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原本發布於我個人的臉書頁面上
不過臉書不太適合長篇的圖文排版
我現在把文章再貼到這邊，配合一些圖文補充
也讓巴哈的訪客能夠細細品嘗這篇文章
這是我大學進入歷史系後的心境體悟
希望能讓非歷史系的人，能夠稍微窺探一位歷史系學生的內心
以及讓有意向進入歷史系的學生，對歷史系有不同面相的認識
或是讓對「我」有興趣的人，能藉由這篇文章，稍微在他們的腦中勾勒出「我」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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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作為一名歷史系畢業生，這4年來的心得
【從對世界的感受談起】
「即使最高的山
也不比最深的山谷
更靠近天空。
任何地方都不比另一個地方擁有
更多的天空。」
此詩出自於知名波蘭詩人辛波絲卡的〈天空〉
（Wis?awa Szymborska, ”Niebo”）
其標題與本文中所用的「天空」，在波蘭文原文為「niebo」，同時能翻譯成「天」（sky）或是天國（heaven）。
而這首詩也引導我們探究兩個問題：
什麼是「天空」？我與其他人感受到的「天空」是一樣的嗎？
猶太人可能會回答，「天空」就是相對於「地」的存在，因為神在創世時，明確將天（heaven）與地（earth）分開。
而古希臘哲學家阿那克西美尼（?ναξιμ?νη?），可能會回答，萬物的本源都是「氣」，天空主要包裹氣體，而氣以不同的純度與比例構成世界萬物，因此天空無所不在。
（《紐倫堡編年史》中，天主創世第二日的插圖。圖源：File:Nuremberg chronicles - f 2v.png - Wikimedia Commons）
每個人對天空的定義不同，其會隨著時空以及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而有所變化，正如古希臘哲學家普羅達哥拉斯（Πρωταγ?ρα?）所說的：「人是萬物的尺度」。
「人」認為一件事物是什麼，那它就會是什麼，而這又會隨著不同的環境、時間、空間以及所處的社會群體而造成觀念的差異。
特定的時空背景，又會讓眾人產生一些看待事物時的「共性」。
那可能是一種大家同時都相信的價值思維，以及約定成俗的習慣方式。
但這不代表每個人的特質都必須被抹除，不代表人類世界應是完全同質化的社會。
在同一個時空環境下與同一個群體裡，每個人的思維之不同，仍是重要且必要的。
中世紀神學家阿奎納（Thomas Aquinas）在其著作《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回答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眾人是否共有一個『主動智能』？」
這個問題的背景脈絡是，有人認為眾人的靈魂既都是天主所造的，因此同屬一個，而「智能」又都產生於靈魂，所以人的智能會產生普遍的「共性」，讓所有的人都依照這個共性運作。
阿奎納直接了當反駁這種說法。他的解答是，人類的靈魂雖本出同源，但會因人類的身體增多而隨之增加，因此靈魂是「複數」的，人的「智能」也是。
人的靈魂屬於同一種類型，使靈魂有某些先天的行動共性，但因為智能的不同而使每一個人的「能力」都不同。
這位13世紀的神學家讓我們窺見了一個有趣的議題，人會做一些同樣的事情，想一些同樣的事物，但這不代表所有人的行動與思考都是完全一樣的。
（米開朗基羅的畫作《最後的審判》中，有許許多多不一樣的靈魂。圖源：File:Last Judgement (Michelangelo).jpg - Wikimedia Commons）
