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花蓮港沿岸)
本篇講述的是花蓮市從1930年代到二次大戰結束為止的歷史。日治初期花蓮港由於並未施行築港，限制了花蓮了發展，直到1930年代起才在花蓮各界鼓吹下開始了築港工程。1930年代起隨者戰爭腳步的接近，臺灣成為日本的南向基地，在「工業臺灣，農業南洋」的口號下，花蓮的資源受到日本政府的注意，配合築港工程的展開，花蓮市逐漸成為臺灣的工業重鎮之一。築港工程與工業化使得美崙(日治時期為米崙)成為花蓮市的新市區，帶領花蓮市邁向東部第一大城之路。
(舊花蓮港沿岸)
(資料來源：1927年臺灣鐵道旅行案內)
花蓮築港工程的展開
日治時期花蓮港是花蓮市對外交通最重要的交通管道，由於花蓮海濱水淺，在日治中期築港工程前，花蓮來往輪船必須停靠在花蓮海濱數公里外，再由小船接駁上岸，這樣的接駁方式可能有人貨掉入海中的風險，如果遇到冬季東北季風強勁與颱風侵襲時，海運便可能中斷，花蓮便有如陸上孤島，這樣的情形下自然限制了花蓮的發展。
(江口良三郎紀念碑，他在花蓮港廳長任內對鼓吹花蓮築港貢獻甚大)
由於築港對花蓮的發展至關重要，歷屆花蓮港廳長均大力鼓吹築港建設，尤其是1920-1926年任職花蓮港廳長的江口良三郎，除了多次向臺灣總督建議以外，甚至利用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所組成能高棒球隊前往日本比賽的機會，向日本宣傳花蓮的風光明媚，藉此宣傳築港的好處。江口良三郎雇用漁民前往花蓮市區東北方，也就是今美崙地區的海邊進行勘查，最後由專家討論結果該海岸為適合築港之地，首先建築防坡堤停靠漁船，稱為「江口突堤」。
在花蓮各界努力奔走之下，1930年日本議會終於通過花蓮築港案，預算700多萬日圓，並於隔年實行第一階段築港工程，由於工程稍微延宕，再追加經費下最後於1939年完工。由於花蓮重工業的發展需要，1940年起隨即進行第2期築港工程，但尚未完成戰爭便已結束。
(現在的花蓮港車站，日治時期配合花蓮築港建設所成立)
花蓮築港對於花蓮市的發展相當重大，首先築港加強了海運的便利性，開始實行來往於基隆與花蓮的大型客輪定期船班，甚至臺灣對外港口的航班也有部分增停花蓮，強化了花蓮的對外人員往來。另外隨者進入戰爭的腳步，花蓮港加強了物資的運輸，有利工業的發展。最後花東鐵路隨者築港而延伸至美崙地區，受惠於花蓮港與工業區的發展，美崙成為花蓮市全新發展的都市地帶。
(美崙的中美路，日治時期都市規劃的主要幹道)
都市的擴大與美崙的都市構想
花蓮市在日治初期還只是小型村落，1909年花蓮從臺東獨立設廳，並將政府機關設於花蓮港街後，隨者都市計畫開展與產業、人口的移入，成為花蓮市發展的契機。1920年臺灣實行街莊制後，花蓮港街成為獨立的行政單位。1937年花蓮港廳比照西部實行郡街莊制，花蓮港街將其周圍的米崙(今美崙地區)、宮下(今花蓮車站周邊)、佐倉(今中山路北端，曾稱為歸化，是以前撒奇萊雅族的生活地帶)、豐川(以前最早的漢人聚落十六股周邊)等大字合併，今日的花蓮市市域大抵就是1937年合併後的花蓮港街而來。1940年花蓮港街改制為市，成為花東地區唯一的市，象徵東部第一大城的繁榮，而這地位仍持續至今日。
(美崙高爾夫球場俱樂部，日治時期留下的古蹟)
築港工程成為美崙地區發展的開始。美崙地區在日治中期依然是荒涼的原野地，除了作為軍事、水源、墓地使用外，也是市區民眾郊外的休憩空間之一，1928年該地成立高爾夫球場，曾是臺灣的大型高爾夫球場之一。1934年花蓮港廳發布市區計畫，首次將美崙地區劃入，成為花蓮舊市區以外全新發展的都市地帶。
(1934年美崙都市計畫圖)
(資料來源：1934年花蓮港廳報)
