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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哲學迷因
至於中國哲學到底存不存在,不是這篇要討論的主題
「 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
—王守仁《四句教》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餘姚人。曾在故鄉陽明洞築室而居,後人稱陽明先生。
王守仁早年信奉程朱理學。他二十一歲時,有一次跟一位姓錢的友人在討論如何從天下萬物中悟出道理,成為聖賢。便到屋外的竹林裡,跟友人一起在竹子面前思索。他們從早到晚就坐在竹子面前,到了第三天,友人先病倒了,只剩王守仁一個人繼續撐著,但仍悟不出什麼道理出來。到了第七天,他也承受不住,一起病倒。理學成功造成無情單殺,無情雙殺,太無情了朱熹!
(聖主 朱熹)
原本他對自己成為不了聖賢而放棄,轉而研究佛學,但三十八歲時,他開始對朱熹的「格物窮理」產生了動搖及懷疑。他返回自己的內心探索,主張天下無心外之物,無心外之理。「理」就存在於心中,而非朱熹所說:心即心,理即理。而這個具有「理」的心,即是「良知」[1]。
王守仁強調良知是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能力。因而人的修養方式就是「致良知」[2],即把良知推行在世間萬物上。在他看來,人心既然是天理在人身上的顯現,那麼人能不經學習,即可知道天理,也就是道仁義禮智信。他認為,成為聖人的真正途徑,是把自己內心本來就具有的天禮,也就是良知,將它付諸實現。將心中的天理,應用在每一件事物,這才能真正從事物中悟出道理。「致良知」成為了王陽明心學理論的基礎。
而「知行合一」則是王陽明的實踐方式。「知」跟「行」原本是兩件不同的事物,前者是知道良知,後者是凡事依良知去做。但王陽明堅持「知行不可分作二事」,主張兩者應互相依存。知跟行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也有相輔相成的作用。他主張「知乃心之本體」,從心開始,開啟人的意識及實踐活動,進而形成一個做學問及實踐的週期循環。
王陽明曾在《傳習錄》舉過一個例子,來具體表達「知行合一」概念: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
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個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卻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澄是陸澄,是王陽明的學生,他收到家信,信中寫說兒子病危,他因此感到憂鬱不已
先生指的是王陽明,他說這時候應該用功,若在此時放棄,空閒時學的東西怎麼用?人就是要在這種時候磨練自己。
可能有人會說,王陽明跟聖主丹利一樣,也太無情了吧!陸澄是因為兒子的關係才感到鬱悶,他還這樣子講
其實,先生是認為這種時候不應該繼續陷入那種情緒,該從中脫離出來。「此時正宜用功」指的就是要把所學的,在這時候用出來。
父親愛兒子,這是自然的感情,但自然也要有個限度,超過的話就是私情了,有私情混雜在其中,就難以脫身,無法回歸正軌,也就無法專心作學問。
從這段話裡面,能明顯看出知與行密不可分的關係。一旦心態不正,那行為同樣也會不正。除了是在講道理以外,也體現出王陽明的心學思想。
江心力(民100)。《一本就通 中國哲學史》。臺北:聯經出版
[1]出自《孟子》,指一種「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天賦道德意識。
[2]「致」是推及、實行之意
連續兩個月的《人文專欄》,都是在談中國哲學。
其實我本身對中哲,並沒有到很排斥,甚至覺得還挺有興趣的
一方面是大學在上中國哲學史的時候,遇到不錯的老師
另一方面是有些概念,可以拿來跟西哲做比較,增加對整個中西方哲學體系的認識
真的要說我對中哲不太能產生興趣的部分,那大概就是佛學吧
特別是從印度傳入中國的佛學,什麼「緣起」、「性空」跟「無自性」
還有「中觀」、「唯識」、「如來藏」這些。考完試以後,很多都忘記了
以後有機會,再寫一篇《人文專欄》來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