如果每個人的心靈、智識與能力都一模一樣，那人類與機器人有何什麼不同呢？我們或許只有長相有差異，但都按著完全一樣的運作方式，過著一模一樣的生活型態，讀一樣的書籍，做一樣的工作，想一樣的事情，說一樣的話語，追求一樣的目標，每個人就這麼度過人生中的每分每秒。
若是如此，那這世界將會多麼乏味？
如果把人類的社會完全導向一致，那麼這世界將會枯燥許多。
在這樣的思維模式下，一個人會開始藉由觀察別人「有」什麼，來審視自己「沒有」什麼，因此自己「應有」什麼，否則自己就是不符合所處環境的「異類」。
更極端一點的狀況，一個人可能會因為別人「有」什麼而自己「沒有」，因此剝奪與毀滅對方有而自己沒有的事物，以達到所有人的一致狀態。
（John Singleton Copley作之Saul Reproved by Samuel，1798。在以色列民長時代的末期，以色列長老們見民長撒慕爾繼承人逞兇作惡，又見其他擁有君王的國家各個皆強大與富有，便要求撒慕爾也要為以色列立一個君王。天主只得應人民要求，肯許撒慕爾立君王，撒慕爾遂將撒烏爾立為以色列的第一個君王，讓以色列同其他國家成為君主國，成為以色列王國的開始。圖源：File:Samuel reproving Saul.jpg - Wikimedia Commons）
當1920年代，印度的聖雄甘地為了抵抗英國，帶領印度走向獨立而發起不合作運動時，他鼓勵印度人抵制英國貨與英國的生產工具，回歸印度本身的傳統精神與生活。尤其是人人應該都要有一臺手紡車，用印度本土的棉製造棉織品。
然而甘地的好友泰戈爾卻批評甘地，不合作運動表面上是和平的運動，但其「回歸」印度傳統的理想實際上是印度本身內向化與同質化的過程，甚至隱含了「要與英國變得一樣」的觀念在裡頭，只是表現的形式不同。
不合作運動將「非印度」的事物屏除在外，又只讓印度人看到自己「沒有什麼」，而減少他們看到自己「有什麼」的機會，而阻礙了印度本身「創造」的機會。
比方說印度人因為看到英國人掌握生產工具，因此認為自己也「應該」要有，卻無法更進一步思考印度有沒有其他的需要，或是其他能夠發揮的能力。畢竟英國與印度是不同的。
這種狀況是以「他人」的尺度作為標準，再從自己僅有的東西不斷地挖掘，最後逞強地搬出了一項勉強匹配的事物來「應證」自我，反倒掩蓋了自我真正的潛能。
泰戈爾強調印度的獨立之路是要擁抱世界，接納多元，儘管是殖民者的遺產也可被善加利用與調和，進而創造出屬於自己獨特的東西。
更重要的是，要教導印度人他們已經有了什麼，而不是總是告訴他們自己缺乏什麼，而激起憤怒與慾望，也掩蓋了他們某些已有的幸福與自身的能力。
因此相較於甘地走向抗爭之路，泰戈爾則不斷推廣「教育」，同為印度獨立奉獻。
類似的例子也在近幾年的臺灣發生，尤其是最近輝達執行長黃仁勳成為眾人焦點時。
黃仁勳所造成的旋風，驗證了AI與半導體產業在世界蒸蒸日上的趨勢，宛如一場新的工業革命，而晶片技術製作純熟的臺灣則成為這場革命的重心。
然而卻也因為這樣，造成臺灣社會風氣對於科技業的趨之若鶩，人人都想要成為黃仁勳，每個家長都期望自己的孩子成為下一個黃仁勳。
在我們大力讚嘆科技產品之精妙，以及臺灣作為科技業重心發光發熱的同時，也在極力鼓吹人人都該投身科技產業，每位學生都該以電機系等學系作為目標，為發大財的未來鋪好道路。
我們只看到了黃仁勳的「有」什麼，看見他的人格魅力、演說能力、領導才華以及家財萬貫，因此希望能像他一樣，希望能夠成為他。
更甚者甚至是反過來想的，希望黃仁勳成為「自己」，看不慣黃仁勳與自己的不同。
所以在這股風潮之中，也有不少人總是在問「如果黃仁勳完全在臺灣成長會怎樣？」或是發表「黃仁勳其實與你我無異」這類的言論。
大家藉由黃仁勳看自己「沒有」什麼，因此「應有」什麼，卻不曾知道自己「本有」什麼。
說到底，人人把進入科技業奉為圭臬，其實是以「金錢」作為唯一尺度，要求人人的人生都應該要以賺大錢作為唯一的人生志向，是一種用單一標準將社會同質化，而忽略眾人異質與不同潛能的過程。
