多少被遺忘的受難者？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