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花蓮車站)
前言
花蓮市是花蓮縣治所在地，人口約10萬，雖然比臺東市稍少，但加上緊鄰花蓮市的吉安鄉與新城鄉(尤其吉安鄉部分市區早已與花蓮市融為一體)的衛星都市人口後已達20萬，是臺灣東部最大的都會區，也成為行政院東部辦公室的所在地。
(花蓮鐵道文化園區)
去年7月10月我發表花蓮市歷史人文觀光指南的首篇歷史篇，當時是以張家菁的《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為架構寫成的，但隨者日後編寫觀光景點介紹與參考資料的大幅增加，使得原有的歷史篇已經明顯缺漏不足，有大幅增加與修訂篇幅的必要。
重新修訂的花蓮市歷史人文觀光指南歷史篇將分為史前到清末、日治前期、日治後期、戰後初期、現代五篇，但先強調的是，這些是為了配合之前歷史人文觀光指南而寫的內容，因此不能當作花蓮市的通史。張家菁的書雖然仍是花蓮市歷史的權威著作，如今早已有修訂的必要，但花蓮市官方至今並沒有出版自己的志書，這是令人遺憾之處，期待有關單位重視。
(「洄瀾」地名的由來的花蓮溪口，今天架有花蓮大橋)
花蓮市地名的起源
「花蓮」如今已是花蓮市與花蓮縣的地名稱呼，但該稱呼是從何而來?花蓮古代的地名包含利澳特愛魯(Rio Dunero)、哆囉滿(Turumaon)、奇萊、沙奇萊亞(Saquiraya)、洄瀾(Huelien)等，其中比較多人熟悉者為奇萊與洄瀾。利澳特愛魯與哆囉滿是海權時代歐美人謠傳花蓮產金的稱呼，奇萊與沙奇萊亞而源自於花蓮市的原住民撒奇萊雅族(Sakiraya)，至於「洄瀾」據說是早期漢人移民乘船至花蓮溪口(吉安鄉與壽豐鄉鄉界海邊)時，看到溪水與海浪衝擊成迴旋狀時，脫口而出「洄瀾」這稱呼，之後以河洛話的發音將「洄瀾」改成「花蓮」，此為花蓮地名的由來。
(今花蓮港灣，花蓮市的發展與花蓮港有很大的關係)
由此可見「花蓮」這地名來自於花蓮市以外的花蓮溪口，而花蓮市的地名實際上來自於日治初期遷移過後的「花蓮港街」。清代時「花蓮港」位於花蓮溪的出海口附近，今日的花蓮市的海邊則被稱為「新港街」，但由於出海口附近易遭海浪侵襲，日治初期的1900年將花蓮港的行政中心移至「新港街」。1909年花蓮獨立設廳後將「新港街」稱為「花蓮港街」，1940年升格為「花蓮港市」，戰後改制成「花蓮市」至今。如今花蓮港主要以貨物與國際旅客運輸業務為主，其餘出入花蓮大都依賴公路與鐵路，但由花蓮市地名的沿革，可以了解歷史上花蓮市與花蓮港密不可分的關係。
(花崗山體育場，周圍是花崗山遺址所在地)
史前
臺灣的考古學研究大約在日治時期開始發展，戰後國民政府統治後持續至今。花蓮市的考古遺址主要是在今天花崗山周邊的花崗山遺址，日治時期的1930年宮本延人首先發現考古遺跡，近年當地周圍進行許多建築工程，隨者開挖過程中發現豐富的古物，因此辦理相當多的遺址調查。花崗山遺址目前挖掘所發現的考古文物已涵蓋5000年的歷史，包含新石器時代、金石並用時代、日治時期與現代等，出土文物包含石器、陶器、墓葬等。
(花崗山老人館搶救挖掘所發現的石器)
(資料來源：《花崗山老人館興建工程搶救發掘計畫成果報告》)
依中研院研究員劉益昌的研究，花蓮縣北部的舊石器文化屬於長濱文化系統，存在時間大約在西元前5萬年至6300年，新石器文化早期、中期與晚期分別屬於大坌坑文化、繩紋紅陶文化與花崗山文化，存在時間大約在西元前5500年至2500年，之後的金石器並用時代以十三行文化、靜浦文化的分支為主。目前史前文化與下述的原住民的連結，目前仍有許多不明的地方，尚待持續的研究了解。
(花崗山老人館搶救挖掘所發現的陶器)