從小長輩總是教育我們：「佛祖教導要斷七情六慾」；「天主教導不可貪戀錢財」，這類的教誨曾經何時成為了空話，那些不在意錢財收入而清心寡慾的人，在社會上反而成為不可被包容的異類。
另一個以「金錢」為尺度的例子，是二戰時期參與槍決猶太人的納粹秩序警察。
1960年代，不少被審判的納粹警察談及，他們在參與波蘭境內的猶太屠殺行動時，要求長官允許停止自己的槍決工作。
我們大概可想而知，他們會給出的理由，應該會是「因為我無法承受殺人的罪惡」等等的供詞，表現出自己身為人的同理心，甚至有為自己脫罪的可能。
然而許多警察在證詞為自己辯護時，竟然是以自己的生計有無受影響來說明自己為何不繼續殺人。
有人說他除了當警察之外，還有另外經營生意，有沒有當警察並不會影響到養活自己的問題，因此他敢向長官要求停止自己殺人的任務。
在病態與功利社會的包裝之下，他們反倒沒有注意到或許他們自己心中確有一絲身為人的憐憫之心，反而用社會所塑造的刻板圭臬來衡量自我。
（1941年突襲波蘭克拉科夫猶太隔離區的納粹秩序警察。在驅離行動中，有許多秩序警察或出於慈悲，或出於生理反感而脫離屠殺行動。圖源：File:Bundesarchiv Bild 101I-030-0780-25, Krakau, Razzia von deutscher Ordnungspolizei.jpg - Wikimedia Commons）
【不同器官成就同個身體】
「人是萬物的尺度」這話說得沒錯，但不可忽視「人」是多元而異質的存在。
許多人在社會塑造的唯一尺度、習慣與價值觀下，無法查覺到自己真正的能力與潛能。
臺灣社會總以收入、財產作為標準評斷一個人的成功與否，聰明與否，甚至善良與否，陷入世俗的慾念之中，而忘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質與才華。
同質化的社會無助於人類生活，只有多元的組成才能讓人類真正互助前行，早在西元一世紀時，便已有人知曉這般道理。
聖保祿宗徒在成為基督徒之後，決心出外傳道而將福音傳播給非猶太人，他也因此有了「外邦人的宗徒」之稱號。
可想而知，聖保祿要面對的是不屬於猶太文化的異樣人群們，他們各有各的文化與生活方式，要如何將利基於猶太文化的基督教內涵傳播給「外邦人」，同時又兼容這些異文化，是很大的問題。
有次他向希臘的格林多城傳教，並將他的宣教理念寫成〈格林多人前書〉與〈格林多人後書〉。
在〈格林多人前書〉中，聖保祿提及了每個人天生所具備的能力都有所不同：
「這人從聖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語，另一人卻由同一聖神蒙受了知識的言語；有人在同一聖神內蒙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一聖神內卻蒙受了治病的奇恩；有的能行奇蹟，有的能說先知話，有的能辨別神恩，有的能說各種語言，有的能解釋語言……假使全都是一個肢體，那裏還算身體呢？但如今肢體雖多，身體卻是一個。眼不能對手說：『我不需要你』；同樣，頭也不能對腳說：『我不需要你們』。」
聖保祿解釋天主賦予每個人不同的能力，眾人好比就像是身體的組成一樣。
身體上有許許多多不同的器官，每個器官必須按著自己的能力行事，才能讓身體活動，缺一不可。而如果身體所有的器官都是同一種，那便無法活動了。
聖保祿還說「那些似乎是身體上比較軟弱的肢體，卻更為重要」
有時候我們把一個人的能力想得太過簡單與平凡，卻忽略了那人的能力或許遠遠比我們想像中來得重要與可貴。
只不過我們都因為外在因子產生偏頗，而無法正確地「識人」以及「識己」。
（Sébastien Bourdon以天主顯現在梅瑟面前為主題所繪的畫作，17世紀。天主命令梅瑟到埃及去，帶領猶太人脫離埃及的奴役。但梅瑟擔心自己的口才不好而說服不了猶太人和埃及王，天主遂派遣梅瑟的兄弟亞郎，利用他的口才輔助梅瑟，讓他們一同用不同才能完成任務。圖源：File:Bourdon Sebastien-Moses and the Burning Bush.jpg - Wikimedia Commons）
