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討論的主題書籍是德國科學哲學家保羅．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或譯保羅．法伊爾阿本德）的《反對方法》與《告別理性》。
提及保羅．費耶阿本德，他被稱作科學哲學界的頑童，提出了震驚當時科學哲學界的「認識論的無政府主義」，論述主要聚焦於科學哲學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兩大範疇。
（認識論是在探討「我如何知道真理？」、「我如何知道真理為真？」、方法論則是在探討「我要用甚麼方法得到真理？」）
如果要理解他的思想背景，我們就必須「回歸歷史」討論。
上世紀的50年代，邏輯實證主義盛行，爾後50年代末至60年代，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批判理性主義 / 猜想-反駁方法論嶄露頭角，然而不論證實或證偽，仍舊是以理性主義為主。
接著是托馬斯·塞繆爾·孔恩（Thomas Samuel Kuhn，或譯托馬斯·塞繆爾·庫恩）的歷史主義 / 發散-收斂方法論，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也是今日比較多人看過的科學哲學書籍，範式論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範式之間的不可通約性已經具有非理性的色彩。接著就是我們這次討論的主角費耶阿本德的非理性主義 / 多元主義方法論。
（儘管今日主流醫學又回到了最初的起點，醫學院絕大部分的研究皆是復興邏輯實證主義(′_ゝ`)
其實上面這段看起來群魔亂舞，實際上主要爭執的不外乎是兩個問題：「科學是唯理性的嗎？」、「科學真的有唯一方法論嗎？」
一、「科學是唯理性的嗎？」：非理性主義「向理性告別」
第一個問題，費耶阿本德在《反對方法》裡考察了伽利略 塔的論證，對於古希臘人來說，世界是如此認識的——
1. 一個物體如果推動它，最終它會停下來。
2. 若球體持續轉動，在上面的物體都會因為球體持續轉動而變化。
也就是說，如果地球是運動的，除非有個偉大的存在一直持續對它施力，不然地球最終也會停下來。如果地球一直持續的轉動著，那麼其上的一切將會被暴風給破壞（此說法是天動說的托勒密用以嘲諷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地動說）
以古希臘當時的社會條件、知識背景、群眾心理與科學家的宣傳、技巧等，社會群眾以如此觀點來形塑社會、看待世界，用孔恩的話來說，這是當時的範式(paradigm)
值得注意的是，新範式不代表正確，而舊範式也不必然錯誤。
在古希臘人這裡，新的範式是托勒密的天動說（地心說），而舊的範式則是被當時群眾認為具有神祕色彩與不理性的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地動說（日心說）。
當時的地動說遇上最大的問題是：如果地球繞著太陽轉，那麼金星與火星在靠近地球時亮度至少要是遠離時的40-60倍，人們的肉眼卻觀察不到亮度的變化，也因此在古希臘人的宇宙論的辯論之中屈居下風。
伽利略要如何支持被哥白尼復活的地動說呢？
當時的人們也同樣沒有觀察到金星與火星的亮度變化，更何況自製望遠鏡的光學理論尚在萌芽時期，沒有足夠的光學理論支持望遠鏡等科學儀器較肉眼所見更精準的合理性，且他需要回答為何地球持續的轉動，而其上的物體卻沒有被大風破壞。
