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第5~8章）】
【作者】林慕蓮（Louisa Lim）
【譯者】廖珮杏
【類型】歷史、政治
【出版日期】2019/05/08
【個人推薦】?????
【博客來】
三十年前，他們懷抱熱血與夢想，試圖改變中國。
三十年後，他們仍是國家的敵人，人生支離破碎。
中共企圖以恐怖與謊言消滅真相，但曾經的暴行與傷痛不會被人們忘記。
1997年，九月，被軟禁已經長達八年的前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向中共高層上書，希望在21世紀結束前、迎向新世紀的關鍵時刻，針對「六四」事件重新評估，實事求是，還給這群愛國學生一個公道，摘除「反黨反社會主義」這項莫須有的罪名……
直到今天，又過了二十多年，六四屆滿三十週年，中國政府對六四的態度不但沒有改變，反而益加蠻橫、粗暴，企圖以鋪天蓋地的手段，將這段歷史從人民的記憶中徹底抹去。封鎖新聞、竄改教科書、對異議人士人身自由的箝制、全面性的新聞與網路言論審查、在敏感日期對天安門廣場進行監控，給予服從妥協的人就業保障與升遷管道等等，種種在自由民主國家無法想像的人權侵犯，成為中國百姓的生活日常。如民運領袖王丹所言，「黑色專制」與「紅色恐怖」讓大多數人民噤若寒蟬。
本書作者林慕蓮在派駐北京的期間驚訝地發現，不僅一般老百姓對天安門事件默不作聲，即使是在頂尖學府、受過嚴格學術培訓的大學生都對之一無所知。作者以全球知名的「坦克人」照片詢問了100位在北京四所大學就讀的大學生，只有15位能正確辨認該照片的意義。而這15位學生或是選擇對此敏感議題避而不談，或是甚至內化了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相信對天安門事件的軍事鎮壓是正確的處置。
「我寫的是集體遺忘給一個人和一個群體什麼樣的代價，我還寫了那些還記得住的人，他們為了記住六四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林慕蓮
林慕蓮因此決心寫下《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在本書中，作者採訪了多位直接、間接參與天安門事件的人物，包括學生領袖張銘、吾爾開希、奉命鎮壓清場的小兵陳光、趙紫陽的秘書鮑彤，以及受害者家屬，包括「天安門母親」張先玲、丁子霖、成都的唐德英等人，也記錄了王丹、柴玲、劉曉波等人之事蹟或他們對六四運動的看法──他們在廣場上的親眼所見、後續的囚禁、流亡、抗爭，中國政府對他們永無寧日的監控與打壓，以及三十年來他們如何反思當年的運動、如何面對難以撫平的創痛、如何面對逐漸被社會邊緣化與遺忘，如何在國家暴力下選擇妥協，或是，如何堅定不移地持續為了平反六四而奮戰不懈……
《重返天安門》不僅只是對天安門事件的歷史回顧，更著重於挖掘1989年之後參與者的生命經驗，透過他們的人生描繪出中國政府如何有計畫、有規模地剷除任何與八九、六四、天安門有關的歷史記憶。這種集體的失憶無疑對參與者不僅不公，更是殘酷的傷害，他們曾經的奮鬥、光榮、苦痛不僅不被承認，甚至成為禁忌。然而，集體失憶對中國社會整體造成的傷害更是無法估量。在特別收錄的〈臺灣版作者自序〉中林慕蓮指出，「當公共事件的記憶被壓抑時，社會就無法追究相關責任、反省檢討，並讓為惡的罪犯付出代價。對今日一些年輕世代的中國人來說，為了保護自己，無知不僅很重要，甚至是必要的。」當一個民族拒絕正視自身的過錯與缺陷，無法檢討與反省，道德沉淪似乎就是必然的。環視今日中國的諸般社會與精神危機，否定六四、掩蓋歷史真相的危害可說是致命的。
↑ 天安門周遭北京市地圖
【天安門事件大事時間表：一九八九年四月至六月】
【四月十五日】被免職下臺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
【四月十六日】學生在一些北京校園裡進行動員。
【四月十七日】第一場學生遊行至天安門。
【四月十八到十九日】學生在新華門靜坐，最後在與警方發生衝突下收場。
【四月二十一日】十萬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聚集。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周永軍等三名學生在門外的臺階上下跪。
【四月二十四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北高聯」或「高自聯」）成立。罷課行動開始。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將學生運動定調為「動亂」。
【四月二十七日】出現大規模的示威，抗議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對亞洲開發銀行講中承諾，不會有「大的」動亂發生。
【五月十三日】北京學生絕食抗議開始。
【五月十四日】當選的學生代表與官員會見，但談判破裂。
【五月十五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在北京進行國是訪問。
【五月十七日】超過一百萬人在北京遊行。
【五月十八日】總理李鵬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王丹、吾爾開希、王超華等學生領袖。
【五月十九日】趙紫陽拜訪廣場上的學生，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學生停止絕食抗議。軍隊試圖在戒嚴之前進入北京，但被市民阻截了前進路線。
【五月二十日】上午十點戒嚴令正式宣布。
【五月二十三日】軍隊撤回北京郊區。
【五月二十七日】學生投票一致通過將於五月底撤退，但這個決定在公布後立即被推翻。
【五月二十八日】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被捕。
【五月二十九日】三十英尺高的民主女神雕像揭幕。
【六月二日】「廣場四君子」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開始絕食抗議。
【六月三至四日】數千名士兵部署至北京市中心。軍隊向平民開火；坦克駛入天安門廣場。中國初步報導稱有兩百四十一人死亡；目擊者認為死亡人數應該更高。
【六月四日】中國包括成都在內共數十個城市，爆發反對血腥鎮壓的抗議活動。
【六月五日】外國媒體拍攝到一名年輕的中國男子擋在一列坦克前方的路上，這名男子被譽為「坦克人」。
【六月九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自鎮壓以來首次亮相，稱政府已經鎮壓了一場反革命暴亂。
【臺灣版作者自序】
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閉，
所有的眼淚都被監控，
所有的鮮花都被跟蹤，
所有的記憶都被清洗，
所有的墓碑仍是空白。
——劉曉波，六四，一座墳墓（2002年）
中國的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2017年在獄中死於癌癥。2002年時他寫下這些詩句，稱六四為「一座墳墓／一座被遺忘所荒涼的墳墓」。對曾於1989年勸天安門學生做最後撤離的劉曉波來說，六四始終是他身體裡的一根針，「它常常游弋到心臟的邊緣……偶爾會用針尖試探地觸碰心的表面。」這二十年來，他每年都為六四寫下紀念輓歌，像是一種持續不斷的懺悔。極其悲傷諷刺的是，如今他筆下那些被禁止的記憶，不僅僅只是在寫1989年逝去的冤魂，也是在寫他自己。劉曉波的遺體是如此強而有力的象徵，中共為了避免他的墓地成為朝聖地，倉促主導了喪禮的安排，並將他的骨灰撒入海中。
2014年，十五名知識分子在一處私宅內舉辦二十五周年紀念聚會，後來其中五人被捕，並在幾天內被冠上「擾亂公共秩序」的罪名。國家不僅監管集體的記憶，更是積極將監控的觸角伸向個人。為了避免禁忌思想溜進公共空間，提醒其他人必須遺忘的事，中國當局連人民的腦袋，這樣私密的個人空間也不放過。
2017年，四川異議分子陳雲飛被判四年有期徒刑。他的罪行，只是為1989年在北京死去、葬在成都郊區的學生吳國鋒掃墓。隨後，陳雲飛就被控以「尋釁滋事罪」。
另一宗歐威爾所謂的「思想罪」（thoughtcrime）發生在2016年，四名男子精心設計了一瓶紀念款白酒，酒標圖案的靈感來自那張在長安街上與一列坦克車對峙的「坦克人」圖像。這四人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
對一些目擊者來說，遺忘則是一種必要的自我保護機制，可以抵禦那些巨大到無法言說，且尚未解決的創傷衝擊。我在成都遇過一群人，他們學生時代時曾上街抗議，親眼目睹了鎮壓過程，卻對後續發生的事撇過頭去，不再思考。
【前言】
即使名叫「天安門」，其實完全不像它聽起來的那樣平靜；這個名字是1651年清初時由滿族人所命名，當時他們還沒那麼精通中文。原始滿族名的意思是「天堂的安撫之門」，大概更能反映當時這個新興帝國一邊忙著鎮壓抵抗，一邊為擴大領土發動多場征服戰爭的肅殺之氣。
張開濟九十二歲，有著因歲月與絕望而生的坦率。他為慶祝1959年共產黨統治十週年，負責設計並監督建造了廣場兩側的兩座博物館。他在短短十個月內就完成了這項艱鉅的任務。近半世紀後，他仍為自己的作為感到後悔。「天安門廣場太大了。我們原本想要展現出祖國的偉大。那時的觀念是要越大越好，但是現在我認為這是錯誤的。這只是要炫耀罷了，而不是真的為人民服務。」他最感後悔的是，他沒有設計一個人性化的空間，讓老人可以坐在長凳上，看著他們的孫子蹣跚學步。事實上，這個廣場確實曾經一度屬於人民，在1989年當中至少七週的時間裡就像今日中國政治、經濟及外交等幾乎所有層面一樣，升旗儀式本身也與天安門抗議活動的後續影響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
1957年的反右運動，有數十萬人受迫害，其中一些人被送往勞改營，遭遇酷刑，甚至被逼得自殺；
1950年代末及60年代初的大饑荒，導致大約三千六百萬人死亡；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造成的磨難與代價至今無法估量；
還有像是1979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或1986年及1987年失敗的學生運動。
【第一章：小兵】
「中國的政治教育就是讓你遺忘──遺忘這個政黨不好的地方，只記住好的東西。所以對個體會產生巨大的摧毀作用。因為他們只知道什麼東西對自己是有利的，這會導致一個國家的民眾像動物一樣生存。」
──陳光