聖保祿雖是為了傳教而寫下這段話語，卻也點破了現代社會所面對的問題。
好似所有的人都必須為了同樣的目標，捨棄自己的潛力與相稱的事務，一窩蜂地做著自己不適合的事務，那些沒有跟著的人卻也反要哀怨自己。
（Giovanni Francesco Barbieri所繪之聖保祿，19世紀。圖源：File:Giovanni Francesco Barbieri - Saint Paul.jpg - Wikimedia Commons）
【我自己的路】
我很高興我能跟隨自己的興趣，查覺到自己的潛能，並把自己安置到適當的位置。
回首自己升大學的經歷，可說是由坎坷所開始的，在一連串的機緣與巧合，我終於能摸清自己的樣貌，而找到屬於自己的歸屬。
我還記得在我高三準備學測時，是以政大的斯拉夫語系作為首要目標，希望能進入該系專注學習波蘭文，在往後成為一名外交人才。
然而最終卻因學測成績不理想，在師長的建議下，退而求其次選擇以進入「歷史系」為目標。
當時我會選擇歷史系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我的高中歷史成績非常好，儘管我在高一時的班排名位於班上之末，但我的歷史成績卻總列於班級之首，這讓身為高中生的我常暗自竊喜。
第二，曾有旅外經驗的我，成天遐想著能在海外向外國人介紹臺灣的文化、政治與歷史，透過推廣臺灣的歷史提升臺灣的能見度以及身為「臺灣人」的光榮感，拯救岌岌可危的臺灣國際地位。
講白了，當初會選擇歷史系，其實是帶有某種奇妙的國族主義自負心理，歷史在當時的我眼中，是催生驕傲感與炫耀的工具。
我總共進入了三所大學歷史系的第二階審查，分別是北大歷史、師大歷史以及成大歷史，另外還有交大的人文社會學系。
然而第二階的結果卻不盡理想，除了北大歷史系不知道為何將我入為正取生之外，其餘的學系都將我列為備取生，而且是很後面的，這對高三的我來說固然是一種打擊。
回過頭來看，這個結果卻相當的合理，正因為成大歷史系、北大歷史系、成大歷史系、師大歷史系，還有成大歷史系對我的否定，提醒了我那扭曲的「史觀」與歷史思維有待改進。只不過當時的我仍未察覺。
一直要到我確認師大歷史系的備取上了之後，我安心地拾起一些歷史相關讀物時，一切才有了改變。
花亦芬老師的《像海洋一樣思考》與《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徹底地帶領我走向完全不同的史學之路，甚至改變了我的人生。
（花亦芬老師的《像海洋一樣思考》，是我人生的啟蒙之作。）
我們不能忘記「人」本身是異質化的存在，正如海洋能容納萬物一樣，生存在地球的眾多人類，在某些共有的基礎上，展開他們各自的歷史故事。
如果我們在學習歷史時，仍執著於民族主義式、內向化、單一敘事與同質化的歷史論述之中，那便會缺乏身為「人」的基礎，無法回歸以「人」為基本看待世界，更無緣踏足於廣闊的世界之中而故步自封。
——這是我對花亦芬老師的《像海洋一樣思考》一書所下的總結，醍醐灌頂地一棒敲醒被迷霧所纏繞的我。
在我的大學生涯中，手邊的書籍總是來來去去，該帶回老家的帶回老家，該賣掉的賣掉，該送人的送人，但花亦芬老師的這兩本書卻不曾離開我。
每當我遇上迷惘與希求心靈平和時，總是會翻開來讀上幾頁。要的並不只是尋找探定知識的答案，反倒是要從老師的書中獲得更多「問題」，促進我的思考。
這兩本書是我與花老師初識的契機，也是我改變人生的契機，從此我進入歷史系之後，有了新的方向與願景。
誰能想得到2年後我會進入到臺大歷史系，有幸直接修習花老師的課程，甚至還成為了花老師的課程助教呢？
其實早在和花老師接觸之前，我便在歷史系圈子當中時常聽說，「花亦芬老師是個非常兇與嚴厲的老師」，讓我不禁對這位啟發我卻未曾素面的學者敬畏三分。
