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之前沒有提到的，是關於滿洲（Manchu）的崛起。
一三五一年，「紅巾之亂」爆發，元朝應聲崩解。雖然以中華史觀的角度來看，繼元朝之後誕生的乃是明朝，但在今日東北這個地區，產生了權力上真空地帶。
在這個空白地帶腳踏實地、不斷累積力量的，就是女真人。一六一六年，女真族領導者努爾哈赤，在此建立「後金國」，自稱大汗。「後金國」這個名稱，當然也蘊含了自己乃是「建立金國的女真人後裔」所保持的自我認同。
一六三五年，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將蒙古國最後大汗－林丹汗驅趕到今日的青海省草原地帶，並奪獲了大汗的玉璽。
順帶補充一下，玉璽是支那歷代王朝的皇帝，代代相傳的御用玉璽。在一三六八年，明王朝統一支那地區，並將蒙古帝國政權驅趕到萬里長城以北時，元朝的大汗並沒有放棄玉璽。換言之，明並沒有獲得構成脈絡相連的支那歷史當中，極度不可或缺的「傳國玉璽」；從這點來看，明並不能被稱為正統王朝，這也是遊牧民在編年史當中的認知。
明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而且抱持著一種自卑感。正因如此，在《明實錄》中，反覆記載他們為了奪取玉璽，派遣兵力深入北方蒙古草原的紀錄；但是他們這番努力屢遭挫折，在毫無辦法下，甚至做出假造一顆新玉璽的荒唐之舉。
從蒙古大汗手裡一直握著正牌玉璽來看，也可說元朝尚未滅亡？在這種思維下守護的玉璽，於一六三五年落入皇太極手中。至此，皇太極名副其實，成為歐亞東部草原的大汗，他遵循著遊牧民自古以來的既位儀式。
隨著玉璽的讓渡，蒙古人與滿洲人成了合作夥伴。大清借重蒙古的力量征討支那，並創立了大清。順道一提，「新疆」一詞是在一七五九年。當時住在那一帶的蒙古人與突厥人歸順於大清，成為新加入大清的領土和領民，稱為「新疆」，也就是「新獲得的土地」。
雖然文殊菩薩的信仰自古以來一直存在支那北部，不過在不斷遭受鎮壓的情況下，這種信仰的核心逐漸轉移到東北。一六三六年定國號為「大清」（Daiqing）之後，過去被稱為「女真」的人們，其稱呼逐漸變成了「滿洲」。所謂滿洲，一般認為就是源自於文殊菩薩之名。
文殊菩薩是左手持經典、右手持劍，掌管智慧與學問的神明。重視禮節與學問的遊牧民，毫無困難地接受了祂的教誨，受到文殊傳授智慧的人們，便是滿洲人。
正如大清的皇帝在遊牧的民間被稱為「大汗」這個再清楚不過的事實般，滿洲社會也沿襲著遊牧民的傳統，大汗是由各部族之長選舉產生，以部族會議領袖的身份，強力維繫著各部族的團結（杉山清彥《大清帝國的形成與巴旗制》）。
大清是由八個有力的部族結合而成，也就是所謂的「八旗」。他們擁有各自的旗幟，分別是正黃、正白、正紅、正藍，以及旗幟外面加上邊框的鑲黃、鑲白、鑲紅、鑲藍，滿洲人利用旗子的不同，來表現各部族差異。
大清先是統一東北，然後將蒙古納入支配下，之後他們更越過了萬里長城，征服了明；不過在征明之際，其體系已經變成了由滿洲八旗、蒙古八旗，以及漢軍八旗所構成。
令人感興趣的是，滿洲八旗真的是純粹由滿人所構成的嗎？關於這點，答案是否定的。正如第一篇提到加入遊牧民的方法，成為旗人的重點，在於接受滿洲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以滿洲人一員的身份生存下去，與出身漢人或蒙古人並沒有關係。換言之，這是一種跨越了人種與民族的價值觀。
作者在一九九０年代，在阿爾泰山進行調查時，曾經和當地遊牧的哈薩克人接觸。在那些人當中，作者發現有個人不管怎麼看，都是漢人的樣貌，於是便試著問他：「你是支那人嗎？」結果他馬上回答：「不，我是哈薩克人。」周圍的人似乎也把這件事情，看得是理所當然。
黑龍江省的哈爾濱，這裡有座直接從日本統治時代的「大陸博物館」而來的黑龍江省博物館。在其中的展示場中，有一位人物的相關事物－十九世紀的吉林將軍富明阿墓中的出土品。
在袁崇煥與努爾哈赤、皇太極之間，有一段有名的軼聞。
由於袁崇煥的守勢相當堅固，所以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無法越過萬里長城，為此，他們採取謀略手段，散布謠言說袁崇煥已經和滿洲人私通。