1934年美崙市區的市區計畫圖中有兩條寬度25公尺的主要幹道，其中一條貫穿整個美崙地區，即今日的中美路，另一條由主要幹道分出沿者美崙山腳與臨海道路(蘇花公路)連接，即今日的府前路。由圖中可以看到今日永興路的寬大道路與中間的綠地，加上兩條主要幹道，可看出這與舊市區的狹窄擁擠明顯不同，呈現更為廣闊舒適的都市空間。
(日治晚期蘇花公路的清水斷崖)
(資料來源：1938年花蓮港廳要覽)
蘇花公路的開發與交通
有「臺灣議會之父」美稱，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的代表人物林獻堂，在1935年11月3日至5日曾到過花蓮三天兩夜，往返的交通工具就是剛可行車的蘇花公路(當時稱為臨海道路)。在林獻堂日記中11月3日他與同行數人早上從臺北乘坐鐵路到蘇澳，中午午餐後便搭乘公車經由蘇花公路前往花蓮。日記中他敘述蘇花公路「屈曲如羊腸，其有名之最險處則為清水斷崖，高出海面三百餘尺，車過斷崖為之頭眩而嘔吐者有之，運轉手稍一不慎，則車墮於海中矣。」由此可見當時蘇花公路的壯觀與危險程度。
(1930年的蘇花公路)
(資料來源：1930年臺灣鐵道旅行案內)
蘇澳與花蓮的陸路交通發源於清末由羅大春所開發的後山北路，但後來長期因為原住民的侵擾而無法順利往來，直到1914年太魯閣之役後便立即開始修築道路，首先於1925年完成徒步道路，但畢竟當時花蓮港尚未築港，往來有所不便下，因此於1927年開始拓寬為行車道路，但工程比起想像中耗時，在犧牲許多人命下，才終於在1931年末完工。
蘇花公路開通的重大意義，在於花蓮與北部的往來自始除了海路以外有另一條陸路管道。開通不久後東海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便立即開通蘇澳與花蓮間的公車，以1935年而言每天8點與中午12點半從蘇澳各開出一班公車，行車時間約5個小時。由林獻堂的日記中可看出利用鐵路到蘇澳再用公車接駁，從臺北到花蓮的路程大約一個白天，雖然跟現在差距還很遠，但跟清末與日治初期相比已經有飛躍性的進步了。
(現在的花蓮高農，日治時期花蓮最早的實業學校)
(資料來源：google地圖)
實業與中學教育的發展
臺灣在統治初期，對教育的態度上採取「無方針主義」的實驗態度，對日人、臺人與原住民分別使用小學校、公學校、蕃人公學校三種差別教育，並且對中學以上教育並未重視，僅有簡單的師資教育與職業教育等。1922年配合「內地延長主義」頒布「臺灣教育令」，採取臺日共學，並增設中等以上學校，不過臺日共學一樣凸顯差別待遇，中等以上的教育也是為了殖民、產業甚至南向侵略需要。
花蓮的中等以上教育是從農業補習學校開始，1921年首先設立簡易農業小學校，附屬於公學校，1922年配合教育令改正，更名為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招收公學校畢業者就讀，1927年獨立並遷移到今明義國小校址，1933年因為今明義國小成立，該學校遷移到吉野移民村附近，後來改名為「廳立花蓮港農林學校」，也就是今日的花蓮高農。
另外隨者如下述花蓮市逐漸邁入工業化，1940年成立「廳立花蓮港工業學校」，設有機械、電機、化工等三科，也就是今日的花蓮高工。除此之外戰爭末期花蓮港市也曾設立家政女學校，後來戰後成立花蓮高商。由花蓮高農與高工成立的脈絡，可以顯示日本政府對於臺灣實業教育是以產業發展的需要而存在，在花蓮市尤其明顯。
(現在的花蓮女中，日治時期花蓮最早的中等學校)
(資料來源：google地圖)