但實際接觸之後，才發現花老師才思敏銳卻不帶有大學者般的高度姿態，反而和藹可親與有趣，並不像傳聞說得那麼兇悍。
每當下課時，花老師總是主動詢問學生，生活過得如何？在學習上有沒有遇上困難？
老師總是希望學生們開開心心的度過大學生活，關注學生的生活情況並給予建議和指導。
老師也對臺灣的大學教育風氣頗有微詞，總是希望學生不要被制式化的學制所綑綁，鼓勵學生創造自我。
比方說老師的考試永遠是開書考，報告也往往是開放的形式，從書面、影片、線上展覽等等，只要學生作得出來的，老師都鼓勵學生放手去做。
我第一次修老師的課，是「中世紀歐洲史」，起初老師規定期末書面報告是3000字，之後不斷地「打折」，變成2500字，又變成1000字也可以。老師只希望我們能夠在有憑有據的狀況下，以清晰簡明的邏輯，寫出一篇大眾也能懂的「歷史文章」。
在老師的眼裡，講述的能力要以設身處地的理解為前提，不要自顧自地陷入細瑣的研究之中，以至於和他人切割。
如此不但造成眾人對歷史學的誤解，也阻擋了自己接觸世界的機會。好的論述能力，是人文學科研究的基礎。
花老師的確是用心良苦，在打破窠臼以求創造的作風之下，可能也令許多學生感受到老師的「嚴厲」，卻無法體會到老師的關愛與溫情。
還記得某次在花老師的「西洋藝術史」時，老師一走進教室便打開ChatGPT，當場教授大家如何使用AI。
一切的學問起點都要從問題開始，花老師首先告訴我們，在AI的浪潮下千萬不要排斥AI，反倒要善加利用它，尤其是當在學習上遇到問題時，可以多加利用AI的大數據問答。
因此，如何問好問題是利用AI的基礎能力，也是歷史系不斷在學習的。
前幾日在和花老師的談話中提到了文史學者與AI的議題。
花老師認為那些排斥AI的文史學者總是害怕自己會被取代，大聲疾呼要與AI對抗，但如此根本是窮擔心。
文史學者真正要做的應該是擁抱AI，讓它們取代某些我們原本的工作，這樣我們就有更多時間去開創其他的事物。
因為我們總是看到「有」什麼而認為自己「應有」什麼，而忽略了自己本身的潛能。
難道我們需要因為AI能快速網羅許多的歷史資訊，而反諸自己要把所有歷史事件、年分、人物與細節都倒背如流嗎？我們不如把精力投入到其他事宜上。
（Crijn Hendricksz Volmarijn所繪製的Christ talking with Nicodemus at night，17世紀。耶穌在布道的過程，往往遇到前來找碴的猶太法利塞人。然而同為法利塞人的尼苛德摩卻抱持著開放的心胸造訪耶穌，和耶穌討論「重生」的意義，並虛心接受耶穌的教誨。圖源：File:Crijn Hendricksz.jpeg - Wikimedia Commons）
「問問題」就是很好的例子。
198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利亞斯?卡內提（Elias Canetti）說過：
「能找到很多解答的人，是因為曾經提出過更多、更多的問題……只在意答案是什麼，徒然讓生命的底蘊乾枯，人生也難以暢快呼吸。」
臺灣的教育環境太過於依賴以「答案」作為標準，卻忘記一切知識與智慧的起點，都是由「問題」出發。
包括在跟ChatGPT互動時，絕大多數的人都是以問問題的形式開始，讓ChatGPT有機會能藉由問題供予產能。
唯一的答案與「絕對」的史實不是大學歷史系所要關注的重點，那或許只是國高中歷史課為了考試方便需要，塑造出來的某種迷思。
以至於大眾對歷史學有很深的誤解，而把大學歷史系與國高中歷史教育混淆。
教導學生問問題的能力，是（有水準的）大學歷史系的目標之一，培養自己的問題意識，藉由問題產生新的研究，以及對於所見事物的懷疑與驗證。如此才能是真正的成功的大學歷史系。
藉由花老師上課帶大家熟悉AI的例子，引出文史哲不該排斥AI，更要接納它。
當然也不要總是問一些怪問題，讓AI變吸收詭異的思考方式，同時要在AI接受各種奇奇怪怪的資訊時，用恰當的知識將AI導回正軌，不要讓它變笨。