(資料來源：《花崗山老人館興建工程搶救發掘計畫成果報告》)
在上述的文化中，花崗山文化因為以花崗山遺址的出土文物最為豐富，因此得名，由出土的文物可以發現該當時人類善於河海捕撈，使用帶紅的褐色繩紋陶罐，並擅長製作玉器。該文化與花蓮縣中南部的麒麟文化、卑南文化不同，代表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複雜化的過程。
(花蓮市原住民撒奇萊雅族最大的部落：撒固兒部落)
花蓮市的早期原住民分布
在臺灣由世界各國角逐的海權時代，處於後山的花蓮相對平靜，除了耳聞花蓮產金而前來調查(而且該產金傳聞也是道聽塗說)，並留下一些調查記錄外，荷蘭與西班牙等西方國家的統治上尚難及於花蓮，推翻荷蘭的鄭氏政權也是。1683年清朝打敗鄭氏政權，臺灣納入清國版圖，但清朝並未重視經營臺灣，因此後山就索性被當成「化外之地」來處理，並禁止漢人前往開墾。由於歐美與漢人政權尚未對能對花蓮有效統治，原住民在此有十足的自主性，直到1874年日軍侵臺後才有重大改變。
(撒固兒部落市集與祭祀廣場，豐年祭與火神祭舉辦地)
在東部有相當多的原住民種族，其中居住在今日花蓮市中最大的種族為撒奇萊雅族(Sakiraya)。該族的語言、文化與附近的太魯閣族、阿美族等均不同，是獨立的種族，卻因後述的加禮宛事件受到迫害之下隱匿身分，直到近年向政府申請正名成功。目前花蓮市內最重要的撒奇萊雅族部落在中山路北端的國福社區，又稱撒固兒部落(Sokol)，該部落有廣場，每年豐年祭與火神祭都在此舉行。
(撒固兒部落介紹看板)
撒奇萊雅族何時開始在今花蓮市居住目前仍不詳，目前所知最早的紀錄是1630年代西班牙人到此探金時所留下的記載，但除此之外資料一切均無，直到近代才有學者考證該族的風俗與祭典。據近年長老的田野調查，該族早期在花蓮市境內共有10個部落，其中達固部灣(Takubuan)是最大的部落，位於今慈濟醫院到四維高中一帶。由於花蓮周邊部族眾多，為了防禦入侵，該部落四周會以刺竹包圍，成為重要的屏障，出入口只有前後各一個，且後方平時不開放，入口築有眺望臺，上方有人觀察部落四周動靜。
(撒奇萊雅人服飾)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撒奇萊雅人女性)
(資料來源：撒固兒部落介紹看板)
撒奇萊雅族有年齡階級制度，目前是每8年晉級一次。據日治時期學者的田野調查成果，撒奇萊雅族每5年晉級一次，從嬰兒到15歲稱為幼年級，15到23歲為青年級的預備階級，必須開始住在青年集會所裡，服從上面階級的命令與指揮，並且接受訓練，其中包含要在山中學會獨立生活，一切食物全靠自己在野外取得，在一定時間內才將受訓者召回部落。每次形成新的年齡階級時由頭目、長老及青年幹部開會討論決定，然後向神祭祀後完成。
(撒奇萊雅人火神祭)
(資料來源：撒固兒部落介紹看板)
撒奇萊雅以小米為重要作物，按照小米生長時節，分為播栗祭、豐年祭與收藏祭，顧名思義播栗祭是小米播種的祭典，共要舉辦7天，豐年祭是收割小米前預祝豐收的祭典，收藏祭則是將收成小米收藏的儀式。除此之外現在的撒奇萊雅族還有為了紀念加禮宛事件而舉行的火神祭，該祭典具有紀念部落重生的歷史意義，因此也是目前最重要的祭典之一。
(清代花蓮平原原住民部落分布圖，可看到撒奇萊雅族的最大部落達固湖灣，
北有噶瑪蘭族的加禮宛社，南有阿美族的七腳川社)
(資料來源：撒固兒部落介紹看板)
在今花蓮市、吉安鄉、新城鄉等所處的花蓮平原與其周邊，除了撒奇萊雅族以外，還有許多原住民部族散布，北部有以加禮宛社(Kalyawan)為主的噶瑪蘭族，更北邊為居住在今太魯閣周邊的太魯閣族，南邊則是阿美族的地盤，其最大部落為今吉安里福興村的七腳川社。這些部族彼此也並不和睦，撒奇萊雅族與太魯閣族便有彼此攻擊獵頭的習俗，這樣的狀態也讓後來的清朝與日本政府時有藉此分化各族互相攻擊的機會。