至於初等教育以上的中學教育，首先於1927年成立「花蓮港高等女學校」，1929年移轉到花崗山周邊，也就是今日的花蓮女中。至於男子的中學教育推展則相當緩慢，花蓮市民還曾經聯署要求設立，直到1936年才終於設立「廳立花蓮港中學校」，也就是今日的花蓮高中。據1939年版《花蓮港廳要覽》，當時高等女學校279名學生中日人255名，臺人24名，花蓮港中學校301名學生中包含日人231名、臺人69名與原住民1名。雖然花蓮市算是日人較多的城市，但中學學生臺日相差懸殊仍顯示出當時教育上的差別待遇。
(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日治時期的日本鋁工廠)
迎向工業重鎮
日治中期以前臺灣為農業為主的殖民地經濟，產業發展幾乎都是為了供應日本本土需要而存在，即使有工業也是以農產品加工業為主，但在1930年代開始隨者農業發展已到極限，加上日本政府企圖侵略中國華南與東南亞，以臺灣作為「南向」基地，開啟了工業化的腳步。隨者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與之後的侵略南洋，在「工業臺灣，農業南洋」的口號下，臺灣的工業化更為加強。
日治中期前日本政府雖然試圖發展花蓮的產業，但並不順利，以至於連築港工程的推動都不太積極，但1937年戰爭爆發後，當時花蓮築港工程已經接近完工，東部的資源再度受到日本政府重視，因此一反之前消極的開發東部政策，利用國策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開發東臺灣，試圖吸引大型日資前來花蓮，花蓮市因此繼高雄市之後，成為第二個臨港工業都市。
(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內的構內社，日治時期日本鋁工廠的神社遺跡)
此時產業的最大特徵是花蓮相繼成立工業株式會社，且大多為三菱等大型財閥所投資，與日治中期以前日本本土企業對東部裹足不前有明顯不同。位於花蓮市區北部的米崙(美崙)工業區，配合築港工程的完成，成為東部唯一的大型重化工業地帶，生產鋁、金屬、氮肥等工業原料，但戰爭末期在盟軍轟炸下，工業設施受到極大的損壞，生產也趨於停頓。現在美崙工業區內的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戰前原本是日本鋁株式會社的工廠，今日仍可由建築、神社與防空洞看到日治時期工業化的遺跡。
(花蓮港神社，日治時期花蓮最重要的精神信仰中心)
(資料來源：1938年花蓮港廳要覽)
戰時的人民動員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為了因應長期戰爭與國防經濟的需要而發布「國家總動員法」，進入戰時體制。為了培養臺灣人民的愛國心，成為與日本休戚與共的人民，因此提倡「皇民化運動」，推動措施包含推動日語、改日姓、參拜神社等。1941年更成立「皇民奉公會」，推動各項戰爭動員工作。
1940年出版的《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可以了解1938年的精神動員狀況，如舉辦國民精神總動員演講會、國語講習會、增強國民身體健康的健康周、為了支援出征軍人與緬懷身亡將士而舉辦的「槍後後援強化周」等，另外為紀念神武天皇創立、發揚日本國家精神所成立的「日本精神發揚周」，活動包含建國祭、演講、座談會、愛國行進、勤勞奉仕工作、運動會等。在報國勞動服務上，如當年紀載米崙公園的整地作業，共出勤175天，動員人數1萬1千餘人，其他工作有道路補修、機場草地整理、公園、神社與墓地清掃等。
(松園別館的防空洞)
花蓮耆老林炬壁《花蓮講古》中也提到不少戰爭時的回憶。當時每逢初一與十五學生應前往花蓮港神社參拜，並由高年級學生帶領學弟前往，學校也會妥善擺放教育敕語，朝會時由副校長戴白手套恭敬交給校長宣讀，師生必須低者頭聆聽。隨者太平洋戰爭爆發，物資改成配給制，但仍出現藏米與私宰的情事，被取締輕則鞭打或短期拘留，重則坐牢。下述的戰爭結束前的盟軍轟炸，警報聲與防空洞也成為當時市民的普遍記憶。