那時一場大規模軍事行動動員了十五萬名士兵。死傷人數至今無人知曉。中國初步統計為兩百四十一名死亡，其中二十三名為士兵。中國紅十字會最初則估計有兩千六百人死亡，這個數字基本上得到了瑞士大使的證實，他曾到訪北京的醫院，並聲稱有兩千七百人死亡。但是上述兩者皆在外交壓力下迅速撤回數字。
對於其中一名士兵來說，他花上好一段時間──好幾天、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才搞清楚他在當年事件中執行的任務。時至今日，當年十七歲作為隨軍攝影師在廣場上所拍下的場景，依然讓他縈迴在心。
陳光現在是一位畫家，他的作品仍深受那個夜晚的經歷影響，創作了自己清楚不能在中國大陸公開展示的一系列作品。那個夜晚將他的人生一分為二。他永遠無法再回復曾經的純真，或是忘掉他身上曾經發生過的事。同時，國家的生活也被一分為二；中國近代史在那個晚上發生了轉折──不過卻無人談論，而且越來越多年輕一代的人對此一無所知。
↑ 這隻手錶是當年所有參與鎮壓民主運動的戒嚴部隊獲贈的紀念品
五月的某一天，他的部隊正在軍事演練的時候，警報聲突然響起。一道命令下來：他的部隊要被部署到北京，保護首都免受「嚴重的動盪」。陳光與他的同袍們都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當時，他們完全不知道在首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公開抗議，群眾在大街上組織了大規模示威遊行。學生們在四月中就舉辦了首次遊行，悼念突然過世的胡耀邦，後來政府保守的回應又讓學生受到鼓舞，開始呼籲新聞自由、民主，還有打倒貪腐。這些他們全都不知道。他們也不知道成千上萬的工人，甚至一些來自政府部門的人，都加入了遊行行列。他們不知道政府最高層在處理如何應對抗議活動上意見分歧，改革派與保守派相互為敵。而且他們不知道──確切說是還不知道──他們自己將在一場賭注極高的政治遊戲中成為棋子。
大多數的情況下，這些士兵──全是十幾歲的鄉下男孩──根本沒有花多少時間思考他們接下來即將要面對什麼。真要說起來，整件事就像是一場冒險活動。他們之中很少人曾經去過首都，現在終於有了機會。他們位於張家口的軍營距離首都約一百英里，但光走這趟路程就花了兩天兩夜的時間。全員擠進一輛輛綠色軍用卡車，在無人且蜿蜒的山路上顛簸。然而對於一心嚮往樂趣的士兵來說，首都的生活在一開始的時候，甚至比軍營生活來得更無聊。他們一再被告知，有極少數麻煩製造者懷抱著秘密邪惡意圖趁勢作亂。有人告訴他們，這些少數群體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領導，目的是要在人民之間挑撥離間，讓國家陷入混亂。軍隊必須要意志堅定，遵守黨的命令。
五月十九日，中國總理李鵬宣布戒嚴令將於次日生效，士兵們等待已久的命令終於發出：保衛天安門廣場。他們的車隊從軍營出發，但是只走了幾英里，卡車就被一波波湧上來的人群給圍住。每一次他們嘗試向前推進，一波新的人潮就再次圍住他們，還有卡車和公車在幫忙堵塞道路。士兵們完全被這股傾瀉而出的人群給圍困，這群人想要封阻止軍隊進入城市。
上前包圍卡車的人都是學生跟普通民眾。他們試圖提出各種反對使用暴力的理由，還進行了一連串的講談，一個人接著另一個地站出來發言，以此對抗這群士兵在軍營中一直接收的政治教育洗腦。活動持續了一天一夜。晚上，學生和市民就在地上鋪報紙，睡在解放軍的卡車輪子正前面。他們告訴士兵，軍隊的職責應該是保護邊境地區，確保中國領土的安全，而不是派來首都，首都並不需要軍隊。一群認真的學生和善良的奶奶聯合起來，吵著懇求著坐在卡車裡的年輕人們，不要對中國老百姓使用暴力。士兵接到命令不準回應，他們擁擠得塞在卡車裡，只能輪流找位子坐下。
三天四夜過去了，大家越來越清楚，解放軍的上級並沒有針對這個突發狀況做任何準備，也沒有制定下一步戰略。每個士兵只帶了一個麵包捲。一開始的時候，軍隊拒絕學生提供的食物，但隨著時間不斷延長，他們開始耐不住飢餓。老百姓提供一些泡麵、麵包、水果和礦泉水給這些心存感激的部隊，慢慢地，圍困者與被圍困者之間的高牆瓦解了。
幾天過去，群眾漸漸對反暴力的單一訴求感到厭煩，他們開始改變演講的主題。陳光還記得聽過一段即興演說是在講生命的意義，後面一場演說則是關於貪腐在中國蔓延。這種意想不到的公民教育，開始對陳光產生了影響。
慢慢地，士兵開始鬆懈下來，放下警惕開始與老百姓談論他們的家鄉與生活。在某個時間點，解放軍顯然是擔心他們的關係越來越友好，他們竟開始從直升機空投傳單，警告士兵不要相信謊言，要保持堅定。學生們攔截了這些傳單，希望不要讓這些傳單落到士兵手中。那個時候，軍隊不斷警告要對抗別有居心的搗亂分子，這跟陳光親眼所見的經歷之間存有巨大的落差，落差大到他無法跨越。
終於，有命令下來了，要軍隊返回石景山的軍營。但這一點都不像一次羞恥的撤退。北京人在士兵撤退路線上，沿路施放鞭炮。軍隊釋然的心情以及學生們的歡欣之情，讓現場營造出一種像是在慶祝打勝仗的氣氛。沿途經過的建築物上甚至還掛了標語，像是「解放軍受命前來，我們支持你們」還有「北京沒有混亂，你們回家吧」。
他們原本奉令從西部、西南部、南部、東部及北部匯集到首都。6但所有人都被老百姓用人海給擋住了，最終被迫撤退，有些甚至連返回基地都有困難。人民起來對抗軍隊，而且光是靠著他們的身體與腦袋就成功了。對學生來說，這是一場巨大的勝利，表明了他們的行動已經變成群眾運動。他們認為，這相當於政府承認自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人民是賦予統治權（傳統的「天命」）的一方。
然而，人民的勝利稍縱即逝，只是讓中央政府更急著要重新控制大局。戒嚴令並沒有解除。部隊回到駐紮區後，接下來的十天都在強烈的思想教育迷霧中度過。他們的唯一任務就是聽講座，被告誡說北京有動亂，而他們保護首都的任務至關重要。然後，第二道命令下來了：保衛天安門廣場。
軍隊準備偷偷潛入北京。
六月三日，一輛滿載著平民服裝的卡車抵達射擊場。當局決定，下一次進入北京的任何嘗試都不會再像之前那樣失敗收場。上頭下令讓每個士兵挑選一件平民服裝來穿，好隱藏真實身分。這些身穿便服的士兵不像之前那樣坐卡車進入首都，而是受令去搭乘地鐵、公共汽車，甚至用步行的方式前往北京市中心。集合地點就是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要在當天晚上六點之前抵達。
當時，陳光正在服用抗生素治療哮喘與腹瀉，他的上級擔心他沒有足夠的體力獨自抵達廣場，便命令他乘坐改裝的公車前往天安門廣場。當陳光看到改裝的公車時，他注意到所有的座椅都被移除，騰出地方來放一箱箱堆在窗臺前的槍枝彈藥。
公車緩緩駛入北京。它只被一群學生阻擋了一次；這群學生只是敷衍地往裡頭望了一下，就放行讓它繼續往前開。他的旅程相當順暢，他是第一批抵達人民大會堂的人之一，抵達目的地時才下午三點三十分，比約定集合的時間早了兩個小時。他受命打開車廂，將槍枝分批走私進人民大會堂。他每趟都抱著五六把衝鋒槍，到最後他的手跟衣服都被塗上了一層油脂，這些黑色油脂是在打包時保護槍枝用的。當他把槍搬運到寬敞的中庭時，便看到那裡擠滿了正在找尋自己小隊的便衣士兵。他們一找到自己的小隊，就會拿到各種顏色的布條，用以區別不同的部隊。直到可以穿回制服之前，士兵們都要將布條別在手臂上。
下午六點左右，已換回制服的陳光的部隊被賦予了新的任務。他們受命去搶救罪犯從車上偷走的軍火彈藥，那一輛公車被扣押在電信大樓附近，靠近長安街西單十字路口。
那時他突然得知，一名跟他一樣負責護送武器的士兵，在進入北京市中心時被人發現了。翌日他聽說，在六月四日的清晨，一位名叫劉國庚的二十五歲士兵在取槍地點附近被一群暴徒謀殺。中國國營媒體把他的屍體當成一個宣傳圖像，用來描繪戒嚴部隊碰上了危險；劉焦黑的屍體被吊著脖子掛在一輛發黑的公車上，他全身赤裸只著襪子，頭上則戴著一頂未被燒毀的鋼盔。他立刻被追封成烈士。
電視新聞播出國家領導人安慰著他家中哭泣的父親的畫面。官方報導指出，示威群眾在長安街口攔截一些載著彈藥準備前往後方支援的車輛，劉的部隊也被包圍。
關於這段歷史，官方批準的版本發表在一本名為《北京風波紀實》的書中，書中內容稱：「一群暴徒猛撲過來，磚頭、瓶子、鐵棍雨點般地打在他倆的頭部、胸部，司機當場被打昏，劉國庚被暴徒用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後，又被暴徒焚燒，並將遺體吊在一輛大轎車上。此後，一名喪心病狂的暴徒又將烈士遺體剖腹。」
街頭巷尾流傳的是另一個說法，劉用他的AK47殺害了四個人，然後在他彈藥耗盡的時候被群眾打死。
事實上，他被吊在公車上的照片被人刻意截去了一部分，在那輛滿是塵土的公車側面其實還潦草寫著幾句標語：「他殺死四人！殺人犯！人民必勝！血債血還！」
六月三日晚上，陳光的部隊在接到奪回武器的命令之後，從人民大會堂西側的後門出去，結果又被激憤的群眾用人海戰術對付。陳光與他的部隊被包圍得動彈不得。示威群眾除了繼續對他們說教，還做了一些別的事。
「不知道從哪兒飛來的磚頭、酒瓶子砸到我們頭上。有的當兵的被砸得滿臉是血。我們這些軍人互相抱得很嚴實，你抱著我我抱著你，頭挨著頭。那些磚頭和酒瓶子就從我們的頭盔上滾出去了。」
部隊沒有接到下一道指令，所以他們只能盤腿坐在大廳外面。有段時間，他們甚至唱起歌來對抗包圍他們的人，這個滑稽的競賽可能多少讓學生們產生錯誤的安全感。士兵們拉開嗓子大唱軍歌，試圖蓋過學生們演唱的共產主義國歌《國際歌》。大約三個半小時之後，約莫九點半左右，士兵接到命令退回人民大會堂內部。當全員在裡頭等待的時候，不時有磚塊砸上窗戶。然後一段高壓的緊張局勢開始。
午夜時分，彈藥已經分發下來，每個人四條彈匣，每條彈匣有五十到六十發子彈，一條上膛，另外三條掛在他們的胸前。氣氛相當緊張，常常發生擦槍走火的意外，子彈射穿大廳的天花板。
「從九點半我們回來進去之後，他們又馬上說要去廣場。從九點、十點、十一點，到十二點，一直說要出去。但我們就一直在等，在等，站在那兒，抱著槍，一直在那兒等。」陳光已經等到失去時間概念，門突然被打開了。命令下來說要清理廣場。
當他跟著他的小隊站在人民大會堂前的階梯上時，允許開槍的消息一排一排傳了過來。「那時候不是直接的命令，就是前面的軍人告訴後面的軍人說，如果遇到危險的情況，可以開槍。說上面有命令。就是一個傳一個，一個傳一個，這麼說的。」
陳光緊握著他的槍，手不斷地發抖。隊上其中一個長官看到陳光這個樣子，認為他不太適合上前線執行任務，於是塞了一臺照相機到他手中。他跟隊上的攝影師一起工作，那個攝影師正扛著一臺笨重的攝影機。陳光回到大會堂，從大理石階梯爬上屋頂，他從那邊拍照，聽槍火聲逐步逼近，遠處的部隊正向著城市的心臟──天安門廣場──奮力邁進。
他看見下方的士兵們在開火。不過，從他的角度看不出士兵是在對空鳴槍警告，還是直接向學生們射擊。只見渺小如螻蟻的學生們，緩慢地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方向撤退去──那是一根位於廣場中心附近有十層樓之高的灰色柱子。部隊向群眾繼續進逼，坦克車則從東西兩側夾擊。