疑心病重的明朝皇帝，對這個謠言照單全收，於是將袁崇煥處以凌遲之刑，也就是活生生將他身上的肉一塊塊割下來。結果，袁崇煥的家族就變成了流浪之民。這跟漢朝對投降匈奴的李陵一族採取的懲處作法如出一轍，透過極端殘忍的嚴罰思想來統治人民，也是中華文明的特徵之一。
袁崇煥的兒子袁文弼加入了後金國的軍隊，他發揮了遺傳自父親的能力，屢屢立下軍功，並被錄用為漢軍八旗。袁文弼取了一個滿洲風的姓－「富」；但是，他原本的袁姓也有流傳下來，其六世孫－富明阿又有一個名字叫「袁世?！?。
富明阿的長男壽福在甲午戰爭中與日軍戰鬥，義和團之亂中又與俄軍奮戰，最後舉家自盡。換言之，他們是一直到最後都為大清竭盡全力的家族。
說到這個，努爾哈赤之所以能與明朝抗衡，其中一個因素，在於他藐視明朝的海禁政策，利用撫順半島地緣優勢；對外輸出人參、貂皮等貴重名產，藉此換取戰爭所需的火炮、軍需物資。不僅搭上了大航海時代的順風船，開放包容的大清，也與封閉守舊的明朝形成強烈對比。
感想：作者楊海英博士對於歐亞遊牧史、東亞支那史都有相當程度上了解。不知道是個人立場或是遊牧民的傳統觀點，可以感覺到作者在介紹遊牧文明的優越性、獨特性的同時，也非常鄙視、厭惡南方的支那。而且已經到了將遊牧經濟生活型態當成「信仰」的地步，稱那些像是「秦人」等從遊牧轉職農耕的民族集團為「背叛者」。諸如此類，偏頗觀點不知有無學術公平性？
在該書第二章「草原上誕生的文明」就有提及：對於狩獵採集民保持強烈敬意，是遊牧民的價值觀。原因在於，遊牧民對於能比自己更長距離保持移動的狩獵採集民，是當作擁有大量資訊的知識份子來看待的。另一方面，對於完全固定不動的支那人農民，遊牧民把他們當成比自己更保守的存在來看待?！干讲粍?，人動」這句俗諺，在遊牧民中廣為流傳；它的意思是，不動的人是保守的，受固定的觀念所束縛。
後面還有的是：城市的商人在遊牧民看起來，是比農民更低劣的存在。在遊牧民的理解中，城市是把人集中起來、固定在那裏不動的裝置：在那裏做生意的人，都是對金錢執著的人。（歐洲、東亞南亞各大文明都表示躺著中槍！）
不過，遊牧民「過著以移動性為基礎的生活，所以在財富的累積上自然有所制約。故此，遊牧社會乃是沒有極端階層姓的平等社會構造，也不會像農耕社會那樣，產生貧富嚴重落差的現象」；這點則是引用松原正毅先生的實地考察後的結論，也很有道理（《遊牧帶給我們的訊息》）。
在抱持這種價值觀的遊牧民族文明受到認可前，中國都是用農民史觀、農耕民族的視野來看遊牧民，並對之多加鄙夷。然而，遊牧民覺得他們是能動的，農耕民則是固陋的，並覺得農耕民族是在歪曲遊牧文明。
這正是今日的蒙古與中國之間，產生文明爭論的一大要因。
筆者我認為，與其探討雙方的差異並試圖化解，探討東亞窪地所群聚、發展的文明到底為何如此異於他國，也許才是問題關鍵所在。
個人對照其他資料、相關歷史節目紀錄片後認為：遊牧民、狩獵採集民固然都是古代以降的高知識專業人士；也是人身遷徙、財務自由度較高的一種經濟生活型態。但是楊海英博士也在書中坦承遊牧民生活的致命弱點就是暴風雪，對抗天災的能力跟事先預備存糧的農耕民相比，很明顯差了一大截。
關於農耕文明的缺點，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先生，在其暢銷作《人類大命運》系列中就曾提到「農業革命帶來的缺陷遠遠超過優點，單一作物的種植雖然讓人口增長，卻導致營養不均衡，甚至不如狩獵採集的生活。農業能有效累積財富，卻也首次拉開貧富差距，不僅讓人類神話演變成自認有別於萬物、受到眾神寵愛。也創造了一群自命不凡的特權菁英階級……」總而言之，徹底顛覆傳統史觀總是讚美、甚至認定農業出現後人類才有文明的這種概念。狩獵、畜牧當然也是人類文明，只是分工合作程度上、生活經濟型態發展上的差異不同罷了。
在這個講求文化多元主義的時代，容許不同的史觀有其觀點立場，重新解讀已知的歷史事實，不僅可以擁有更加全面開闊的視野，更可打破「歷史是由贏家所撰寫」這個長久以來的迷思。
雖然更多接觸未必帶來理解包容，但是樂於分享，理應讓好心者有心增進同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