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丁·鄧恩（Martin Dunn），陸軍研究與分析局(DARA)首席研究官
本文最初發表於《澳大利亞陸軍研究與分析局通訊》第10期，1996年10月。DARA現在是LWSC（陸軍戰爭研究中心）。
歷史上，戰爭被認為是在三個廣泛層級上進行的行動：戰略、作戰和戰術。克勞賽維茨通過時間、空間和質量的相對性來區分這三個層級。
《MLW 1-1-1, 陸戰基礎》， 1993， 2.1節
我們試圖將克勞賽維茨與三個戰爭層級的信念相提並論是很有趣的，雖然我們往往斷言他能區分這些層級的不同。但他的著作只提及兩個層級：
如果戰鬥只包含單次行動，那麼就不需要進一步細分。然而，如果它是由一個或多個單獨的行動組成，且每個行動都是獨立完成的，這些行動被稱為「交戰」。因而產生了與計畫和執行這些交戰，以及協調所有交戰，以進一步實現戰爭目標不同的其他行為。其中一種被稱為戰術，另一種被稱為戰略.….. 根據我們的定義，戰術指導如何在交戰中使用武裝部隊；戰略指導如何利用交戰來實現戰爭目標。[1]
因此，克勞賽維茨本人遵循傳統觀點，即戰術發生在戰場上，而戰略指導戰場並受到戰場的影響。在他的時代，這種想法是有道理的。管制能力受限於指揮官的視線範圍，並受視覺及聲音信號傳輸的距離限制。部隊在密集的狀態下戰鬥，武器(以現今標準而言)射程很短。戰場是一塊狹窄而明確定義的區域，戰鬥時間通常很短。儘管如此，即使在這裡，克勞賽維茨也認知到戰略與戰術之間有例外和界線模糊的可能。
現在，雖然現今澳大利亞教範承認三個戰爭層級（詳如下），而克勞賽維茨只討論了兩個，但其他理論家提出了不同的構想。例如，盧特瓦克（Luttwak）假設有五個層級。[2]當前的美國教範提出比澳大利亞更模糊的界限，僅暗示作戰是戰術和戰略之間的鏈接層級。
- 戰略層級
戰略層級關注的是國家力量的運用的藝術和科學。
- 作戰層級
作戰層級關注的是戰役的規劃和實施。軍事戰略在這個層級透過指定任務、工作和資源到戰術行動。另見戰役。戰役一系列有序或同時的行動，旨在在特定的時間或空間內實現作戰指揮官的目標。另見作戰層面。
- 戰術層級
戰術層級關注的是戰鬥的計畫和實施，其特徵是集中力量和進攻性行動來達成目標。
[摘自ADFP 101 詞彙表]
李德?哈特構建了他的定義來反映他對克勞賽維茨的批評。他反對克勞賽維茨將戰鬥作為戰略工具的強調（雖然這隱含在澳大利亞的戰爭層級定義中）。更重要的是，他認為克勞賽維茨混淆了政府和軍事領導人的責任，這兩者應該保持獨立。因此，李德?哈特將「高階」或「大戰略」（今天我們可能稱之為「國家戰略」）與「純粹」或「軍事戰略」區分開來，而其下便是戰術。[3]然而這樣的觀點會被克勞賽維茨駁斥，因為他認為純粹的軍事建議的概念是荒唐的，並認為軍事總司令應是內閣的一員，以便形成一個適當整合的軍事和政治戰略。[4]更直接地挑戰李德?哈特的是革命戰爭，特別是共產主義革命戰爭。我們在中南半島、越南、馬來西亞和其他地方看到，共產主義政治和軍事組織是如何整合到地區層級的，並且地區的軍事行動常常支持政治目標。此外，成功的反遊擊戰爭，例如在馬來西亞，發現模仿共產主義組織並密切協調軍事和政治決策是可行的。在這裡，要在地區層級成功地將軍事和政治方面分開是不可能的，更遑論在國家層級。
赫爾穆特?封?毛奇往往被認為發明了戰爭的作戰層級，他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領導了普魯士及後來的德國軍隊參與了一系列成功的戰爭。[5]然而，毛奇也與克勞賽維茨背道而馳，試圖將政治角色在作戰中最小化，認為一旦戰役開始，應該限制那些政治性建議方為軍事上的「適當作為」。
當然，在毛奇時代之前，戰爭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拿破崙之前，戰役更多地取決於季節條件而非地理條件。在拿破崙戰爭中，師和軍提供了更靈活的指揮結構，在個別將軍領導下在分散的地區進行個別的戰役，並且某些戰鬥案例持續整個冬天。到19世紀末，戰爭受到科技發展的影響，這個時期在歐洲和北美的戰爭的性質與其前後的戰爭均不相同。鐵路和道路系統的改進使軍隊變得更加機動，電報使得管制分散的部隊成為了一種可行的做法。這些要素使得在複數戰區間管制部隊，然後將其集中在必要的戰鬥地點成為可行的做法──這正是毛奇所做的事。這導致必須動員比以前更大規模的軍隊，且因工業和農業的進步得以維持這支軍隊。火力隨著更好的火砲、彈匣式步槍和後來的機槍而得到了提升。為了儘可能減低火力的效果，散兵或野戰工事成為必要措施。因此，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戰場變成了綿延數百英里，需耗時四年時間來爭奪的壕溝系統，，而不是需要一天時間做出決定的單一戰場。