當陳爬下大理石階後，他發現人民大會堂的一樓已變成了臨時的戰地醫院。數百名受傷的士兵躺在地上，許多人血流不止，旁邊有護士在照料。
在戶外，他目送最後一批學生（大概幾千人）從東南角離開廣場。陳後來才知道，學生們是用喊聲投票決定是否留下或離開。雖然兩方音量差不多大，但最後還是決定要退場。一臺裝甲車撞毀民主女神像。數天前，一群藝術系的學生在此樹立了這尊自由女神的姊妹雕像，它迅速成為這場運動的象徵。雕像在第一次撞擊後沒有倒塌，只是搖晃了幾下。三四次撞擊之後，它才慢慢倒下。然後陳光看到一排的裝甲車從幾個小時前學生們待著的帳篷上疾駛而過。
太陽升起後，北京市中心變成了戰區的情狀更顯而易見。廣場上隨處可見被燒毀的裝甲車和坦克。長安街兩側的一些樹木曾起火，人行道旁的黑色樹幹還在冒煙。甚至連用來分隔人行道的欄桿都被煤煙燻黑了。
接下來軍隊的首要任務是，抹除一切發生的任何痕跡，讓廣場恢復平常。逃難的學生們留下的東西全被堆成一落落地焚燒，有被砸壞的腳踏車、一袋袋的個人物品、帳篷、抗議布條以及皺巴巴的演講稿。那時還下起了雨，黑色水流從被燻黑的物品堆中流出，漫過整個廣場，染黑了地面。
↑ 陳光油畫作品《遺留物》
他的戰友們很難理解陳光的畫作，這似乎不是那麼令人意外的事。他們懷疑陳光是在利用創作來汙辱政府。他們之中許多人現在都已經晉升到政府官僚機構的高階職位，部分是因為他們在六月那天的行動得到一些榮譽。
幾乎沒有人質疑過鎮壓是否是對的。
「他們完全不認為這個事情是不好的。他們覺得是必須的。到現在，他們還認為是必須的。」
甚至他的藝術家朋友也曾希望陳光能夠換畫別的主題。
在中國這個資本主義浪潮中不斷膨脹的藝術泡沫裡，他的決定等於放棄賺錢的機會，轉而去描繪國家近代歷史上最令人神經緊繃的經歷。旁人都覺得陳光固執、叛逆，而且根本是怪人。更不用提，他的選擇帶有明顯的反抗，迫使觀畫者承認那些大多數人都不願記憶的事件是存在的。
他很清楚，走這條路是有代價的。
「你肯定會付出很大的代價。但是你發現那個世界已經不屬於你了。中國的主流社會已經不屬於你了。」
他的作品帶有某種政治本質，無法展示出來、發布到網路上，甚至可能會有人向當局舉發他。因此，陳光將自己與藝術圈隔絕開來。他沒有結婚，也沒有孩子。他覺得要建立親密關係很困難。他的工作──以及這個工作所需要的孤獨──不利於發展人際關係。
確實有一些士兵起身反抗。
陸軍少將徐勤先就是最著名的良心犯，他是堪稱最精銳的部隊──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三十八集團軍的軍長。五月中旬，當時軍隊運輸受到群眾阻撓陷入困境，少將拒絕支持派軍入城。
↑ 已故陸軍少將徐勤先（出獄後晚年照）
1989年五月，徐少將躺在醫院治療腎結石的期間就一直在關注抗議事件，他反對派中國人民解放軍去打壓抗議學生。
五月十七日，他因消除了一顆腎結石感到開心，同時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李來柱通知召開一場指揮官會議。李副司令宣布口頭命令要動員軍隊，並要求每個軍長表態支持。在場所有的軍長都服從了命令，唯徐勤先除外。他表示無法執行口頭命令，需要書面命令。然後他隨即返回醫院，那裡是中國陷入政治危機時一個合適的避難所。徐勤先告訴他的朋友，他已經有因違抗命令而被殺頭的準備。
「寧殺頭，不做歷史罪人！」
他回到醫院不久之後就立刻被逮捕了。他被開除黨籍，坐了五年牢。他在秦城監獄待了四年，那裡歷年來關押了中國許多著名的政治犯。他最後一年則是在一間公安醫院度過。出獄後，他被安排在河北省石家莊過退休生活，仍領有副軍職的待遇。自那時起，他一直生活在國家的監視下，沒有什麼自由。
他描述六月三日的晚上，宛如一場反烏托邦的噩夢：老百姓們一邊哭泣，一邊看著軍隊分發彈藥；年輕的士兵驚慌失措地步行入城，走在前方的士兵對空鳴槍示警。清場後，每一位他隊上士兵都奉令交出彈藥，讓他們的武器成了虛有其表的裝飾品。
官方說法陳光對六四懷抱著痛苦內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可沒有這種心態。鄧小平最終掌管了軍隊。他女兒後來告訴傳記記者傅高義（Ezra Vogel）說，父親從來沒有懷疑過他所做的正確決定。
鄧小平小心翼翼地為此事做足準備。
他迫使每一位軍事指揮官都要表態，意思是表明對戒嚴令的態度──這是一場忠誠測驗，而徐勤先失敗了──藉此確保每一個人都跟暴力鎮壓脫不了關係。鄧小平在鎮壓行動後的首次公開露面是在六月九日，大屠殺事件五天之後，他向部隊表示祝賀。這個舉動意義深遠。他率先對死去的士兵表達哀悼，卻不曾將這份敬意擴展到被他的軍隊殺害的人民身上。接著，他將群眾示威運動的性質定位成「反革命暴亂」，其目的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鄧小平的演說確立了黨的正統性，抗議與壓制都是無可避免的。
鄧小平在對戒嚴部隊的演說中，不僅僅只是代表領導階層表示感謝而已。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這套鎮壓之後發表的演說，儼然是他的生前遺囑，闡明了中國未來的政治方向。鄧小平強調，雖然中國經濟改革與開放應該要繼續加快腳步，但是這不代表政治自由化也要同樣地快速發展。
多年來，北京當局逐漸軟化它的說詞，隱瞞及弱化學生運動帶起的熱烈風潮以及隨之而來的鎮壓。鄧小平口中的「反革命暴亂」，隨著時間流逝漸漸變成了單純的「暴亂」，然後又變成了一場「政治風暴」。如今，如果有人提起，通常都用「六四事件」這個以溫和著稱的稱呼代之。大屠殺發生剛好一年後，美國廣播記者芭芭拉·華特斯（Barbara Walters）詢問了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他是如何看待1989年的事件。
他回答：「無事生非。」
那次天安門事件後的首次公開露面上，鄧小平反覆地表揚戒嚴部隊，他說：「人民子弟兵真正是黨和國家的鋼鐵長城。」陳光對那段時期的回憶則描繪出完全不同的畫面。當鄧小平向軍隊道謝的時候，陳光的部隊卻依舊駐紮在人民大會堂，在地板上睡覺。部隊鎮日飽受飢餓的煎熬，因為那個時候，他們所有的口糧都是由直升機空運過來，一天只有一袋泡麵，還得三個人分著吃。
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的《戒嚴一日》，書中生動地描繪了當時擁擠的人民大會堂，士兵們只能吃少量泡麵三天後的情景，「戰士們正受著饑餓的折磨。有的互相依偎著，有的側臥著，有的蹲著，有的盯著天花板在想什麼。」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名軍官，他描述自己如何依著哭聲循線找去，看到一名年輕的士兵餓得淚流滿面，膝蓋緊貼在胸前，身體蜷成嬰兒一樣躺在地上。
在一次鼓舞士氣的談話上，上校對士兵們說：「這場戰鬥是複雜、嚴峻的。我們不但要不怕死，還要不怕苦。現在饑餓在考驗著我們，師領導和機關的同志同你們一樣，都在挨餓。」不過，這種說法不盡然是事實。據陳光的說法，軍隊的上級軍官仍駐紮在人民大會堂，他們的糧食供應相當充足，甚至還有女服務生推著餐車送上食物，食物放在玻璃盅裡保溫，底下鋪著白色餐巾。當女服務生的高跟鞋在大理石地板上喀啦喀啦響的時候，士兵們的口哨聲從一樓傳到二、三樓，在整個人民大會堂裡迴響。目睹這樣的場景，不禁讓陳光思考起社會結構的問題，關於中國的特權階級如何在老百姓的默許下運作，以及這些特權階級如何在軍隊中變得根深蒂固。
陳光形容當時的心情相當憤怒、苦澀。士兵們撕碎地毯，捆捲成棒，威脅著要拿地毯棒當作武器。
他總共在人民大會堂裡住了十天。往後十年間，泡麵的味道都會讓他想吐。
政治在中國就像空氣。
「你不呼吸的話，你要死掉。你呼吸，就會沾染上這種病毒。空氣遭到了汙染，你難道就不呼吸了嗎？」
當時陳光的部隊完成清理六月四日的現場之後，他們下一個任務就是塑造這場鎮壓行動的公眾形象。他的部隊在北京又待了兩個月，住在前門的一家賓館，毗鄰天安門廣場。主要任務之一是打好公共關係；大約七到八人一組進行類似慶祝的繞場活動，拜訪各校園及居民委員會，重申部隊在鎮壓反革命暴動中的職責。出乎陳光的意料，他們被當作戰爭英雄般接待，學校校長大張旗鼓地介紹他們，學生們還親自向他們道謝。
還有另一個任務，也是他最討厭的任務，就是參與警方搜捕「反革命分子」的行動。士兵們仍帶著他們的槍，有時他們甚至被鼓勵開槍來打擊驚恐畏縮的目標人士，其中大部分是學生。這是宣傳活動中必要的恐嚇手段，並且利用各處的電視臺大量播出武裝警察與士兵圍捕「暴徒」的畫面。這些人身上有明顯的傷痕，這是他們抵抗的代價。
最讓陳光感到震驚的，是人民對戒嚴部隊態度的轉變。儘管他們負責平定近代史上最大的抗議活動，對北京投下了震撼彈，但他卻沒有感受到針對他或是他的戰友的一絲惡意或恐懼。居民們甚至常常給他們送一些食物和飲料之類的禮物，讓他對當地人的殷勤奉承感到困惑不已。陳光掙扎著想要理解，何以曾經使用人海戰術，以肉身阻擋解放軍動線的北京人，如今卻開始爭相送禮給部隊。他不相信這種巨大轉變是出於恐懼，更可能的解釋是出於更深層的渴望（甚至可以說是需求），不管代價如何，都要站在勝利者的那一邊。
↑ 《首都衛士》
他將紀念品拿出來給我看。裡頭有一本紅色的線裝小書，標題寫著《首都衛士》，刊了一排排士兵聚集在廣場上的照片，圖片說明寫道：「我們永遠是人民利益的捍衛者。」其中一張照片裡，有兩位女學生崇拜地仰望一位戒嚴部隊士兵，羞怯地撫摸士兵的步槍。另外還有一枚中央軍委頒的鍍金紀念章，天安門城門的圖騰疊在一顆星星及一個花環上，正上方寫著「首都衛士」。
【第二章：留下來的人】
「那就像跟我老婆談八九的事。沒有用，我就像個蘇聯老兵似的。」
──張銘
中國政府在六四之後公告的二十一名通緝學生名單中，張銘排名第十九位。諷刺的是，他曾認為自己是最不可能參與學生運動的人，因為他其實對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但由於被捲入了歷史的漩渦中，自此再也無法脫離。像許多曾在學生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一樣，即使過了二十五年，張銘仍然處於迷惘之中。他曾試圖拋去他的過往，卻失敗了，而他的身體永遠無法從他過去的大膽行徑帶來的傷害中康復。
當時儘管鄧小平仍握有軍權，但沒有擔任任何黨或政府職位。在他們那份聲明中──張銘稱其文語氣溫和──學生們要求八十四歲的鄧小平退出政壇，以免重蹈毛澤東晚年的覆轍。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一發表完聲明，張銘就發現，有示威者手持寫有粗魯綽號的標語，攻擊鄧小平。多年來，張銘不斷地懷疑，是否這些針對鄧小平的人身攻擊言論打破了平衡，逼使他宣布戒嚴。