而學生也不要因為大眾的偏見、汲汲營營社會風氣，而忘卻自己「問問題」的潛能。
有一次下課時，花老師突然向我詢問，有沒有意願當世界史必修課的助教，我義不容辭地答應了。能在學士班就擔任助教的工作實在讓我受寵若驚，也很感謝老師給我這個機會。
當助教的確是一件辛苦的事，但能在工作的同時體會到心靈的成長，也是一件值得的事，尤其是這份工作增進了我「問問題」的能力。
每周我與另外兩位優秀的助教同仁必須設計出一份學習單，作為學生在討論課的討論材料與文本引導。
我們必須同時顧及每周討論的文本所要傳達的理念、脈絡和成文背景，同時也要設身處地地理解同學的思維以及能力，設計出能引發同學興趣，以及符合同學需要的問題。
這可是一件大工程啊！但也正是人文學科的精隨之所在，以問題作為一切的起始點，探討人與這個世界的關係，而且是永無止盡的詢問過程，而不是一味接受答案的被動狀態。
在此意義上，「學習單」可比「講義」來得有用得多，我也很高興在我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能跟優秀的助教同仁共事，也能和同學們一同參與討論課，藉由問題加深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與思維的深度。
能力有時是需要被引導和激發的，我很感謝花老師發覺了我的能力，也給予我機會展現。
同時也感謝大學生涯中的其他老師們，在我的學習之路上，給予我鼓勵與肯定。不管是啟發我世界史知識與幫我寫轉學考推薦信的陳秀鳳老師，針對我的人生規劃提出不同見解的林欣宜老師，每次都辛苦幫我修改摘要和暢談各種話題的盧省言老師，以及給予我許多生活上的關心與學術上指導的秦曼儀老師等等。我很感謝他們。
【讀歷史要做什麼】
作為歷史系學生，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不外乎有兩種。
第一種我泛稱為「三國問題」。
包括XXX守不守的住街亭？草船借箭是真的還假的？放空城計的實際上是趙雲對不對？張飛其實家裡很有錢嗎？為什麼現在歷史課本都不教三國？
會問這種問題的人，麻煩不要再跟我往來，謝謝。
第二種問題則是「讀歷史系要幹嘛？」。
我相信這也是許多歷史系學生會遇到的問題。
這個問題待有三種層次，包括對方驚訝你為什麼會讀這個「冷門」科系。
好奇你讀歷史系畢業之後，未來的工作要做什麼。
以及真心好奇你覺得學歷史的意義是什麼。
對於前兩者而言，其實就是將人類的思維尺度單一化的狀況。
認為讀大學便是以賺錢與工作為目的，而所讀的學系必要與未來的工作相關。
這或許也是臺灣廣設大學下，讓眾人將大學視作工作職涯跳板的悲哀。
但大學終究不是技職培訓所，對於不繼續研究之路的學生來說，應是一個真正探索自身潛能，以及激發和培養潛能的場域。
換句話說，大學的學習是心靈與知識的拓展，那未必與生活實用直接相關。
套個老例子，大家常開玩笑說「學三角函數幹嘛？買菜用得到嗎？」。
難道這代表所有學過三角函數的高中生，都是以買菜為目標在學習三角函數嗎？
而至於學習歷史有何意義的問題，我想作為一位讀了4年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我也有必要以此問題出發，好好審視這4年的體悟與成果。
讓我們先把方法論、邏輯思辯、文筆磨練和表述能力等較工具性的學習內容放到一邊去。我想用一些比較精神性與心靈性的層面回答這個問題。
法國歷史學者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的經典之作《史家的技藝》，在序中便以其年幼孩子的問題開頭：「告訴我爸爸，讀歷史有什麼用？」。
這一個簡單的問題，卻成為整本書的核心，儘管其在完作之前被慘遭納粹的毒手。
布洛克認為，一個好的歷史學者，必定也很懂得享受生活，因為生活的悲喜與體會，是人生命與心靈的食糧。