在上述這些部族中，加禮宛社本來是居住在今宜蘭一帶的噶瑪蘭族，由於嘉慶年間宜蘭已經逐漸落入移墾漢人的手中，這些噶瑪蘭族後裔因此遷徙到花蓮，其中最大的加禮宛社在今新城鄉嘉里村。撒奇萊雅族對於身為後來者的加禮宛社本來也有衝突，但後來形成同盟的友好關係，下述的加禮宛事件也共同反抗清兵，而遭受幾乎滅族的命運。
(四維高中附近，曾是撒奇萊雅族最大的部落達固湖灣所在地，也是加禮宛事件的主戰場)
清末的開山撫番與加禮宛事件
清朝本來對於後山當成「化外之地」處理，在歐美列強眼中，清朝僅控制大半的臺灣而已，而這態勢卻在1874年日本侵入臺灣為之一變。日本試圖入侵也被清朝當成「化外之地」的恆春一帶，想藉此獲得臺灣的實質利益，甚至在入侵恆春的同時，已經派遣日人成富清風航船前往花蓮平原，並接觸加禮宛社與七腳川社，已經有打算將花東作為日本勢力範圍的意圖。雖然日本的侵略後來隨者雙方訂約、撤兵臺灣而沒有成果，但該事件也讓清朝認識臺灣後山等地如疏於經營，可能落入日本與歐美列強的危險，這也是「開山撫番」政策的形成背景。
開山撫番政策是由福建巡撫沈葆楨開始，共分為北中南三路，其中後山北路首先由夏獻綸在蘇澳為起點，後來由羅大春接手後，向南一路開山至花蓮平原，但途中一路受到原住民襲擊，死傷眾多，即使後來停留在花蓮平原駐軍後，依然不斷受到太魯閣族的攻擊。由於清朝當時財政困難，難以支持龐大軍力，因此便有攏絡撒奇萊雅族與加禮宛社的構想，該兩族一開始也與清兵保持合作關係，但後來也不滿統治而反抗，而形成1878年的加禮宛事件。
(清兵凌遲撒奇萊雅人大頭目古穆.巴力克夫婦示意圖)
(資料來源：撒固兒部落介紹看板)
目前加禮宛事件爆發的主要原因，被認為是清兵因糧食不足，與當地居民購買時欺壓族人，與經常欺負當地婦女造成加禮宛社不滿，社人至清兵營理論時竟然遭到殺戮，而使族人決定反抗。由於撒奇萊雅族與加禮宛社是同盟關係，因此一起舉兵攻擊清兵。清兵由吳光亮與孫開華等領兵，總共投入約4,500名以上兵力參戰，為了孤立加禮宛社，因此首先攻打撒奇萊雅族的最大部落達固湖灣。
據撒奇萊雅族長老訪談，達固湖灣依撒奇萊雅族的習俗，外圍種有非常茂密的箭竹林，清兵無法順利進攻之下採取火攻，將該部落燒成一片火海，後來頭目開會決定由大頭目古穆.巴力克夫婦出面投降後，被清兵在今慈濟醫院附近的茄苳樹凌遲致死。清兵在攻下達固湖灣後便進攻加禮宛社，太魯閣族也加入攻擊行列，該社不敵之下投降。
加禮宛事件對清末的花蓮平原有許多影響。首先是當地原住民紛紛震攝清兵的威力而順服，使得直到日本統治前當地保持一定的和平。其次撒奇萊雅族與加禮宛社受此事件大幅衰弱，七腳川社與太魯閣族趁機崛起成為平原的兩大勢力，也就是後來日本政府統治花蓮的最大對手。但耐人尋味的是，受到清朝的財政困難影響，使得花蓮平原的清兵逐漸減少，代表清朝在花蓮的經營始終都未上軌道，直到日本統治後，花蓮市的開發才有突破性的進展。
(撒固兒部落介紹撒奇萊雅人隱姓埋名看板)
(撒奇萊雅人火神祭)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加禮宛事件的另一重大影響，便是撒奇萊雅族與加禮宛社在年輕人口大量戰死下，幾乎受到滅族之禍，為了害怕政府的迫害而四處遷移到花蓮各處，其中撒奇萊雅族隱藏在阿美族的部落中，以至於日本時期研究者甚至未發現該族的存在，直到2007年才在族人努力之下正名成功。自正名成功後每年舉辦的「火神祭」，便是撒奇萊雅族紀念加禮宛事件而舉辦的祭典，如今已是該族每年最重要的活動。