「如果我們沒有把鄧小平推到我們對立面，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他喃喃自語道。
如今想這樣的事根本沒有意義。
1989年初，張銘在清華大學攻讀汽車工程，即將畢業。他期待到被分派到的汕頭的工作。汕頭是為吸引外國投資而設立的五個經濟特區之一，他認為在那裡可以享有更多自由。
1989年4月15日，遭降職的總書記胡耀邦驟逝，學生開始成群結隊悼念他。胡耀邦在政治與經濟上主張改革，他曾任共產黨總書記，後來於1987年，被鄧小平以「1986年末至1987年初發生的學生抗議」為由免職。悼念會場上出現大標語，寫著針對鄧小平的含蓄抨擊，像是：「不該死的死了，該死的卻沒有死。」胡耀邦備受愛戴的盛況，登時讓學生的追悼會觸犯了政治敏感的領域。
兩天後的四月十七日，彷彿是被歷史牽引一般，學生們組織了第一場到天安門廣場的遊行。他們心中嚮往的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當年的場面以石製浮雕鑲嵌在靠近廣場中心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當年，有三千名充滿愛國情操的學生在廣場上遊行，抗議政府接受了結束一戰的《凡爾賽條約》，因為它將把中國東部地區的控制權交給日本。
這場吵鬧的抗議，在示威者被毆打逮捕下達到高潮，期間還有一名親日內閣大臣的住宅被縱火焚燒，並造成一人死亡。這場遊行為始於1915年的文化、政治與思想混亂時期畫下句點。又過了一天，張銘克制了他的好奇心。直到四月十八日，他被說服陪同一位朋友去了一趟廣場。那裡有數百名學生在嘗試發表一份「七點請願書」，肯定胡耀邦對民主的看法，其中還有一點是呼籲言論自由以及結束對示威活動的限制。
張銘與他的朋友回到校園的路上，經過了通往中南海入口的「新華門」──這個古老的皇家休閒花園，現在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住所。那裡參與靜坐示威的數百位學生變得憤怒起來，他們在午夜時分，試圖衝破警戒線進入大院。張銘對示威者的抗爭方式以及缺乏策略感到失望，所以他介入了，希望採取更有策略的方式。
為什麼不起草一份書面聲明，或呼籲要求與政府官員會面，而不是浪費精力在這種無謂的攤牌上？張銘因此成為了學生領袖。從那一刻起，再也沒有回頭路。
那個晚上，警察打傷了一些在新華門的學生，讓學生的憤怒火上加油。接下來幾天，張銘協助組織了大型學生遊行以及罷課行動。他一腳踏入了學生自己複雜的官僚體制，宛如政府權力圈子的翻版，有無窮無盡、層層疊疊的籌備委員會、會談小組、聯盟組織等，隨著運動的勢頭越來越增強，這些組織的發展速度也越來越快。到最後，內部的階級制度變得相當根深蒂固，最著名的學生領袖甚至就駐點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以此為中心，由志願者手拉著透明的釣魚線，圍成一個個的同心圓。為保護這些自封的學生領導不受普通群眾的干擾，還設立了檢查哨，每一個小圈圈都有自己的檢查哨；西方記者就碰過六個。
學生的內部鬥爭發展到一個瘋狂的境地；據說有一個小組在幾天內就換了一百八十二次組長。有些學生領袖有自己的警衛，他們甚至在廣場上設立的廣播電臺實行審查制度。
張銘在他的大學裡很活躍，同時也擔任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一員，每天都忙於組織示威活動，聯繫各大學間的事務。他的會議永遠開不完，會議中總是充滿派系鬥爭。
這場學生運動的轉折點發生在四月二十六日，政府在《人民日報》的一篇頭版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中，概述了其對學生運動的態度。這篇社論承襲鄧小平的口氣，指責少數人別有用心地密謀反對共產黨高層，破壞國家的政治穩定和團結。
翌日，他們排成了一英里長的隊伍遊行到廣場。人數之多把警察嚇了一跳。
許多圍觀的民眾也對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官員腐敗、牟取暴利以及裙帶關係感到憤怒，學生們因此贏得了眾多支持。這些在早期校園宣言出現的主題呼聲有時甚至比要求民主更強烈。隨著學生運動的壯大，張銘發現自己竟然開始努力讓事情不要鬧大。他那年二十四歲，在大學就讀最後一學年，算是年紀較大的學生之一。他倡導推動具體且有成效的學生訴求，例如新聞媒體方面的具體改革，而非對自由和民主的空泛要求。他的克制遭來其他學生評，有人罵他是賣國賊、叛徒，這個罵名一直延續到廣場外、監獄裡。張銘認為，在中國無法好好地討論議題，因為一些灰色地帶總是被非黑即白的二分法道德觀給吞噬。
歷來在皇帝或強人統治之下，讓人民以為只有一種統治模式：要嘛服從，要嘛被鎮壓，沒有第三種選擇。就連大聲疾呼民主的學生們，也變成了他們創造的世界裡的小獨裁者。他們用冗長的頭銜、小肚雞腸的責難以及激烈的內部鬥爭建立起自己的世界。
抗議活動演變成一場更廣泛的群眾運動，開始有工人及政府組織，甚至像中共中央黨校、公安機關、法院和軍隊的一些部門等官方單位也來參與這場大型的示威抗議，他們自豪地攜帶標識自己身分的布條上街遊行。
當學生們在五月十三號發起絕食抗議的時候，他並不贊同，因為他擔心這會疏遠政府內部的改革者，使學生們在政治上變得孤立。但絕食抗議開始後，他又帶著一群學生去支持廣場上的人。他在那裡待了六天，直到抗議活動被取消。到了那個時候，張銘已經開始呼籲學生回校園去，把精力集中在建立一個反對黨，而不是繼續占領廣場。然而，學生組織結構已經變得支離破碎，來自其他省份更激進的新來者超越來自北京的既有學生領袖，開始占上風。
五月十五日，張銘被禁止參加學生代表團與三名政府高層官員進行談判。隨著鄧小平準備宣布戒嚴的時間逼近，學生開始設法透過父母是高級政府官員的同學的幫忙，從私人管道打聽官方的思路。
五月十九日晚上，當戒嚴部隊試圖進入北京的時候，張銘在協調群眾阻截行動上功不可沒，阻止了像陳光這樣的士兵進攻。張銘的志願者大軍將有關軍隊調動的訊息傳回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總部，然後他用學生的廣播電臺播送細節。
「哪裡有軍隊，我們就廣播，然後就有人去堵。我們還有錢，所以我們要買一些物資。」
五月底，張銘病倒了，躺在床上發高燒好幾天。但當鎮壓已無可避免的時候，他決定回到廣場上見證。那天晚上的廣場上，擴音器不斷地發出警告說「一場嚴重的反革命暴亂」已經爆發，這是政府第一次使用這個說法。警告內容宣稱，暴徒攻擊了解放軍士兵，並焚燒車輛，企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暴力威脅已不再隱晦。
那個時候，張銘跟一些其他的學生圍簇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旁，子彈在空中飛舞，顯示部隊沿著長安街不斷地逼近。張銘看著軍隊步步逼近，憤怒、驚恐的群眾丟出了大量的磚塊與鋪路石，卻也無法阻擋他們。
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他仍會被自己曾見過的情景觸動而流淚，例如一個年輕人被抬到廣場外的救護車上，一朵紅花在他的胸膛綻放開來。「我原來以為死是很恐怖的，但他就像睡著了一樣。」
後來學生們手拉著手，唱著《國際歌》還有中國國歌，眼淚就順著臉龐流下來。那個晚上沒有一個學生領袖死亡。
六月四日那天，絕大多數被殺的都是普通的旁觀者，他們在坦克為保衛廣場而駛過城市的時候，探頭出來看發生了什麼事。士兵們從西邊往天安門廣場的路上無區別地向人群開火掃射時，許多人不幸被擊中。最嚴重的槍殺地點發生在木樨地，部隊甚至對著政府高級官員居住的公寓大樓開火，殺死了一名高級官員的女婿，他在打開燈走進廚房時頭部中彈。
六月五日回到清華大學後，他在一場情緒激動的聚會裡，當著全體教職員工以及共產黨黨員的面發表意見，後來後者在法庭上作證他有參與犯罪。學生稱這場抗議活動的鎮壓是軍事政變，甚至在討論他們是否應該拿起武器反抗軍隊。那天下午有傳聞說，解放軍將進入大學，學生領袖們決定逃亡。
張銘和另一位學生一起離開北京，前往當時仍是英國殖民地、相對安全的香港。他們有香港活動人士的電話號碼，這些香港人承諾，如果他們兩人能走到邊境，香港就會有人想辦法偷渡他們到安全的地方。兩人逃亡了三個禮拜，大部分的時間都睡在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電影院，那裡不會有人檢查身分證。他們的第一站是北京的郊區通州，從那裡坐火車去山海關。彼時，張銘已是一名通緝犯，一張他的粗糙黑白大頭照在電視上不斷出現。
六月二十六日，自由已經近在咫尺。兩人和另外兩名學生在邊境城市深圳搭計程車，要去找一艘可以載他們到安全水域去的小船，卻在途中被警方攔住。張銘身上沒有帶任何身分證件，所以他就被拘留了。至於其他學生，他酸溜溜地評論道，那些與共產黨官員有關係的學生都跳過了監獄，受到協助逃離中國。
和大多數進監獄的人一樣，張銘與共產黨高層沒有任何血緣關係。他被遣送至秦城監獄，拒絕部署軍隊的徐勤先少將也被關押在那裡。
1991年一月，張銘成為第一批因參與所謂「反革命暴亂」而被起訴的學生。他因煽動顛覆人民政府和企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被判處三年徒刑。鎮壓行動一結束，就有十五人被判死刑，主因是對公安部隊行使暴力。最早的死刑判決是在六月四日之後的十一天內通過。
較年長的知識分子與工人則被判得更重。其中有三名工人的刑期最長，他們向懸掛在天安門上的毛主席肖像扔墨水雞蛋，被學生移交給警察；他們被判處十六年至無期徒刑。
一切都在1991年四月改變了，當時他和其他十名政治犯被移轉到東北的凌源監獄，其中包括研究生劉剛，他在天安門頭號通緝犯名單中排名第三，被判處六年刑期。
凌源是一個廣大的流放地，對外以凌源汽車工業企業集團著稱。這裡因為關押了相當多的天安門活動人士，而又以「為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做出了巨大貢獻」聞名。
他對關於凌源時期的事閃爍其詞，顯然曾在那裡受到極其惡劣的待遇，而且噩夢從最初十一名囚犯的入獄那一刻就開始了。其中一名囚犯只是為了點菸跟獄卒要打火機，就遭遇電擊伺候。這十一名政治犯都對監獄的規定感到惱火。例如，犯人都必須要背誦罪犯改造行為規範的五十八條規定，但他們拒絕配合。
為了挖掘更多真相，我翻出了一份人權組織「亞洲觀察」（AsiaWatch）出版的報告，上頭詳細描述了那十一位政治犯在凌源監獄裡的遭遇。我讀了那篇報告，想起自己曾經想要挖掘那些埋藏已久的記憶，不禁感到羞愧。該報告描述了這些囚犯拒絕遵守監獄規章制度或拒絕接受審訊的下場。首先，他們會被其他負責管束的一般犯人毆打。接著，張銘和其他四個人被單獨監禁，每個牢房長六英尺，寬三英尺。