伽利略用了兩個詭計，其一是藉由宣傳望遠鏡，逐漸改變群眾日常經驗的感覺核心，讓公民使用望遠鏡看遠處的景色確實較自身肉眼所見更清楚（但是他並沒有論證看地上的景色較肉眼更精準，是否代表看天上的景色亦然，他甚至不甚知曉背後的光學理論。），其二則是借助他的相對性原理與動力學，改變群眾日常經驗的概念構成。
伽利略使用了一種全新的視角去解釋這個世界，儘管過程並不完全理性。透過他逐步改變當時的社會條件、知識背景、群眾心理與科學家的宣傳、技巧，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費耶阿本德也以之批判某些科學家欺騙群眾說科學完全奠基於理性的是一種「簡便的童話」。
伽利略 塔的論證 作為反對科學沙文主義是有力的：「科學」不完全是來自理性、經驗的「科學方法」，甚至許多科學的輝煌成就反倒是起源於不理性、反經驗的胡思亂想（除了剛才提及的地動說以外，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皆然。）
二、「科學真的有唯一方法論嗎？」：多元主義方法論「怎麼都行」
不論是先前提及的邏輯實證主義、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孔恩的歷史主義，他們都強調有一套可以遵循的「方法論」，我們能以同樣的方法去獲得真理，在這裡的命題是「通往真理最好的科學方法是什麼？」，然而費耶阿本德的命題卻是「會不會通往真理其實沒有唯一的方法？」
「不存在科學的方法，只存在大量的『機會主義』。」
費耶阿本德在《告別理性》裡引述了愛因斯坦，「基於經驗事實為他設置的客觀時間，不允許他堅持認識論體系在概念世界的建構中有太多的限制。因此在系統的認識論者看來，他好像是一個無恥的機會主義者。」
綜觀科學史發展，科學家們皆在已知的學說當中發現了難以解釋的衝突，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他們依據自身才智與特質發展出了迥然不同的方法論，從而使這些曾經的衝突重新適應全新的理論。
「無論考察歷史插曲，還是抽象地分析思想和行動之間的關係，都表明了這一點，唯一不禁止進步的原則便是『怎麼都行』。」
「科學家一直從許多不同的領域中獲取思想，他們的見解與常識和已知學說互相矛盾，而他們總能使之適應手頭上的任務。不存在一個科學的『方法』，只存在大量的『機會主義』——*怎樣都行*。」
「科學家不應該是進入科學的神廟，急切著想與神廟規則相互一致的順從奴隸，他們從來不問『何為科學』、『何為知識』，或『一個優秀的科學家該如何做』，並且調整自己的研究以適合這些答案當中包含的限制。他們緩步慢行，不斷地透過他們的工作來重新定義何為『科學』。」
費耶阿本德認為，任何形式的一元論反而會使得科學家受到教條化的限制思維，從而無法突破科學已有的邊界，因此他提倡多元主義的方法論，科學應該鼓勵發展人的創造性，唯一的進步方法就是 沒有方法，怎樣都行。
我的一位老師曾說，科學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開放心態。」，我想他們想說的應該是同一個概念，儘管費耶阿本德的哲學更加極端。
有許多費耶阿本德的批評者會批評或誤解「怎樣都行」是一種偷懶的說詞，對此批評費耶阿本德亦有回覆，「普羅泰戈拉的相對論否定了把色洛芬尼的嘲弄轉變為論辯的兩個假定，因而贊同荷馬世界觀的基礎原則。這表明普羅泰戈拉和希羅多德的追隨者不是懶惰的遊手好閒之輩，他們已經達到了他們的城市、國家或無邊際的極限，於是停止尋求普遍真理或有效性的普遍標準，繼續滿足於收集區域性的觀點。」，此觀點具有元邊界的哲學意義的。