(現在的松園別館，日治時期的花蓮港廳陸軍兵事部)
戰時的軍事佈署與戰俘收容所
日本統治臺灣後，日本軍隊也隨者統治需求分配到臺灣各地，協助政府討伐抗日行動與原住民。日治初期花蓮市內分別設有花蓮港憲兵分隊與分屯大隊(今日為花蓮憲兵隊誠正園區)，其任務主要是討伐原住民，如1908年的七腳川社事件與1914年的太魯閣戰役，1930年霧社事件時也有前往支援。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1941年開始侵略南洋以後，使得臺灣各地的軍事佈署更為強化。1941年花蓮港廳陸軍兵事部成立，隔年4月於美崙水源地的辦公室落成並開始運作，主要任務包含徵兵、招募、軍人召集、在鄉軍人會的管理等。該建築物居高臨下，可以掌握附近船隻進出狀況與附近飛機的起降，也成為當地的最高軍事指揮中心。戰後該建築曾由駐臺美軍使用，後來成為今日的松園別館。
(花蓮憲兵隊誠正園區內的花蓮戰俘營陳展室，日治時期戰俘營的遺跡)
(資料來源：楊季桓，〈戰後花蓮市軍事歷史建築的演變〉)
隨者戰爭的進展，征戰時所取得的戰俘處理也成為重要問題，而臺灣因為靠近南洋，也成為收容戰俘的重要地點。1942年起臺灣各地開始成立戰俘收容所，其中花蓮港分所設置於花蓮市內的分屯大隊內，收容的大多為歐美的高級軍官，隔年關閉移往白河。日軍對戰俘以殘酷暴虐聞名，花蓮港分所戰俘雖然不像金瓜石在礦坑地獄中工作，但也似乎發生賞耳光、強迫勞動與扣留食物等虐待情事。日軍會刻意將戰俘從花蓮港口至收容所以徒步前往，經過市區兩旁站滿好奇觀看的民眾，甚至老師也會率領學生觀看，讓日本政府藉此發揮「教育」民眾的功能。
(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內的防空洞)
隨者太平洋戰爭日本節節敗退，臺灣也成為以美軍為主的盟軍攻擊目標。花蓮市由於是當時花蓮軍事佈署與工業重心，也成為轟炸的對象，當時轟炸地點包含花蓮車站、花蓮港及倉庫、兵事部、專賣局、鋁工廠等，其中多數受損慘重，使得戰後面臨重建問題。至今花蓮市內許多景點(如松園別館、海洋深層水園區等)還留存防空洞，便是戰爭所留下來的遺跡。
(由於最近疫情影響使得圖書館取材受限，因此以下歷史篇兩篇將暫停更新，期待疫情能早日緩和，回復正常生活)
本篇參考書籍文獻
林玉茹，《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林炬壁著，姚誠、張政勝編，《花蓮講古》(花蓮市：花蓮縣花蓮市公所，2012年)。
花蓮港廳，《花蓮港廳要覽 昭和十四年版》(花蓮港：花蓮港廳，1939年)。
花蓮港廳，《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花蓮港：花蓮港廳，1940年)。
張家菁，《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縣：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楊季桓，〈戰後花蓮市軍事歷史建築的演變〉，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
鐘淑敏，〈俘虜收容所──近代臺灣史的一段悲歌〉，收錄在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市：樂學書局，2001年)，頁261-288。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