據「亞洲觀察」的報告指出，「他們持續被虐待，赤身裸體地被壓在地上，幾根高壓電（電壓從一萬到五萬伏特不等）在旁伺候，同時電擊他們的頭部、頸部、肩部、胸部、腹部、腋窩、腿部和內側。」
1991年十一月，張銘終於發起了自己的絕食抗議。他是拒絕進食並要求在家鄉服刑的十三名囚犯之一。他們還呼籲結束體罰和由普通犯人監督政治犯的制度。這次的絕食抗議是某種「抵抗運動，甚至是監獄起義」行動之一。其中九名囚犯受到嚴懲；張銘再次被關單獨監禁，而其他繼續絕食者的食道被塞管子強迫進食。囚犯們很快地意識到，他們唯一的武器就是自己的屍體，他們唯一的反抗策略就是拒絕進食。政治犯彼此之間還發明出一套粗糙的交流方式，用敲打牆面的聲音拼出英文字母。
當我問及為什麼是使用英文時，張銘指出，因為漢字無法用數字來表示。要打出每個代碼（例如敲擊一下代表 A ，兩下代表 B 等以此類推）非常耗時，所以訊息通常都變成縮寫。張銘還記得，劉剛有一次試圖邀其他人一起加入絕食。張銘起初還不明白為何他們要發起絕食抗議，所以他拒絕了，並在牆上敲出NO（不要）。劉剛馬上敲訊息回應，張銘費了好一番功夫才拼出來：TRAITOR（叛徒）。
1992年，八名政治犯在他們的單獨監禁室裡發起另一次絕食抗議，這次他們要求允許接待訪客。據「亞洲觀察」指出，張銘只是在牆上寫了一首詩，他就被剝光衣服，遭受拳打腳踢，還被迫赤身在零下的氣溫中待了半小時。警察局長這樣對他說：「我的工作就是打你。這是你要求改革的代價。所以你想絕食抗議？儘管去吧！勞改部隊不怕死人。要是有一人死了，我們就埋一人，兩人死了，我們埋一對！」
一月中，張銘再次受到折磨。
他洗澡的時候，目擊者看到電擊棒在他胸口留下的傷疤。凌源的犯人處境相當糟糕，劉剛形容「比集中營還糟糕」。
廖亦武在回憶錄《六四·我的證詞》中，描述了他在監獄裡的生活簡直是外面國家官僚體制的翻版，獄方以嚴厲的權力階級制度管理獄中幾乎所有的人際互動。監獄裡有各式各樣令人毛骨悚然的創意，例如獄方編造出列有各種折磨手段的恐怖菜單，拿監獄裡的痛苦折磨去羞辱囚犯對一份像樣食物的渴望。比如說，「清湯掛麵」，指的是拿一碗用尿浸濕的廁所衛生紙條，逼迫犯人吃下。另一道菜叫「鐵板回鍋肉」，執法人員會用竹竿刺穿犯人的背部，然後在刺穿的傷口上撒鹽。被刺傷的部位都黏有膠帶，膠帶一撕下來後，犯人背上的那塊皮膚就會看起來像煮熟的肉一般。
1991年春，張銘獲釋之後，他決定轉行從商，藉由投身濟領域來改變中國，而非透過政治。畢竟，1989年留給世人最重要的訊息是：政治是危險的，最好閉上嘴，儘管賺錢。「六四以後中國人的政治熱情消失了，所以他們竭盡所能去賺錢。」中國著名作家余華這麼告訴我。
2002年九月，張銘再次被捕，這一次他被控危害公共安全，涉嫌密謀炸毀一棟建築物。開庭的時候，該指控被撤銷，卻轉而被控「職務侵占罪」。審判充滿了程序不正義。
2003年十一月，張銘發起另一次絕食抗議。獄方還以顏色，把他綁在床上一百一十三小時，管子插入食道強迫灌食牛奶，然後不讓他上廁所。那時，張銘做了關鍵妥協：他不吃任何固態食物，只喝牛奶，換取從床上解脫。後來，他一直只喝牛奶，體重少了四分之一，降至不到四十五公斤。
到了2004年六月，他的身體狀況變得非常危險，有九名流亡的學生領袖寫了一份公開信，為他的處境提出抗議。這封公開信譴責了中國當局政治迫害他們留在國內的同志，「他們即使刑滿釋放之後，也永遠沒有出頭之日。國家安全局的警察遲早總會找上他們，毀掉他們辛勤創建的一切。張銘就是一個最明顯的典型例子。」張銘認為，要不是這封信給當局施加了壓力，他很可能早就死在獄中。儘管如此，張銘在被保外就醫之前，除了喝牛奶之外，又絕食了二十一個月。
到了2006年，張銘的病情嚴重惡化，罹患心臟疾病，意識不清。2006年三月六日，當局擔心他會死在監獄裡，便通知他的父母前來領他出去。張銘以驚人的意志力活了下來，然而卻犧牲了自己的健康作為代價。這件事卻深深傷害了張銘與父母之間的關係。他的父母一位是退休的物理學教授，一位是學校老師。他們是在電視上看到他在頭號通緝犯名單上，才發現兒子做了什麼事。張銘一直隱瞞自己投入運動的事，因為知道他們會出手阻止。他的父親看到自己的兒子被妖魔化成國家敵人，心情震驚到身體出了狀況，患有嚴重的高血壓還有其他相關的健康問題。兩次出庭及兩次監禁都帶給他許多壓力，後來又因他兒子那次出獄前的慘況變得更加嚴重。
六四之後，共產黨發起了一場持續十八個月大規模的意識形態洗腦運動。根據秘密文件，至少有四百萬名的黨員（占總數的十分之一）受到調查。那些曾參與抗議活動的人，都必須為他們在那段動亂時期的行為寫長篇自白，表達他們對鎮壓的支持。政府用這種方式拉攏這些學者，接著巧妙地在他們面前祭出金錢攻勢，讓他們在敏感問題上保持緘默。
2004年，我採訪了朱宏（音譯），他是一名記者，在天安門事件後丟了工作，後來嘗試開一間小書店。他當時承租了一個空間，釘好書架，甚至書也買好了。然後相關政府部門卻拒絕發給他正式的營業證照。最後，他不得不放棄他畢生積蓄還有對未來的所有希望。他痛苦地說，行政權力已經變成了政治工具。「他們能控制一切。如果你想繼續下去，不是說你要背叛自己，但你要捨棄一些理想化的東西。」
據知識分子陳子明的說法，有不少前學生領袖因為率先妥協，而從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陳子明被控作為學生運動背後的「黑手」之一，遭判十三年監禁。「而且我也確切地知道現在有些人是億萬富翁」，他告訴我，「他們的注意力都轉移了。但這些人在經濟上打拼的時候，他們顧不上政治。他也怕政治干擾，他也不敢說我當年是學生領袖。」但如果這些前任抗議者能獲得足夠的安全保障再次發聲，陳子明相信，情況可能會有所改變。
中國民眾遵從政府的領導粉飾了他們自己的歷史的同時，共產黨自己也有一套向前走的策略。2001年，它宣布將歡迎資本家入黨，稱他們為「先進的生產力」，試圖翻轉意識形態。自此，這個無產階級的政黨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政黨之一，它將財富與政治權力結合起來，自成一個系統。
有一年，因為出席的代表們穿戴的奢侈品太過炫富了，甚至被戲稱是「北京時裝周」。其中最受嘲諷的人是李小琳，她是綽號「北京屠夫」、天安門時期的總理李鵬的女兒。她身上戴著一條香奈兒項鍊，穿著一套據報價值近兩千美元的艾米里歐·璞琪（Emilio Pucci）橙紅色套裝。
據統計，裡頭只有十六名是工人，十三名是農夫，還有十一人是軍隊的官方代表。因此，原本屬於工人、農民與士兵的黨，已不復存在。根據最新統計資料顯示，在中國立法機構，即全國人大成員當中，有六分之一是執行長、董事長，或是商界領袖。
若在人民大會堂裡搶到一個席位，就可以讓公司的股價提高約百分之三左右。凡加入政治，就有利可圖。中國共產黨就這樣成功收編了這些曾被罵為「資本主義走狗」的人。
張銘講述了他母親十歲時在國共內戰期間從這個村莊逃亡出去的經過。隨著戰火的聲音越來越逼近，她全家決定逃到最近的城市吉林去避難。那個時候，他們不知道是誰在跟誰打仗，他們只是遵循著自己的生存本能行動。一到吉林，他們才發現共產黨打得國民黨節節敗退。這家人在這個城市留了下來，不久之後就被共產黨統治。然後一個關鍵時刻改變了全家人的命運：新上任的共產黨詢問了張銘外祖父的身家背景。
身為這個大城市初來乍到的新住民，外祖父不認識任何人，也沒有人認識他。他原本可以靠這個機會，捏造一個更符合政治利益的身分。可是他的外祖父無法刻意說謊。他如實回答：「地主。」由於父親是階級的敵人，張銘母親被禁止上大學，整個家庭在文革中淪為箭靶。一句真話，注定了家族幾十年的悲慘命運。
【第三章：流亡的人】
「我已經還了我欠下的。如果我覺得我有責任去推動民主運動的話，我相信我已經做的比普通人多了。如果我要為我獲得的名聲付出代價的話，我覺得我也付過了。」
──吾爾開希
吾爾開希是所有學生領袖中最衝的一位，總是吸引鎂光燈的焦點。他是引起注目的天才，為抗爭運動創造了許多很戲劇性的時刻。學生絕食抗議期間，他直接從病床上爬起來，走去人民大會堂與總理李鵬見面。吾爾開希身穿醫院的藍白條紋睡衣，坐在一張鼓鼓的椅子上，手裡拿著一罐氧氣瓶。他打斷李鵬對學生們家父長式的訓話，反過來責備他過了這麼久才屈尊與學生見面。一位身穿睡衣的學生這麼沒大沒小的大膽舉動，讓電視機前觀眾們感到相當刺激，他們早習慣看到國家領導人接受卑躬屈膝的奉承。這讓吾爾開希一夕之間變得家喻戶曉，最終成了政府頭號通緝犯名單上的第二名。
吾爾開希自小就接觸政治，在十一歲的時候成了小紅衛兵。當時正值毛澤東十年混亂的文化大革命末期，小紅衛兵效仿他們的前輩行事，那些前輩的目標是「摧毀舊世界，建立新世界」。最初加入紅衛兵的都是大學生，他們以「破四舊」──破除舊風俗、舊文化、舊習慣、舊思想為目標，專門攻擊反革命分子，把他們的學院機構搞得天翻地覆。身為一個小紅衛兵，吾爾開希在學校學習了抗議的藝術，他參加模擬成人政治活動的小版群眾集會，在集會上大喊口號，高唱革命歌曲，還煞費苦心抄寫批評鄧小平的海報。後來，吾爾開希變成少年先鋒隊員，頸上圍著象徵革命烈士鮮血的紅領巾，最後還加入了共青團。
他在胡耀邦去世兩天後首次登臺亮相，當時有數百名學生聚集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校園裡，悼念這位已故的領導人。成群的年輕學子齊聚一堂，卻因為緊張焦慮而靜默無聲，誰都在等著別人第一個站出來說話。對吾爾開希來說，往前踏出一步是一個瞬間的決定，不是出於什麼政治考量，而是因為他對這種集體怯弱感到厭惡。「我不想做縮頭烏龜。」他回憶道。所以他站出來了，聲音又響亮又清晰。「我叫吾爾開希。我是北師大學教育管理學院八八級的學生。我住在三三九宿舍。」吾爾開希公開了他的個人資料，這不僅是公然藐視當局，他那帶有獨特維吾爾風的名字，還保證讓所有人從那刻起永遠記得。
一天後，他在張銘加入運動的同一場靜坐上，再次成了鎂光燈焦點。一如以往，吾爾開希又把自己推到最前面、最中心的位置，擔任起領導的角色。吾爾開希站在學生群眾的最前面，要求所有學生寫下自己不敢大聲說出的想法。然後他再用幽默的實況評論方式，大聲朗讀那些寫下來的話，他的衝動性格和戲劇性一覽無遺。
靜坐持續了幾天之後，他在北京師範大學發表了一份公報，呼籲發起罷課及一場學生集會。他沒想過接下來會如何發展，所以當成千上萬名其他學校的學生在集會前開始湧入校園時，他感到相當吃驚。
集會指定的時間到來，成千上萬的學生聚集在他的校園裡，吾爾開希幾乎走不過去。為了讓眾人能夠看到他的身影，他爬上了女子體操的高低槓上，這是他所能找到的最高的地方。吾爾開希坐在最高的鐵桿上，雙腿踩在較低的桿子。他請志願者將手電筒的光打在他的臉上，充當照明。他還創造了一種「群眾傳聲筒」，請距離近的學生幫忙大聲複誦他的話給後排的學生群眾聽。現場，估計有六萬名學生參加集會。