三、「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相對主義
費耶阿本德在《告別理性》裡發展了相對主義的概念，提及此種觀念出現在了古代中國。在此段落要討論的是反科學沙文主義的問題。
科學與宗教在西方大航海時代隨著殖民進入了許多其他傳統文明，當時的人並沒有如同古希臘人進行了一場「誰比較好？」的辯論，甚至沒有經過其他文明的同意，憑藉著其船堅炮利，科學沙文主義在世界扎根。
這也是費耶阿本德最為尖銳的批判，既然科學沒有以科學方法自證其在所有方面都較其他傳統更優越，那麼聽從專家的建議以形塑社會的權威性來源，是否是不合理的？
「專家的社會地位並不總是對應他們服務工作的重要性。勇士可能是社會的僕役，在危險時刻被徵召，但是在和平時代卻沒有甚麼專門的權力；另一方面，他們也可能是社會的控制者，按照他們尚武的思維去重塑社會。科學家曾經不比水管工有更大的影響力，今天社會大部分都反映著他們對待事物的觀念。」
由於從小學我們就受到科學教育，以科學的視角去看待各種域，卻忽略了科學本身的侷限性。
這也是科學沙文主義者很容易陷入的一個誤區，科學家不會說出「神不存在」，科學家只說「我不知道神存在與否」，此處也可以引用路德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話語，「對於不可言說的，我們必須保持沉默。」
這也是我感觸很深的一段，相關生活經驗我們移至五、中醫學之我見再細說。
四、範式之間的不可通約性
這裡我們先增添一個小章節，我們來討論不可通約性（或譯無公度性，incommensurable）。
不可通約的概念，同時在1962年出現於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與費耶阿本德的《解釋、還原與經驗論》，此種情形並非巧合，而是由極端相對主義觀點所必然得出的邏輯結果。
費耶阿本德在《告別理性》裡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人類社會學家埃文斯—普瑞查德在《阿贊德人(*註1)的巫術、神諭和魔法》關於用以表達毒神官感知未來事物能力的阿贊德詞彙mbisimo，這個字彙在翻譯時選用了「靈魂」一詞，其意涵卻與我們理解的生命與意識的靈魂不同，而是指代公眾與客觀事件的集合。目前的東西方社會文化語詞中，由於文化差異而沒有相對應的字詞，故而產生了翻譯困難。
*註1：生活在剛果、中非共和國、南蘇丹等地區的人民
費耶阿本德又以阿基里斯的榮耀為例，（這個故事較長，詳見《告別理性》十、普特南(H. Putnam)的不可通約性），藉由改變榮耀的定義，成功地使字詞的新概念進入群眾的思維中。（伽利略的詭計也是以同樣方式進行。）
不同的範式之間因為其背景文化所使用的語言（或術語）不同，有時無法以同一套語言（或術語）進行辯論哪一種方法論更好，如此即稱為兩種範式有不可通約性，例如相對論的長度與牛頓力學的長度因為其對時空的觀念不同，因此具有不可通約性。
不可通約不代表不受公評，僅僅只是無法以同樣規範的方式受到評價，它仍可以以自己相應的經驗而受到辯駁。
五、中醫學之我見
科學從小學時期就進入了孩子們的學習教材，並未教授孩子們學派、方法學與解答的豐富性，我們急著得到A、B、C、D的唯一解，從而進入了一種科學傲慢的死胡同。
小時候的我也是非常喜愛科學的，甚至在國高中時期存錢買的書籍是《物理新論》與《科學人特輯》，彼時尚不理解身為中醫師的爺爺與爸爸，時常對他們的醫療策略提出許多質疑。
儘管他們嘗試說服我，但是由於缺乏對學派、方法學與解答的多方思索，許多歷史傳統的觀點是那時的我無法接受的。
