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作者：平野聰
ISBN:9789578654334
上一章提到，雍正提出「中外一體」的概念：「不論對方原先是『中國』還是『外國』，服從當今皇帝的實力與公正的統治、享受和平的人們，全都作為大清的臣民而平等」，也都是「一君萬體」結構下的一員，因此不論是信仰藏傳佛教的蒙古人、滿洲人或是西藏人，還是信仰「中國」的儒學與漢字使用的漢人，一律視為平等。
「中外一體」是基於「皇帝君臨的天下，最終擴及所有生靈。」的觀念而來，不僅強調了多民族、不同信仰在同一個政權下受統治支配的正當性，也用《大義覺迷錄》徹底去否定華夷思想；而且還是將全世界都當在潛在統治對象的概念。不過就作者對清史觀察，這一詞非常少用於朝貢國或是其他沒有交流的國家。相反的，這是作為「外國」的滿洲、蒙古、西藏等內亞民族，與作為「中國」的漢人，於皇帝之下皆為一體的時候才使用。
白話翻譯就是：只要是我滿清皇帝統治，滿蒙、西藏、新疆、漢族才能是一家親。
到了乾隆皇帝時代，皇權最需要克服的，就是漢人單純將「中外一體」的說法看成是滿洲人欺壓與欺瞞的苛刻視線。為了讓雍正皇帝的說法能被接受，無時無刻都要遵照《大義覺迷錄》的精神，滿足以下條件：
一、滿洲人才是真正備有勇武與實力的一方，且生活遠離華美與奢侈，節儉樸實。是配得上政治與軍事主導權的「有德之人」。
二、真正創造一個不存在反滿思想或民族歧視的「平等樂園」，讓這種想法深植每一個子民的人心。
三、如同皇帝與藏傳佛教之間的關係、及所顯現的意義一般，既然大清站在保護各種宗教、文化的立場，那就必須繼續維持他們獨特的治理方式。
然而要達成這些條件，就算是自認相對「進步」的現代社會而言，也是極其困難的課題。
實際的情況則是：在滿洲人入關之後，被要求具備努爾哈赤草創時期以來的「滿洲人特質」，絕對不能邯鄲學步般染上漢人的「文藝」，反而失去滿洲人固有的「武藝」。這種從雍正皇帝開始擔心的問題，到了乾隆皇帝時代更為普遍。除此之外，普通滿人在跟著人數上有壓倒性的漢人一起生活過程中，逐漸習慣了漢語及漢人習俗。逼得乾隆皇帝頻繁發布上諭，嚴格要求滿洲人守住「國朝舊俗」。
白話翻譯來說，就是「滿洲人必須有滿洲人的樣子」，這包括社會科學所定義的：共有語言認知差異、行為模式規範差異等等，也就是所謂的文化差異。
不過矛盾之處在於，既要求中外一體的平等，又要區隔滿漢主從地位關係，這又得如何不會互相抵觸呢？
乾隆皇帝曾對負責政務者強調：「儘管你們負責的內容同於漢人科舉官僚，並與彼等共同向皇帝宣誓效忠，不過最重要的是，在面對事物的心態上，你們絕不能與學習儒學的士大夫相同，而是必須去維持努爾哈赤在部族社會中展露頭角時，那種武人之間的主從關係。」因此，他還要求滿洲人書寫奏疏的自稱，不是儒學關係中的「臣」，而是「奴才」這個對部族之長表示僕從身份的用詞，藉此表現出滿洲的舊俗。
接著，他還反覆命令所有的滿人，萬萬不可忘記「國語」（大清的「國語」是滿洲話，絕非漢語）。
對於滿州皇帝來說，要是與漢語同樣受到重視的滿語產生了廢弛，當然是無法坐視不理。於是乾隆皇帝也針對「比起北京，在屬於滿洲人故鄉的盛京裡，竟也有許多滿洲人慢慢忘記了國語（滿洲語）」，以及「受到漢人影響，滿洲人也開始使用漢人地名，造成原本的地名逐漸消失」等狀況時，時常做出免職等處份，以做警示。
在追求「滿洲人特質」上備感焦慮的乾隆皇帝，重新發想起來的，適從東北亞的薩滿教（Shamanism）、佛教信仰等宗教所發展而來、專屬於滿洲人的祭祀儀式──滿洲祭神祭天典禮。這個祭典的場所，民間一般稱為「堂子」。
打從努爾哈赤、皇太極時代就開始舉行的「堂子」，遷都北京後每年仍在紫禁城舉辦，就像在天、地、日、月諸壇舉行的儒家儀式一樣。但是隨著康熙、雍正時代逐漸推移，「堂子」也逐漸受人忽略。於是，乾隆從儀式中的器具樣式，到祝詞、執行方法皆親自考證、編撰，力求守護「堂子」的內涵。
然而在朱子學者的眼中，「堂子」的儀式有如一種「天子不該有的迷信」行為。畢竟在「堂子」所膜拜的對象，是釋迦牟尼、觀世音菩薩、關聖帝君，以及東北亞狩獵民族所信奉的眾神。這也說是展現「中外一體」的精神：薩滿教的天神、佛陀、菩薩，再加上漢人民間信仰所結合的儀式。同時也呈現出滿洲人與他人不同的「舊俗」。
堂子
就如此，作者認為當時不管誰都能看出，「滿洲和平」的實現，使得絕對少數的滿洲人與蒙古人開始受到人數壓倒性的漢人文化吸引，最終本末倒置，陷入了只能透過嚇阻性政策來保住所謂的「勇武」、「實力」。
演變至此，承平日久的漢人終於開始對滿洲人、蒙古人投以輕蔑的眼光，認為他們只是「虛張聲勢，實際上沒甚麼大不了的夷狄」。
乾隆皇帝的焦躁感因此不斷加深，決定採取相當激進的政策，直接抹除民族歧視存在的現實。這樣的結果，以現代來看可以算是最直接粗暴的意識形態操縱──乾隆焚書。