胡耀邦葬禮前夕，這群學生只有一個目的地。一間接著一間學校的學生走出大門遊行，隊伍排成五列，旁邊有擔任糾察隊的學生排成警戒線，他們其中一隻手臂上戴著紅袖章。一抵達天安門廣場，吾爾開希就命令學生們挽起手臂，一起穿越廣闊的場地，把廣場上的其他人都趕走。從這個臨時起意的舉動看得出來，學生們想要保持運動的純粹性，也許他們擔心，非學生人士的參與會使他們受到「黑手」滲透的指控。當天晚上，他們在廣場上紮營露宿。
翌日，四月二十二日，當中國領導高層聚集在人民大會堂裡參加胡耀邦的追悼會時，成千上萬的學生湧向廣場。軍隊全程透過廣播向學生發送消息，場外的學生聽到胡耀邦的棺木繞過他們，從後門離去時，全都很憤怒。大群學生聚集在大廳的臺階下，在吾爾開希的帶領下高呼「對話！對話！李鵬出來！」等待總理出面的時間越拖越長，過程中周永軍等三位學生代表越過武裝警察在會堂前布的封鎖線，到臺階上下跪懇求接見。那份七點請願書卷軸高高地舉在頭上，一副古代忠心耿耿的老百姓向皇帝求情的模樣。
隨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這個極具政治象徵意義的時刻變得越來越荒謬。三個學生跪了半個小時，剛開始帶有一種反抗，最後變成了絕望。一些學生開始哭了起來，因為他們越發感到被領導拋棄。看在吾爾開希眼裡，下跪是一種很封建的姿態，正是他所憎恨的溫順與軟弱。他告訴我：「我感覺我是在指揮一場戰鬥，但下跪不在我計畫之中。」學生人數遠遠超過士兵人數，他曾冀望能利用人數之眾來威嚇對方，然而事與願違。下跪，就代表把主動權讓給了關在大廳裡的共產黨領導人。他自封當晚行動的「司令員」，吾爾開希最後下令學生從廣場撤退，返回各自的學校。
隨著運動聲勢越來越大，到處都可見到吾爾開希的身影。學生們成立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時候，最初選定的代表人選被推翻，幾天內吾爾開希就成了主席。成立對話代表團時，他也是成員之一。他會見外國記者，舉行記者招待會，確立了身為主要參與者的地位。他還記得那些意氣風發的日子；當學生們聽到，他們呼籲對話的聲音獲得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的附和時，他們覺得勢頭是站在他們這邊的。
當時由於學生開始抵制罷課，重返校園，運動的勢力漸漸消退。五月十三日開始發動絕食抗議活動，不久後就看見身穿白衣的醫護人員在廣場上奔波，用擔架將暈倒的學生送往醫院。這一幕年輕人為國家未來犧牲自己的場景，震撼了許多在此之前從未參與的人，吸引了一百多萬普通市民湧入廣場。
不久之後，蘇聯總理兼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在全世界媒體的注目下，到中國展開了標誌性的國是訪問，希望重新開啟與中國黨對黨的聯繫。媒體原本爭相要來報導這場高峰會，最後卻被學生占領天安門的事件吸引了過去。至此，吾爾開希權威的影響力似乎已到了極限。他原本打算釋出一點善意，為戈巴契夫的歡迎儀式清空一半的廣場，藉此展現學生們理性的愛國之心。他才剛說服一群學生撤出一塊空地，空地卻很快地又被另一群人填滿──新來的人是一般支持民眾以及其他更激進的學生。
隨著學生運動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政府內部的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出現矛盾衝突，與此同時，學生群眾也因為對運動的發展有不同的想法而分裂成不同的派系。不過，學生們在五月底的一次會議上，罕見地意見一致達成共識，決定退出廣場。但即使如此，在這項共識宣布之時，仍然遭遇一些之前未參與開會的學生反對而開始瓦解。雖然學生們要求民主，但他們卻無法在自己的團體中貫徹民主的原則，完全無視少數服從多數的概念。
六月三日，吾爾開希在他的學校向一萬多名學生作了最後一次演講。回到廣場後，他又再次激動地宣誓，他將為保衛天安門奉獻畢生心力。結果，吾爾開希卻在學生最後撤離之前就離開了廣場。當解放軍部隊開始集結時，他躲藏在一輛載滿傷患的救護車後面，被偷偷帶了出去。救護車開離現場的半路又被攔住，有一群人正抬著一名傷勢非常嚴重的學生。最後這名學生被塞在吾爾開希身旁。
這名學生頭部中彈。
吾爾開希後來回憶道。救護車把他送到醫院，從此展開了漫長的流亡之旅。
頭號通緝犯名單公布了，吾爾開希位居第二，王丹排名第一。王丹決定不逃命，所以他回到北京，當場被捕並被判刑四年；1995年他再次被逮捕判刑十一年，後來因保外就醫獲釋，跑到美國去了。吾爾開希的顯著特徵成了逃亡過程中的阻礙。他和女友劉燕在逃亡香港的途中，一起躲在朋友家、醫院和寺廟裡，和張銘當時採取方法的一樣。他們聯繫了名為「黃雀行動」的地下通道，這個名字取自中國諺語「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鎮壓行動剛結束不久，二十一名頭號通緝犯中有七名學生成功逃出了中國，其中大部分是受到黃雀行動的幫助。營救吾爾開希時，頭兩次的嘗試都失敗；因為風浪太高，快艇無法靠近岸邊，然後又有軍方巡邏隊破壞了計畫。但是營救行動不管有沒有成功，每一次都要付給把持這條走私路線的黑幫兩萬五千美元。最後，等了將近一個星期，吾爾開希和劉燕被送到一個偏僻的牡蠣養殖場。他們被告知待在原地，直到水面上出現兩道長長的光照。一旦看到光照打的暗號，就要朝它的方向游去。他們等了又等，等到差點要放棄的時候，終於看到燈打出來了。兩人穿著牛仔褲和運動鞋涉水出海，奮力游向中國以外的新生活。一抵達香港，吾爾開希就被一名緊張兮兮的英國官員藏匿起來，並讓他發表一份聲明。聲明影片中顯示，他疲憊得臉色發白，嘴唇顫抖，指責中國政府是「野蠻的法西斯」。
2009年，烏魯木齊爆發民族衝突，他的父母仍住在當地，而他卻只能遙望。在維吾爾人與漢人的激戰中，有近兩百人死亡（其中多數是漢人），超過一千人受傷。這場動亂的導火線，是因為警方決定制止一場抗議社會不公的和平示威。然而追根究柢是，維吾爾人不滿政治與經濟都被即將上臺的漢人政府捏在手裡，而自己卻遭受邊緣化的對待。動亂造成的民族紛擾持續了數天，成千上萬的漢人手持棍棒在街上巡邏，還高喊「消滅維吾爾人！」逼得維吾爾人只能躲躲藏藏。有一些外國記者搭乘公車前往動亂現場採訪，途中被數百名維吾爾族婦女和兒童半路包圍，他們向媒體抱怨自己的男性親屬被任意逮捕。
在那段緊張的日子裡，吾爾開希無法與他在烏魯木齊的家人取得聯繫。事實上，在動亂發生後有十個月的時間，該省與外界的網路通訊一直處於斷線的狀態，顯示中國統治者意圖使用科技來控制人民。正如吾爾開希在《衛報》上表示，政府正在發出零容忍的訊息。
2001年，吾爾開希走過了一個里程碑：他流亡海外的時間，已經超過了在祖國生活的時間。自1989年以來，不像其他流亡的學生領袖可以獲準偷偷回國，或是他們的父母能拿到護照到國外探望子女，吾爾開希一直不被允許回鄉探望他年邁的父母。儘管他試圖以保持低調來換取讓步，但約十年前，關係到吾爾開希能否回國的談派終告破裂。與此同時，他的父母也一直沒能拿到護照。他們的兒子積極參與政治是因素之一，另一個因素無疑是因為他們的種族；鑒於最近民族關係的緊張局勢，很少有維吾爾族人和藏族人獲準離開中國。
在等待呼嘯的風雨過去的時候，他看了一部名為《盲山》的中國電影。這部電影講述一名年輕的大學畢業女生，試圖工作賺錢支付她弟弟的教育費用，卻被賣去當新娘。她的買主隨後強姦了她，買主的母親則負責把她按住。對吾爾開希來說，這部電影是他對祖國的所有鄙視的濃縮。在他看來，一般人不再只是默許這個制度，而是更積極地成為這個制度的一部分。那一刻，他突然開始懷疑起自己把生命奉獻給中國是否值得。
↑ 《盲山》劇照
「我已經還了我欠下的。如果我覺得我有責任去推動民主運動的話，我相信我已經做的比普通人多了。如果我要為我獲得的名聲付出代價的話，我覺得我也付過了。」秉持著這樣的想法，他冷眼旁觀整個世界湧向北京奧運會，共產黨沐浴在成功的金色榮耀之中。接著，金融危機讓世界秩序重新洗牌，加速了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腳步。曾經，有許多官員或國家元首向他打開大門表示歡迎，現在突然間都砰地一聲在他面前把門關上。
「我感覺被西方民主背叛了。我們變成了麻煩。」
「我們之前是英雄，天吶，我們是正義的一方。那場運動被非常清楚地記錄下來。我們當時是領袖，自由民主世界對我們非常友好。」
闖關大屠殺二十周年紀念日將至，吾爾開希決定不放棄中國，反而試圖想要重新登上舞臺，提醒世界認清中國政府的真面目。他同時也迫切地想要再次見到他的父母，即使這意味著他必須在中國入獄也無所謂。於是他密謀了一個計劃，他認為這是對自己義務的回應。
他的計畫是飛去澳門，那裡是他在中國大陸唯一可以用臺灣護照免簽的地方，然後一抵達當地就向當局自首。即使數十年過去，頭號通緝犯名單從未被撤銷，所以他覺得北京中央政府不可能忽視他這樣一位出了名的逃犯。他在腦海裡想像自己在中國法庭上，強迫大眾公開討論1989年的鎮壓行動，或者最終入獄服刑。當他的同學們都在牢裡蹲的時候，他則在流亡的自由中度過，如今聽起來，那些年顯然更像是沉重的負擔，而不是一種解脫。
抵達澳門後，中國大陸當局顯然無意將吾爾開希抓進牢中。他被拒絕入境，並關在拘留室裡過夜。他承認，在拘留所裡度過大屠殺二十周年紀念日，讓他感到些許安慰。隔天，他就被送上回臺北的飛機。儘管計畫失敗，他還是決定堅守策略。
2010年，他曾希望能從東京飛往北京，但他的機票被取消了。所以在六四的二十一周年紀念日當天，他強行進入東京的中國大使館抗議。他被日本警方逮捕並拘留了兩天，之後在不予起訴的情況下獲釋。
2012年，他決定到華盛頓的中國大使館自首。這一次，使館大門深鎖，電話也無人接聽。
2013年年底，吾爾開希又做了一次嘗試，他飛往香港，再次試圖自首。他又被迅速地送回臺灣。他與連同王丹在內的其他五位天安門流亡者一起寫公開信，懇求中國領導人讓他們回家。結果，並沒有得到任何官方回應。如今，他們的要求變得非常狹隘，目標也隨著這些年越縮越小，只剩下一個絕望和幻滅的世界。北京當局的冷淡態度迴避了正面衝突，這同時也凸顯了流亡異議分子的無能。就像坐冷板凳的足球員一樣，海外運動人士已被逐出賽場，限制了改變比賽的能力。他們要求回家，又在場外叫囂，更顯得他們使不上力。
主持人請吾爾開希回應外界對流亡異議分子運動失敗的批評聲浪。「我們自己很慚愧，」吾爾開希坦白地說，「的確是我們沒有做好。」他引用了另一個流亡人士的話，承認他們「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
事實上，天安門學生成功逃到海外之後，卻看到一些他們從未聽聞過的前幾代早期政治流亡人士，為了搶資源及所剩無幾的影響力而不斷彼此你爭我奪。當吾爾開希談論到那群流亡者無法團結，又急著跑去跟中國政府交涉的道德問題時，走廊上一群年輕製作人卻熱議著膚淺許多的話題。