「這種方式很少討論學派、方法學與解答的豐富性，我們得到了一個猶如巨大、單行且只以一種聲音說話的怪物：『科學』」
大學時期我選擇就讀中醫大的中西醫雙主修，爾後在大三時轉了單主修（今日的醫學院即使是中醫系亦是中醫課程與西醫課程各半。），得以藉此機會去考察傳統醫學中局域的範疇，同時包含自然哲學、傳統文化、文獻學、醫學、史學等，也發現了中醫與西醫確實也或多或少存在著不可通約性的問題。
中醫最常被外行挑戰的問題諸如，如何去解釋氣的存在。（這是我小學時期挑戰爸爸的問題。）
由於古時候中醫師在討論醫學的過程，他們使用諸多現今讀者自以為已然了解的字詞，我們時常會誤以為自己很清楚明瞭字詞含義，卻因為自身的無歷史而誤解它們意欲指代的意涵。
氣在不同的語境擁有截然不同的意思，儘管對於中醫學傳統而言它可能有某些共通性，氣血陰陽、衛氣營血、清氣、胃氣（後天之氣）、腎氣（先天之氣）所指涉的意涵均是不同的。這也是為甚麼在書寫論文時我們會用qi而非air，因為二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曾經我也想以創造新詞來解決問題，但是現今我認為最好的方式反而是如同科普的宣傳——依據語境給出轉譯是可能的，儘管這種轉譯存在著意義缺失或誤解（不可通約性仍存在，但是允許基於史學與文獻學的討論），也是我認為中醫作為*諮詢歷史*的傳統醫學，需要中醫醫史研究所的朋友們持續地關注與正誤。
我之所以會轉入中醫單主修亦是如此，傳統醫學提供了我另一種視角去看待疾病，使我面對疾病時永遠都有另一種選擇可以使用（我能夠透過比較兩種不同醫學的觀點，若我覺得西醫甚至是具有其他專長的中醫師比較好，我隨時都可以與患者討論轉診問題）。
舉例來說，面對新冠疫情，西醫一直以來的思維是找出疾病源，進而研發新藥（此例是抗病毒藥Paxlovid, Molnupiravir等）。而中醫呢？古中國人由於沒有顯微鏡等科學儀器，但是疾病仍然存在，醫療仍被需要，他們的視角轉而面向了找出不同疾病癥狀組的規律，並使用藥物去矯正這些癥狀組的規律，這個觀念是與現代醫學大相逕庭的。清．錢潢：「外邪感人，受本難知，因發知受，發則可辨。」，藉由觀察患者發病的規律，中醫師之間是有一套專業術語（傷寒、溫病、風溫等）來討論病情（傷陰、傷陽等）與評價療效（各家醫案）。
甚至中醫理論自己也有經歷幾次的範式轉移，最明顯的諸如東漢末年逐漸地從華佗轉移至張仲景的《傷寒論》。考察歷史源流，中醫有至少四次的革命（第一次是仲景傷寒、第二次在金元臟腑用藥、第三次是清代溫病、第四次在今日中西匯通），這四次皆非無中生有，皆有繼承、有創新，不可否認也有錯誤。
提到中醫，費耶阿本德也曾與中醫有過邂逅。
年輕時的他曾經代表納粹參加二戰，在戰爭的最後一年(1945 AD)被子彈擊中脊椎，從而終生得依賴拐杖，怪病亦相伴而來。
諷刺的是，他跑了多家醫院，當時的現代醫學為他進行了許多讓他感到痛苦的檢驗，最後告訴他所有結果都是陰性（這是一個諷刺的事實，當你因為不舒服去找了醫生，醫生卻只看了檢驗報告後告知你很健康？）
30年後的費耶阿本德在美國任教，偶遇了一位針灸師，針灸治療確實使他的不適感獲得一定程度的緩解，因此不論是在《反對方法》或《告別理性》，書中他對中醫皆有不少富有趣味的評價。
「只有歷史成為醫學實踐與研究的一部分時，醫學才能從中獲利。」
當然，這裡並不是要討論中醫與西醫優劣。
費耶阿本德的觀點是多元方法論，多一種觀點總不會差，差別在於你是否願意去思考，自己想要的方法是什麼。傳統與傳統之間可能相同、亦可能衝突，你能依賴的只有自己的思辨能力，若在兩番比較後仍選擇了科學，那也會比起單純「相信科學」來得更「理性」。
題外，抱怨一下多少中醫的醫學研究都是因為沒有研究資金而胎死腹中的呢??ヽ(?′Д`)???