生活與感受是定義「人」的基本元素，透過享受生活，能夠使人更加理解作為人的感受。
也因此當我們看回首過去，看到過去時空的人之生活時，也必定能夠切身體會他們的心境與處境而產生共情。
這似乎聽起來很矛盾，古代人與我們此刻當下的人能夠類比嗎？在完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我們還能理解過去的人嗎？
這就好比在此篇開頭所提到的天空之問題，古代人與現代人所理解的「天空」未必是同一種東西，我們有很多的價值思維、行為、習慣甚至語言形式都不一樣。
然而布洛克卻大膽地宣稱，從古至今的人類，必有一種「永恆的存在」，它能超越時間線、地域和人類的分歧性，是屬於古今各域人類共有的本質。
正因為這個本質，讓我們能互相理解與共鳴，不只是我們生活周遭的近人，不只是同個群體的人，不只是同個時代的人，也包含了過去甚至未來的人。
而研究歷史便是以「人」的異質性與多元性作為先決條件，因為我們了然於心，過去與現在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接納多元是歷史學的前提。
也正是因為人類是異質化的存在，我們更能在多元中尋找相同，更容易在分歧之中歸納出屬於人類的「永恆存在」。
歷史學透過時空的延展擴大了這股分歧，讓我們更能夠發掘這其中屬於人類，能夠不斷延續至今的本質何在。
我們也必須以「人」作為基礎，當我們之所以為「人」時，才更能切身體會到這股存在。
因此對我來說，歷史學並不是「規訓」，不是「教訓」，不是「教條」，更不只是提供答案的「知識」。
歷史學是一種「體驗」，讓我們回歸以「人」為基礎的心靈，藉由「異」探索人類在時間洪流中的「同」，即布洛克所述的「永恆存在」。
那股屬於人類的「永恆存在」是什麼呢？我認為就是「愛」
——人與人之間的人性關懷。
（Ary Scheffer繪之Saints Augustine and Monica，1854。羅馬帝國時期的神學家奧斯定，在誠心接受基督教之前，過著荒淫無度的生活。他的母親莫尼卡日日夜夜地為他祈禱，希望他能夠回歸正途，保持良善的身心，祈求兒子回心轉意。這種堅忍而護子心切的母愛，不管在過去或是現在都存在著，現代的人也能理解這段故事，甚至有所共鳴，因為這是人從古至今不變的性情，即人與人之間彼此的關懷。圖源：File:Saint Augustine and Saint Monica.jpg - Wikimedia Commons）
我們在歷史中看過許多的美善，包括古代活潑的藝術品、鮮明的文學創作、造福眾人的理論與政策以及種種，一再顯示出人類的潛能與自由意志所能達到的成就。
同時我們卻也在歷史中看見許多苦與痛，無數的戰爭殺戮、慘無人道的迫害事件、剝削與殖民以及大屠殺等等。
這代表世間的苦痛將會永無止盡以誇張的方式重演嗎？人間的美善完全被可痛所侵蝕嗎？
如果人類的本質是「愛」，那為何有那麼多苦難？學歷史真能夠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嗎？
對我來說，苦痛只是不完整的美善，本身不具本質的存在。就好像一個水桶破了一個洞，我們都知道那裡「有個洞」，但洞本身「不存在」，是因為水桶破損才成形。
戰爭、屠殺、迫害這類的歷史悲劇也是一樣，或許也只是偏差的美善所導致的，人類用錯誤的方式，極盡所能追求他們相信的美善，而造成不可挽救的後果。
真正得美善是要將心靈開放，釋放出身為人類本質得「愛」來完成。
苦難卻因為將心靈封閉而無法將完整的愛所釋放出來，導致偏差，也造成了心靈的傷口。
不過這一道道的心靈瘡疤與傷痕，反倒成為另一種使心靈開放的方式，讓愛能夠流淌出來，成為人類改進與重生的機會。
正如花亦芬老師將其書命名為《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一樣，受傷了正是一個療育與重生的契機，人們能藉由苦與痛而溢出新的能量。