陳光誠是一名自學成才的律師，他在山東省臨沂市揭露了地方政府計劃生育政策的弊端，包括強制墮胎。為此，他先是以莫須有的「聚眾擾亂交通罪」為由被關進監獄，然後又被軟禁在家，全家受到如在監獄般的對待，並受到殘酷毆打。儘管陳光誠失明，仍成功出逃。他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翻過一堵牆，雖然在逃跑過程中扭傷腳踝，最後還是順利逃到北京的美國大使館避難。歷經長時間的高層政治談判，他獲準前往美國，接受紐約大學為期一年的獎學金。在臺灣訪問期間，陳光誠捲入一樁新的爭議，他指責紐約大學屈服於中國的壓力，不延長他的獎學金期限。
↑ 王丹
↑ 吾爾開希
【第四章：學生】
「就算真的政府是錯的，那也已經過去了，大家會理解的。」
──Feel劉
「Feel」是他的英文名字，是來自四川的英文老師取的，顧名思義是因為他的成績非常好，對英文「有感覺」。
「坦克人」被視為天安門的標誌性圖象──一名身穿白襯衫黑褲子的削瘦男子，在長安街上面向一列坦克。這張照片攝於六月五日，大多數的殺戮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這名年輕男子雙手各拿著一個塑膠袋，彷彿他是在買東西回家的路上，自發地決定要站出來挑戰國家武力。從北京飯店陽臺拍攝到的影片顯示，在一長列的坦克車從大街上向這名男子衝來以前，他就已經在前方站定位。第一輛坦克想要繞他，他頑強地跟著移動擋住去路。當它停在他面前時，他爬上坦克，和一名從艙口往外偷看的士兵交談。據一份未經證實的報告指出，這位坦克人曾大喊：「掉頭！停止殺害我的同胞！」影片顯示，他接著被三個陌生人推拉走；這些人是安全部隊的人還是試圖保護他的支持者就不得而知了。儘管經過多年努力，還是沒有人能查明這個人後來發生了什麼事，甚至無從得知他是何方神聖。
現今還有多少中國年輕人知道坦克人的事？為了測試網路時代裡中國審查制度的效果，我設計了一個很粗略的實驗。我把這張坦克人的照片帶去四所北京的大學校園裡，分別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他們的學生在1989年的運動中起了領導的作用。我很好奇，今天有多少網路世代的學生能認出這張照片。我詢問到的都是中國受過最頂尖教育的學生，是菁英中的菁英，然而絕大多數的人看到照片的時候都一頭霧水。
一百名學生中，只有十五個人正確指認出這張照片，其中兩人從沒見過照片，但猜對答案。而事實上，誤以為這是張閱兵照片的學生人數比認出來的人還多，總共有十九位。在那些認出「坦克人」的學生中，有一對情侶反應非常劇烈，他們倒抽了口氣，大驚失色地閃躲這張照片。一位和我用英語聊天的年輕北京人，甚至不由自主地叫了出來：「我的天吶！」幾名學生聲稱自己不知道這張照片，但是他們的反應出賣了自己。「這是個敏感話題，」北京大學一位年輕人緊張地說。當我問他是否願意談談這件事時，他回答，「我覺得我不能。」然後就落荒而逃了。另一名大學生則展露了一副黨員幹部的模樣，一本正經地說，「這張照片也許是關於一次反革命事件的，大概發生在我出生後的兩三年。」
這項非正式調查結果卻讓我驚覺，中國共產黨在這些中國最聰明的學子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好幾位認出「坦克人」的學生都為政府的行為辯護。
「我認為當時國家的反應是有一點過激，」一名就讀人民大學英語系的年輕學生表示，「當時，國家鎮壓這個暴亂是有它自己的原因的。因為當時新中國剛建立，而且經歷了很多不穩定因素。這個時候再出現暴亂的話，很可能中國的政權會不保。而且當時有很多外國的勢力要利用這個暴亂製造事端，想趁機推翻新中國的政府。」她相信，政府已經表現出值得讚許的克制力，允許抗議活動持續了那麼長時間，只有在「外國勢力」開始挑起事端後，才開始採取行動。
「每個國家都會有醜聞，」另一位就讀清華大學創業研究的女學生沉著冷靜地用流利的英語回應。「我知道很多人指責我們的政府，確實他們也做了很多需要被指責的事情。但問題是，如果另一個黨派來統治中國，結果會是什麼呢？也許不會像人們想像的那麼美好。就目前狀況來說，我們要感激他們為我們做過的事。」她認為，中國政府的行為符合多數人的利益，那些譴責中國行為的國家反而應該要回頭看一下自己的前科。她說，「其它國家才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這個回答直接照抄了中國宣傳機器的套路，藉由指責其他人，巧妙地移轉了焦點。
一名年輕的醫科學生坐在學生餐廳外面一輛閃閃發光的摩托車上，他手上戴著一只高級的手錶，穿著一件招搖的黑白 T 恤，上面印著香奈兒的標誌。「這個很可能是假的，」他一邊緊盯著照片說，一邊想到網路上大量的假照片，還有數位照片編輯工具的精細技術。他下了定論說，「只憑照片是不可信的。我覺得這個很可能是假的。」說完，就戴上一副昂貴的名牌墨鏡，騎著摩托車揚長而去，臨走時還吸引了幾個女生回頭看。
相較之下，當時的中國學生在六四事件一發生之後，可就沒那麼輕易地吞下政府的說法。
學生們對1989年的無知程度，其實在瞭解到官方多麼拚命將這個「北京之春」從官方版本的歷史中抹去，就不足為奇了。大多數的高中教科書課本都採用最簡單粗暴的方式，完全不提及這段歷史。至於在大學，關於六四事件的篇幅在歷史系學生使用的教科書中也只有寥寥幾頁，不過這些都是法國學者潘鳴嘯（Michel Bonnin）所說的「歷史的瞞天大謊」（monumental historical untruth）。
我甚至發現有兩本不同的書用完全相同的文字重複了與事實不符的的說法──分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及《中國歷史新編》，可是這兩本書名義上是由不同作者撰寫的。這些段落都反映出一個更根本的思維，聲稱西方帝國主義世界「試圖讓社會主義國家放棄社會主義路線」，而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卻疏於為抵抗「資產階級自由化」而鬥爭。這兩本教科書都以《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為基準，將學生示威運動定調為「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陰謀的一部分。
談到軍隊的行動，某本教科書讚揚清場行動過程中，「黨和政府採取了極為克制的態度」。至於士兵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開火的事實，同一本教科書稱，這些行為是出於自衛，因為「非法組織的頭頭策動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在一些路口設置路障，阻截軍車，甚至出現焚燒軍車和殺害解放軍指戰員的嚴重暴亂事件。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對那些進行野蠻襲擊的暴徒實行必要的武裝自衛」。除了教科書之外，六四儼然成了一種禁忌，在公共機構中也未曾被提起。
多年來，我參觀了數十間中國境內的博物館，只發現一間有公開提及鎮壓事件。我是在北京警察博物館裡的一座紀念殉職警察的忠烈祠看到的。這個博物館是一座雄偉的花崗巖建築，正面有希臘愛奧尼亞式圓柱，館藏引人入勝卻又充滿血腥暴力的警察生活片段：像是一支很神奇地可以變成槍的鋼筆；一個乾淨到詭異的灰色行李箱──據說曾經裝著一具被肢解的屍體，被人發現放在往返於北京及丹東之間的火車行李架上；還有一個警察局局長曾戴過的手銬，這位局長不幸地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批鬥。
三樓有一整面烈士紀念牆，這是一面有二十五英尺高、極為醜陋的紅砂巖浮雕牆，獻給在執勤中犧牲的警察。牆上突出一塊塊立方形的紅色石頭以及一雙雙巨大的眼睛。有一雙眼睛上戴著一副方形大眼鏡，讓整面牆看起來像一個眼鏡商的石雕廣告。牆上還伸出了許多隻手，分別握著一把手槍、一些手銬，還有一朵花。一頂警察頭盔和一個金色花圈放在一個玻璃展示櫃中，櫃子頂部則放著兩個皮製書頁的文件夾，上面列出了這裡所紀念的烈士身家資料。
↑ 烈士紀念牆
危險的無知遺忘無所不在，而且不僅僅發生在校園裡，也發生在全國各地的家庭裡。知情或是曾參與過的父母，現在只想要保護他們的孩子，不讓孩子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有些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子孫，甚至不惜撒謊或隱瞞實情。
藝術家盛奇就是一個例子。
盛奇在鎮壓發生之後，用切肉刀砍下自己的小拇指，以示抗議。他說，那一刻很瘋狂，卻是他日後藝術創作的繆思。他有一組系列作品名為《回憶》，每幅攝影作品都是拍攝他用斷指的那隻手拿著黑白老照片的畫面，包含一張他嬰兒時期戴著中山帽、圓圓胖胖的照片。然而，盛奇始終沒有告訴他十二歲的兒子，為什麼他砍下了自己的手指。每當他兒子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他總是開玩笑說手指是在公共汽車上弄丟的。
↑ 盛奇
有趣的是，當年中國政府成功粉碎歷史，讓全國集體失憶的奇蹟，如今反而可能成為政府資訊審查的絆腳石。許多太年輕而不曾歷經過天安門事件的年輕人，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從政府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無知反而非常危險。近年來在一些場合上，年輕的媒體工作者甚至沒有意識到經手的素材與天安門事件有關，因此也沒有對其進行審查。
2007年六月四日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成都晚報》第十四版的右下角刊了一則小小的分類廣告。廣告只有一行字，寫著「向堅強的六四遇難者母親致敬！」成都維權人士陳雲飛告訴我，是他投了這則廣告，而廣告公司的一名負責人員受理了，但她並不知道「六四遇難者」有什麼特殊意義。當她回撥電話詢問他那個日期代表什麼意思時，他告訴她那是一個礦災的周年紀念。報紙一刊出，陳雲飛被拘留了一天，然後被嚴密監視了六個月。該報的三名編輯被降職，廣告公司也被撤銷。很荒謬地，在這個既成功又失敗的政府審查制度下，他們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翌年，換《新京報》觸犯審查制度，它刊登了一張關於六四的著名照片，上面是一名腳踏三輪車的司機拼命地踩踏板，要送兩名年輕的受傷男子到醫院去。兩名傷者躺在一張木板床上，白襯衫被鮮血浸透了。照片底下的說明簡單寫著「傷者」，這是普立茲獎得主劉香成拍的一系列四張照片之一。