中醫藥由於大多沒有藥物專利權，因此鮮少藥廠願意補助大把資金，但是也相對地少有高昂的藥價，只能說有利有弊吧。
「現在的科學是些商業企業，按照商業規則運轉。大學研究不是由真理或理性指引，而是由最有回報的潮流指引。今天最大的願望日益轉向金錢——這意味著軍事事件。大學教授的不是『真理』，而是有勢力學派的意見。不是理性與啟蒙，而是牢固的信仰成了希特勒監獄裡最大的保護力量。」
六、超專家與人本主義的社會
最後一個章節，我們的討論回歸社會。
費耶阿本德的理想社會類似於古希臘的人本主義社會。
社會作為群眾的集合，群眾皆是超專家，由群眾討論決定未來社會的樣貌。
曾經黑暗時代的公民決定了宗教的社會，再來科學啟蒙時代的公民決定了科學的社會，現在的社會的樣貌已然不再是由我們公民來做主。
「不是由到處爬滿的思維螞蟻構成的靜止的實體，這些螞蟻逐漸發現它的特徵，而並沒有以任何方式受到影響。
這是一個影響反應它的探險者的行為的動態和多方面的實體。它曾經是一個充滿神的世界，爾後變成了單調的物質世界，但願它將更進一步變成更加和平的世界，在那裡物質與生命、思想與感覺、創新與傳統將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
專家們努力不懈地形成專業壁壘，公民難以知曉佶屈聱牙的專業知識，只能盲目地聽從專家們的意見。
捫心自問，讀者未必知曉科學的方方面面，例如E=mc^2為什麼需要平方、抗生素如何殺死細菌、神經退化疾病又是如何去影響人體，但是我們卻接受專家意見，僅僅只是因為我們認為他所說的話語「比較科學」。
啟蒙時代的科學是覺醒的、由下而上的反動，假說與學派在沙龍此起彼落地討論聲中百花齊放，人們都是「超專家」，此時是自發地「參與」這場運動，這是科學最理性、最輝煌的時代。
曾幾何時，我們之中開始有人大聲叫囂「不是專家就閉嘴」，而非嘗試如伽利略使用科學的宣傳來說服我們。我們逐漸習慣於不去討論科學的學派、方法學與解答的豐富性，開始強調黃金標準與唯一解答。
科學就這樣悄無聲息地進入了政治，卻沒有提供足夠的合理性，讓專家們恣意形塑我們的社會。
費耶阿本德並非反對任何一種學科，也沒有要取消邏輯與理性。這是一種後設理論，反對的是科學的極權主義，費耶阿本德挖掘了科學史的非理性，進而肯定所有的方法論，科學唯一指導人們的只有一個：人必須窮盡一切去達致真理，而達致真理方法本就不只一種，「怎樣都行」。
「科學同神話的距離，比起科學哲學打算承認的來要切近得多。
科學是人已經發展起來的眾多思想型態的一種，但並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種。
科學惹人注目、譁眾取寵而又冒失無禮，只有那些已經決定支持某一種意識形態的人，或者那些已接受科學但從未審查過科學的優越性和界線的人，才會認為科學天生優越。
然而，意識形態的取捨應當由個人去決定。
既然如此，即可推知國家與教會的分離必須以國家與科學分離為補充。
科學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條的宗教機構。這樣的分離可能是我們達致人本精神的唯一機會。我們曾經是能夠達致人本精神的，但是還未實現。」
在人本精神的社會裡每一位公民都是超專家，沒有人會指責你不是某方面的專家要你閉嘴，每個社會的一份子共同參與決定了社會應該以何種樣貌存續。
有人想要一個充滿神的世界，有人想要單調物質的世界，而有人，和費耶阿本德一樣，嚮往著一切思想百花齊放、和諧共處的世界。
儘管費耶阿本德針對專家的質疑是尖銳無比的，他對公民卻又是溫柔和藹的，引用他的話語作為心得結尾。
「在世界中存在著許多方式，人們有權過那種對他們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而且以這些方式他們能享受到幸福與充實的生活。」
參考書籍與資料：
1. 《反對方法—無政府主義認識論綱要》，保羅．法伊爾阿本德著，周昌忠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
2. 《告別理性（修訂版）》，保羅．費耶阿本德著，陳健、柯哲、曹妍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
3. 〈費爾阿本德科學方法論析評〉，郭吉助，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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