(花蓮市區西北方的十六股，清末最大的花蓮平原漢人聚落)
漢人的開墾與聚落形成
清朝從臺灣收入版圖後，為了減少漢人與原住民衝突，訂定禁止入山開墾的命令，但漢人進入原住民地區開墾依然層出不窮，乾隆年間漢人在吳沙帶領之下開始進入宜蘭，不久宜蘭平原也成為漢人的移墾區，也使原住民噶瑪蘭人部分被迫移居花蓮，形成上述的加禮宛社，而漢人也踏上了移入花東的腳步。
(十六股的延平王廟，花蓮市最早的漢人廟宇)
據說最早前來花蓮平原開墾的漢人，為1812年的李享、莊找等人，他們從宜蘭越嶺而來，向當地原住民購買土地，其範圍包含今日吉安鄉全部，與花蓮市與壽豐鄉的一部，隨後也陸續有漢人前來，例如1851年臺北劍潭人黃阿鳳，曾招集16人出資，募集2千多人前來花蓮平原開墾。今天位於花蓮市區西北部的「十六股」便是黃阿鳳帶領所移墾的村落之一，不過由於與原住民產生衝突，經過數次攻擊之後墾民被迫敗走，田園也歸於荒蕪。
(十六股古城示意圖)
1875年清朝正式廢止漢人入山禁令，加上「開山撫番」後有清兵進駐後山，漢人移墾風險大為降低，因此吸引更多漢人前來。1876年林倉安從宜蘭招募墾民前來花蓮，在黃阿鳳原本經營的十六股舊地重新開墾，不久就恢復繁榮。為了避免原住民襲擊，該地曾築有城牆，長寬500餘公尺，高23公尺，四周建有城門。由於位置適中，十六股也成為與原住民交易的市場，後來也成為官方撫墾局的據點，成為清末漢人的最大聚落。今天位於十六股的延平王廟，是花蓮市境內最早的漢人廟宇，也是清末花蓮漢人移墾的象徵。
(明治時期臺灣堡圖，可看到花蓮溪口附近的舊「花蓮港街」，
與北邊今花蓮市區所處的「新港街」)
(資料來源：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
除了十六股外，今天位於吉安鄉的花蓮溪口附近由於也是原住民的交易市場與港口，有不少漢人居住，也有清兵在此駐營，該地在清末稱「花蓮港街」，但與日治時期的「花蓮港街」有別。1878年為了交通方便起見，曾將市街地往北遷移到「新港街」，也就是日治時期的「花蓮港街」與今天的花蓮市，但不久因遭到原住民襲擊，又再遷回花蓮溪口附近的舊花蓮港街。今天的花蓮市區直到清末仍是一片荒蕪，直到日本統治後的1900年將市街遷至此地後，花蓮市都市發展的齒輪才終於開始轉動。
(下篇待續)
相關文章連結
花蓮市歷史人文觀光指南:延平王廟.忠烈祠
花蓮市歷史人文觀光指南:撒固兒部落.自由廣場.檢察長宿舍
本篇參考書籍文獻
花蓮縣文化局主辦，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執行，《花崗山老人館興建工程搶救發掘計畫成果報告》(花蓮縣：花蓮縣文化局，2017年)。
康培德、陳俊男、李宜憲，《加禮宛事件》(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2015年)。
張家菁，《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縣：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
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採集組編輯，《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年)。
謝深山監修，《續修花蓮縣志：卷四歷史篇》(花蓮縣：花蓮縣政府，2006年)。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