根據維基解密公布的一份美國大使館電報顯示，該報一名資深編輯將這一錯誤歸咎於編輯的無知，他們太年輕而沒認出這張照片。編輯解釋，他自己直到接到電話才知道這張照片是什麼。編輯還說因為有可能被處罰，新聞編輯室瀰漫一股「恐懼和氣憤的情緒」，不過該報的資深記者「有興趣重新省視中共對媒體評論1989年的禁忌」。這份解密電報的結論是，編輯和其他人「希望此案能成為一個實驗性案例，從而改變報導天安門事件的基本原則，但也承認這件事不太可能成功。」即使到了現在，這種事情也不太可能成功；畢竟國家的基調從未改變。
1989年後，整整過了二十年，中國官方媒體才有意打破官方的沉默。
2009年六月四日，《人民日報》旗下的英文小報《環球時報》刊登了一篇名為長安大街繁榮可感可觸（Prosperity Tangiblealong Chang’an Avenue）的文章。文章寫道：「六四天安門事件二十年後，中國大陸主流社會對那天發生了什麼事的公共討論幾乎不存在。」這篇文章提供的訊息空洞至極，但僅僅是意識到討論的空缺也算是向前進了一步。
另一個關於六四的重大討論出現在2011年《中國日報》（China Daily）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這篇題為門大屠殺是神話（Tiananmen Massacre A Myth）的文章將「所謂的天安門神話」歸咎於西方媒體的「黑色宣傳」（black propaganda），文章認為「天安門事件一直是大多數西方媒體報導中膚淺及偏見的典型例子，也是西方政府為了要控制這些媒體，所發動的『黑色情報行動』之一。中國太重要了，不能成為這種無稽之談的受害者」。
犬儒主義時代在中國的領土上，只有香港可以舉行公開紀念六四的活動。每年香港會舉行一場大規模的公眾集會，還有一個較小型的，長達六十四小時象徵性的絕食抗議活動。學生紮營的地點通常散落在銅鑼灣旅遊區一個便利購物中心的中庭。我路過的時候，看到幾十個戴著白色頭巾、汗流浹背的學生癱倒在地上的露營墊子上，十分忙碌地用手機打字，還有互相拍照。他們幾乎靜默無語，鮮明地提醒人們，社交媒體正在改變抗議的方式；簡潔扼要的推文很快地取代了昔日那些熱情澎湃、鏗鏘有力的演講。學生抗議地點的選擇是有經濟學考量的。他們目標是吸引路過的中國遊客──香港現在的頂級消費族群──並希望盡可能分散這些遊客花在購物上的注意力，讓他們更瞭解自己國家的近代史。
果不其然，當我和一位已經禁食超過四十個小時的年輕學生聊天時，就有兩名好奇的中國遊客就走過來攀談。這兩位中國遊客彼此素不相識，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刻意安排了行程，到香港參加燭光守夜活動。他們像Feel一樣求知若渴，不過都已經設法找到繞過中國嚴格的網路管制的方法。
其中一位是一名中年的公務員，四十來歲、身材矮小，十年前開始夢想要去香港參加守夜活動。他本來打算跟朋友們一起來，但是一個沒趕上火車，另一個則被禁止離開家鄉，因為他被警察發現了去香港的意圖。這位公務員，曾參與1989年在他家鄉發起的學生運動。他告訴我，此行是來撫慰他的良心的；他說，每每想到那些死去的人或是在監獄服刑的人時，他們的聲音就在他腦海裡迴盪。「那年我們一起上街。我們當中被殺的死了，其他的進了監獄。難道你們沒人關心？難道你們都忘了或者不想再說這件事？」
儘管他強烈譴責中國政府對抗議者的暴力鎮壓以及隨後掩蓋真相的行為，這位公務員在過去二十年裡，卻一直在同一個政府底下工作。
「你是怎麼日復一日地面對這種矛盾？」我問。他有些侷促不安，一邊擺弄著他昂貴的相機，一邊解釋道，在他畢業的那個年代，幾乎所有的大學生都進入政府工作。他承認這很尷尬，但又不能太怪罪自己。和所有人一樣，他也必須工作謀生。而且，他繼續說道，他在自己的職業生涯裡一直在為大眾利益工作，避免參與「任何邪惡的事」。
然而，不到五分鐘，他又描述起他是如何花六個月的時間從農民手中搶走他們的土地，執行一個政府計畫。他承認政府給予農田的補償太低，因此一些村民憤而攻擊並傷害了他的領導。不過至少他們沒當面指責過他。
在中年公務員為自己辯護的同時，比較年輕的另一位中國人則露出輕蔑的笑容。當我轉頭問這位年輕人是如何支付昂貴的法國大學學費時，這下換他尷尬了起來。他告訴我，學費是他那對當警察和政府官員的父母支付的。
這段談話讓我想到坐牢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一段話，劉曉波在六四之後被指控為學生運動的「幕後黑手」而入獄。他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犬儒化的時代，人們「沒有信仰、言行背離、心口不一」。
如今，這種矛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常在社交媒體上被點名嘲諷，即使政府試圖出手壓制，這個現象仍很興盛。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國已有近六億名的網路使用者，這表示，任何言論一發表，保證能在審查者能夠刪除之前就被迅速傳播開來。政府當局一直以來的應對措施就只是取締，在微博上禁止敏感詞，還有盡可能快速地刪除違規的發文。
每年到了六月四日前後，官方當局的偏執程度可以從越來越長的禁用詞名 單觀察出來。連「今日」、「明日」、「那年」、「特別的日子」都成了敏感詞，被予以禁用。
2012年的周年紀念日，審查機構採取行動，禁止任何消息提及上海證券交易所剛好下跌六十四點八九點的神奇巧合。這個數字剛好就是「六四，1989」。接近周年紀念日的日子，網路上的敏感圖片也經常被移除，包含有數字六或四的生日蛋糕蠟燭照片；常在喪禮上用到的菊花的照片；跟坦克有任何一點相似的東西，包括樂高坦克、卡通坦克，或用麻將牌做的坦克。
甚至在2013年，連黃色的橡皮鴨都被禁了。這個緣由是來自一位荷蘭藝術家的裝置藝術作品，一隻巨大的黃色橡皮鴨漂浮在香港港口。這個主題隨後被網友拿來惡搞，他們重製了坦克人的照片，把坦克換成黃色橡皮鴨。審查單位迅速介入，但可惜速度仍不夠快，這證明了舊式的審查制度在新媒體環境下的侷限性。光是政府當局在天安門廣場上試圖阻撓公開報導的行為，就顯露出他們的焦慮有多嚴重。
六四二十周年紀念的時候，當局嘗試了一種新策略：在天安門廣場部署「傘人」。在天安門廣場上派駐了許多便衣警察，每個人都大開著傘在廣場上閒逛。因為他們接到明確的指令，要求每個人都要撐傘擋在記者和攝影師之間，干擾外國記者的工作。結果，現場見縫插針的記者搭配上維安人員手上轉圈的大傘，就好像是一起跳了場超現實主義的芭蕾舞劇。由於所有其他事件都不能報導，電視報導上就塞滿了這些傘人，反而無意間讓觀眾意識到政府的極度不安全感。
2012年，推出新領導班子的大型黨代會（即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養鴿人被禁止放飛他們的鴿子，同時也禁止模型飛機出現在北京的天空中。計程車司機則接到指示，要拆掉車窗的把手，讓乘客無法打開車窗。甚至坊間還流傳一份備忘錄，警告計程車司機要有警覺心，避免乘客試圖將「帶有反動訊息的乒乓球」丟出窗外。在這種氛圍下，「反動訊息」的意義範疇似乎涵蓋了眾多的內容。
Feel曾經申請過入黨。對他來說，入黨的優點很多，但最吸引人的是將有更多機會進政府工作。他的成績很好，而且又是副班長，加入共產黨其實只是一個儀式而已。他用一種很理所當然的口氣告訴我，所有優秀的學生都加入共產黨。但是可惜今年他的成績退步了，所以他的申請沒有通過批準。他擔心在大學期間不會有更多機會入黨，希望在開始工作之後還能有機會加入。
「這是大勢所趨吧。如果大家都覺得確實共產黨做得好，那我們為什麼不加入呢？」
像這樣務實的看法，其實在中國年輕人之間很常見，他們傾向將入黨視為一種很精明的職涯規劃，因為入黨有助於社會流動性，更不用說還能更接近權力而獲得物質利益。中國共產黨在國內非常受歡迎，平均每十秒就有一位新黨員加入。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據最新統計有八千五百萬黨員，超過了埃及或德國的總人口數。事實上，如果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國家，它將是世界第十五大人口大國。
儘管共產黨的成員數量不斷攀升，但也是有篩選機制的，每七個人中只有一人批準入黨。而且它不是外界想像的那種老人政黨，有超過四分之一的成員年齡在三十五歲以下。
從人數可以看得出來，潛在黨員並沒有被如滾雪球般的醜聞給嚇跑。這裡的醜聞一個比一個更荒謬，像是某個梳側邊頭的鐵路部長有十八個情婦；某個縣的交通局長安排了他十四名親戚到政府裡工作；或是某位警察擁有一百九十二套房地產。相反地，這些荒謬的故事反而可以增加黨員身分對中國年輕人的吸引力，因為它暗示了，成為黨員可能是獲取不可思議的財富、權力和性的第一步。
我曾經問過一位來自雲南的十五歲女學生，她長大後的夢想是做什麼。「我想要和貪官們待在一起，」她回答，「他們越貪腐越厲害。因為他們是最知道世界如何運轉的人。」如果不考慮道德爭議的話，她的邏輯還真是無懈可擊。
一向很敢於直言的《南方都市報》的一位記者拍攝了這段影片，他只是問了一群幼兒園小朋友一個天真的問題：你們以後長大後想做什麼？有著雙明亮的大眼，牙齒還有許多縫隙的孩子們，在影片中表達了自己的雄心壯志，例如想成為老師、藝術家、太空人和可以幫助人的救火員。然後是一名六歲小女孩出現在屏幕上，她的臉被打了馬賽克。「我想要當一名官員。」她甜甜地回答。「什麼樣的官員呀？」記者問。這位小女孩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然後答道：「一個貪官。因為貪官有很多東西。」
即使是Feel，他想入黨的理由也非常務實。他認為入黨的好處之一是，如果黨員犯錯了，黨會為其提供一定的保護，包括黨員在公共場合可能不會像普通罪犯那樣被戴上手銬。
當我們談到關於1989年的事件時，Feel首先承認他其實並不真的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他說，「我覺得我說的是片面的，」他這樣的說法卻無意間反映了中國政府對這些事件有多麼在意。「我要是處在那個時代，或者我是個考古學家或歷史學家，我有發言權，我就可以很自信地說是怎樣的一種情況。」經過反省之後，他懷疑自己在香港六四博物館中所見所聞的真實性，懷疑策展人可能只呈現挑選過的歷史觀。由此可見他對這個系統有多麼忠誠，這個系統把他改造得很好，甚至讓他懷疑是否有必要「去嘗試」瞭解更多。
他認為，共產黨一定是有充分的理由才不公開曾經發生的事情。中國曾經所做的一切後來也證明，對穩定國家以及推動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來說是必要的。即使黨曾犯了錯，但是以最後做出來的成績來看，它值得人民的信任和諒解。
「就算真的政府是錯的，」Feel堅定地總結，「那也已經過去了，大家會理解的。」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