這場焚書活動所針對的，記述了明末以來的政治混亂中，滿人與漢人關係之間的紀錄。這不單包括滿洲人或敵視大清的人們所發出的言論，就連清帝國官方權力下撰寫的正史《明史》的內容，只要涉及北方諸民族地理情況與漢人互動的關係，不論是最早宋金之間的衝突，遼東地區等歷代漢人國家與朝貢國、周邊民族的關係中有的漢人菁英外族觀，一律都在銷毀之列。
不僅如此，不同於其父雍正，乾隆皇帝並不承認自己是夷狄。他表示「視中國為內，夷狄為外之作法，不過是中國人只顧中國事之舉。」（同上，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由於乾隆積極取締含有「夷狄」兩字的書籍，過去傳遍天下的《大義覺迷錄》也被乾隆皇帝給訂成禁書。
在此之外，乾隆與藏傳佛教的聯繫也日益加深。
奉行天命的皇帝，無論對佛教徒、儒學家，還是穆斯林來說，他都必須是世俗世界的頂點、滿足任何人心中神聖世界的公正皇帝。唯有這樣做，才是真正的王道──實現專制支配的同時，又保持多樣性的「中外一體、一君萬民」精神。即使身在北京，若能以佛教之王，以及穆斯林的保護者身份令蒙古、西藏、新疆順服，實現圓滿和諧的大版圖，這對漢人來說亦為非常難得的事情（明代就不曾算是做到）。
乾隆皇帝除了在藏傳佛教精神上的尊崇與其父難分軒輊外，更在成功消滅準噶爾汗國後，再無人跟他競爭藏傳佛教的最大保護者，他便以此為由，自負是與古印度的阿育王匹敵的真正輪轉聖王，也就是最高級的佛教之王。
還有，乾隆皇帝還對藏傳佛教表現出一種態度，既「以皇帝的身份來保護藏傳佛教，因此更要堅決限制有問題的行動。」因此，乾隆發明了「金瓶掣籤」制度，解決了藏傳佛教為了尋找轉世靈童所依賴占卜、預言等不確定性高又會被權貴輕易介入的問題。乾隆皇帝還強調，「透過這樣的做法，必定能增加些許公平性」。
金瓶掣籤
今日的中國政府，將西藏人接受了乾隆皇帝所創的「金瓶掣籤」制度一事，解釋為「中國對西藏行使歷史主權的重要例證」。既然統治中華的乾隆皇帝，行使了國家主權而使西藏服從，那麼中國政府阻止西藏獨立、統一「祖國中華」，按照他們的邏輯，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然而，我們也可以用相同根據反問，在毛澤東主政的先軍政治年代，對於藏傳佛教與文化施予毀滅性打擊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到底有沒有捫心自問，自己是否像是乾隆皇帝一樣做為佛教的保護者而受到藏傳佛教徒接納？可曾比照實行過去禮遇達賴喇嘛的措施？
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力證自己是多民族國家而高唱「中華民族」理論來說，搬出與「中華」文明魅力毫無關係的「抽籤」制度，然後又強調「這就是中國主權的體現」，這種作法不正是嚴重偏離「中華」價值的可笑嗎？
且根據「革命史觀」所申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乃是歷史必然性。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推翻滿洲人的野蠻權力，復興「中華」的正統政權。但是排除否定了滿洲人，卻肯定滿洲皇帝所打造的制度，好繼承帝國的疆域？這已經不只是雙重標準、自我矛盾了。
一九九五年，由於第十世班禪喇嘛在一九八九年圓寂，因此他們需要轉世班禪。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中國抽籤以前，就先認定吉尼瑪為轉世靈童。然而，中國政府卻對吉尼瑪實施軟禁，並在其後舉行金瓶掣籤，認定堅贊布諾為「第十一世班禪達賴」。這起事件，可以說同時造成了「世界最年輕的無辜囚犯」與「名為『愛國神職人員』的少年公務員」之悲劇。
諷刺的是，他們仍然是靠著乾隆皇帝──在藏傳佛教徒面前以佛教之王自居──所創造的制度。作者認為，我們可以了解到，漢人民族主義者所贊揚的「中華」文化傳統，與現實生活中近代的「中華」國家之間，其實有相當大的認知差距：
１．是自古代綿延延續至今，並以儒學與漢字為中心、理念的「中華」。而「中華」文明開花的地方，就是「中國」。────也就是以文化的角度來決定「中華」。
２．不管「中華」文明是否存續，只要是「中華」王朝所統治的地方，全都可以是「中華」、「中國」，因此不能棄之不顧，而是要持續保住它們。───也就是以權力支配的角度來決定的「中華」。
今日中國共產黨所採取的，也就是大中華主義者、皇漢主義者所信奉的，就是２．的立場。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