隨著20世紀的進展，軍隊的機械化和無線電的實用化進一步支持了分散作戰。同時，新的火力投射樣態，尤其是航空器，可以針對戰區內的任何目標進行投射。
因此，戰場的邊緣變得模糊了，與克勞賽維茨所觀察到的例外情況不同，這種模糊是顯著和持續存在的。擴大的軍隊、改進的機動性和更好的通訊使得部隊接敵的地區變得更加寬廣。現在不僅在接敵的部隊會決定戰鬥的結果，而且在一個更寬廣但仍然有限的區域內的部隊行動也會決定戰鬥的結果。火力投射可以通過飛機、遠程火砲和飛彈來實施；在接敵區域之外的機動也可以因威脅通訊及後勤補給線而造成根本性的重大阻礙。這項戰區指揮官技能無法用戰術或戰略來概括，因此「作戰術」這個術語被創造出來，來描述戰略與戰術之間的概念。
作戰層級的概念花了些許時間才出現在西方國家教範中。它首先在美國軍隊中得到認可，在1982年版的FM 100-5 Operations中被描述，不久之後也出現在澳大利亞教範中。相反地，蘇聯在1920年代就採用了這個術語。儘管西方較慢採用這個術語，但類似的概念，如「大戰術」和「戰區戰略」，被用來描述這個較低階的將道。
但是，我們必須記住，作戰層級的存在只是對指揮官面臨的實際問題和他們採取的指揮和管制措施的反映。這些問題包括他們所處的作戰地理環境、可用的兵力規模以及決定這些兵力能力的科技，包括機動性和火力，支持它們所需的後勤以及管制它們的通訊。
因此，有兩點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並非所有情境都會導出戰爭的三個層級。例如，由於美國在廣大而分散的諸戰區中有著全球性的承諾，因此美國教範可以接受三個層級，但對斐濟來說，「作戰層級」永遠只會是一種假設層級。同樣地，由於陸軍通過一些教範和各層指揮管制成千上萬軍人，自然會認知到在戰略和戰術層級之間有某種東西。然而在海上和空中環境，這種中間層級的需求並不那麼明確。由於相對較少的單位和良好的通訊，以單一中央單位管制特遣艦隊和飛行中隊是可行的（並且通常是可取的）做法。
其次，正如科技的變化導致出現三個層級的戰爭一樣，未來的發展將使這些舊分類不再適用。我們已目睹這個進行式。我們有投射範圍廣及全球的平臺和武器。從關島部署的B52轟炸機攜帶巡弋飛彈可以摧毀伊拉克的特定系統──即同時進行戰略和戰術行動。在衛星通訊填補既有的通訊缺口後，通訊也變成近乎即時且遍及全球。更重要的是，媒體通訊也具有同等的能力。約翰?桑德森（John Sanderson）中將在談到以色列砲擊黎巴嫩難民意外死亡事件時評論說：「這不是第一次因單一戰術事件而產生巨大戰略反響。」[6]全球媒體的作用使這些後果更加迅速和確定。戰術和戰略之間的模糊過程正在繼續，因此最終我們可能無法清楚地區分戰爭的各個層級。
戰爭層級的概念是一種有用的教學和學習工具。幫助我們解釋過去，並發展我們的進一步想法。但是，我們需要記住，這些概念只是提供給我們一個工具。克勞賽維茨觀察到：
「......只有最愚昧的學究才會期望理論上的分類能直接在戰場上產生效果。任何理論的首要目的是澄清已經變得混亂和紊亂的概念和思想。」[7]
堅持建構教範而非反映環境現實只是徒建空中樓閣。只會浪費資源和時間，而為了反映三個層級的烏托邦想像，反而會建立效率低下的教範架構——忘記它們只不過是幫助我們解釋所觀察到的現象的工具。
如果你可以從特定的戰爭層級中得出重要結論，那麼你應該進行一項測試：在不考慮任何戰爭層級的狀況下，是否仍然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如果你的案例只能在特定的概念下成立，那麼也許你只是一隻向教範搖尾巴的組織犬。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