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白龍君曾經與我討論過史學的客觀性的問題，我總沒繼續答覆，原因第一點是如他體諒的「學業繁忙」，第二點，我總不能算是真正的史學門徒，難以啟齒。
不過，今日讀了一篇輔仁大學的史學系教授陳君愷撰寫的著作《解碼228：解開二二八事件處理大綱的歷史謎團》，爭點是「事件中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為何變成四十二條？」，而與中研院院士黃彰健論戰。
關於客觀性，可以考察文中陳君愷提了史學研究的三個途徑，外部檢證（史料載體）、內部檢證（史料內容）、脈絡（根據史料，假設有何原則可「評價」證據力）。換句話說，史學並不排斥科學檢證方法進入史料的檢證，譬如用碳檢定測定時間，而在科學理論不可及之處，容許史學家對史料分類、評價有效等級，提供一套規則令不同意見的史學家討論。甚至，脈絡意識強調史學家和必須「假設」，這更符合胡適引用杜威的實用主義精神「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總之，上述理由充分支持史學是追求客觀性的，若無此目的，則不必提供分類、評價史料的原則，提供意見不同者討論的平臺了了。至於歷史可否證明正確？我得反問，大衛修莫主張實然（to be）和應然（should to be）分離，經驗命題無法導出應然命題。一項學門無法完成自身的期許，跟該學門從來沒期望完成這件事，是不同的事情。
另外，應然跟實然的史學問題還可以導出經典例子是，若是一個史學無法證明蔣中正是殺人魔王，則不是一門追求客觀性的學問嗎？
這個問題引導的問題是，我們「期待史學」是甚麼？史學更多時候被期待處理「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但是「好＼壞」是實然性命題還是應然性命題？道德的標準為何很大程度決定歷史人物如何被評價。換句話說，道德問題是評價性的「好壞」，沒有真假問題，用史料證明「某個價值標準是對的」，因此某人是壞人，這種任務不是「史料」的責任和功能，反倒是寫史或評史者賦予的意義：寫史或評史者先有了一套價值判斷，然後賦予在史料的解讀與歷史現場的重建。
有人會反對，認為歷史是當局為了統治需要所以塑造的武器，每一個朝代只會選則有利的史料和道德標準，呈現他們想宣傳的東西。我反問，科學實驗不也可以這樣？蒐集了一堆樣本，但我想出一堆合乎科學原則排除掉不利信度效度的樣本，譬如「避免取樣偏差，所以刪去具備某些特徵的樣本」，這與無恥的寫史者選擇性呈現史料（這是共諜的匪言）有何差別？但我們卻不用這種眼光質疑科學。
或者我選擇用有利自己的理論詮釋證據，導出我要的結果，並宣稱結果被駁斥。這種批判被奎恩的「不充分決定命題」，以及維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論」以「雞兔錯覺圖」指出，科學不存在客觀放諸四海皆準的證據，光是界定鴨和不是鴨、兔與不是兔，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性的學習，並不是有先天有一個兔、鴨的實體存在而等待被識別，而是針對這些特徵者，人們建構了「名」。換句話說，科學上宣稱自己的詮釋理論是唯一真理的科學家，這與差勁的史家，以不全面檢視自身詮釋觀點，而給予人物唯一狹窄性評價的模樣，有何差別？
綜上所述，史學或歷史的問題從不是「不夠客觀」，而是「差勁史家如同差勁科學家選擇性呈現有利的資料，以及妄稱自身的詮釋或解釋是真理」。如果史學和歷史在客觀性上被質疑，則其能被質疑的理由，在科學上也成立，甚至科學社群也存在權力現象，以期刊的刊登權認定「哪些研究是知識、不是知識」。
積極來說，史學和科學的精神是共通的，並提供了一套公開檢驗的程序，邀請有疑問的人循著這些原則周延的考察與爭辯，僅僅因為科技發展和發展的技術，科學似乎看起來更可靠，因為強調儀器，但史學從不排斥，甚至更強調懷疑。如果大家都贊同科學的精神是懷疑，則為何史學是相信呢？不少人因為相信歷史而覺得被騙，同樣，也不少人相信科學被騙，譬如中世紀認為地球是宇宙中心的那些人。
至於價值中立是否是史學與科學的差距，尤其是自然科學？如果把價值中立界定成主觀不介入，在自然科學上早已違反這原則，因為當你決定要研究題目是「鈾235的半衰期」而非「北京猿人與日本人的DNA關係」，就已經有主觀介入的事實。我們唯一可以要求的，就是在研究過程別讓偏見和盲信干擾研究過程和證據判斷，這在史學和科學是一樣的。
拖了兩個禮拜，這篇初步回應白龍君，並邀請諸君更細緻的考察史學和歷史。有鑑於本篇缺乏學術基礎，不是站在過去巨人的肩膀上，待讀完雷蒙阿弘的《論治史》與杜祐的《通典》，再另行文完善之。
本篇匆促行文，且兔非史學和自然科學之門生，卻妄言兩學門，必諸多缺漏、嘈點甚多，諸君意見兔定深思。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