（奧斯卡．辛德勒位於耶路撒冷的墓。辛德勒身為納粹黨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不惜耗盡財錢，雇用眾多猶太人進入自家工廠，避免被屠殺的命運。辛德勒在1963年為以色列授予「國際義人」稱號，在充滿罪惡與苦難的時代之中，自願犧牲奉獻而激發出人性的光輝。圖源：File:Schindlergrave2010.jpg - Wikimedia Commons）
總有人說：「人類無法從歷史學會教訓」，認為每一次的苦與難過去後，人類所做出的改善措施只是權宜之計而無法持久。
但如果人類真的有一種「永恆存在」的話，這些苦痛事件重複的幅度與「永恆」相比，可說是微乎其微。
而一次次的「權宜」累積下來，卻也是一個可觀的幅度，構成不斷重夠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歷史發展，這正是作為人類本質，「永恆存在」的「愛」在驅動。
因此，歷史學應該是宏觀的、多元的，以身為一個「人」的體驗，不管是悲傷的、喜悅的、痛苦的甚至是罪惡的，都是我們以人心切身體會的心靈材料。
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幅度，在異中求同，找尋人類恆久不變的本質。
我記得秦曼儀老師有段話說得好，儘管我們現代人看不懂古代美洲文明的文字，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也不了解他們的文化，但是我們也都知道他們會感到喜悅，會感到悲傷，那是我們身為人的共情。
也許那就是為何天主當初要摧毀通天的巴貝耳塔，讓人類分散到世界各地，說不同語言的原因吧！
為了讓人類包容異質存在，了解「你」與「我」的不同，但同時按著這過程，理解「你」與「我」的相同。
以前我在波蘭交換的時候，走在路上時，我常常會成為惹眼的焦點，因為我與波蘭人的長相、語言和習慣實在大不相同。
尤其是每次我在波蘭過馬路時，總是習慣停下來先讓汽車通過，但汽車總是先停下來要讓我通過。在兩相膠著之時，善良的駕駛都會揮手示意要我先走。
奇怪的是，這個文化性的差異卻很少讓我在波蘭吃苦頭，反倒讓我有更多接觸波蘭文化與波蘭人的機會。
某次我參加一場在餐廳的聚會時，一名波蘭餐廳人員看見了我，好心地向我攀談。
他問我從哪裡來？波蘭的菜合不合我的胃口？在整場聚會當中，他也總是默默地關心著我，注意我有沒有需要幫忙的地方。在結束時甚至主動找我說，他想要跟我這位「東方朋友」（oriental friend）合影，讓我感到很窩心。
正因為我們彼此的不同，激發了這份情緣，以及彼此的關愛。
這位和藹的波蘭餐廳人員，或許也看到了身為異文化的我，原來也會因為吃到美食而歡笑，原來也會在聽見優美旋律時手舞足蹈，原來也會和朋友談話一同享受相處的時光——我們同時很不一樣，同時又一樣。
（然後那天聚會完，其實我拉了肚子）
類似的例子，在我旅居波蘭時不勝枚舉，我想在每一個人的人生生活中也是，我們不必要到不同文化的環境中才能體會到，即使是最親密的鄰人也是如此。
歷史便是這般打開心胸的過程，學習歷史讓我們拾起身為「人」的感受，找尋「愛」的存在。
學歷史或許無法生財得利，或許無法取得功名利祿，但卻讓我們能夠體會生活與理解身為人的彼此。
我們每一個人作為獨特的自立存在，其實也是為了與他人連結，為了彼此而生，成就一個活潑的世界。
「即使最高的山
也不比最深的山谷
更靠近天空。
任何地方都不比另一個地方擁有
更多的天空。」
最高的山與最深的谷，看似差異極大，但實際上，兩者都被天空所包圍。
實際上，它們都處於同一片天空之下。
以上就是我讀大學歷史系，這整整4年來的心得總結。
也期許我在畢業之後，能繼續朝下天空下不同的彼方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