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東亞」漢人社會紮根於儒學思想的政治體制，儘管一直都有「思想體系未能充分反映社會政治現實」的問題。（白話：想像中的認同成就，跟現實狀況比較根本兩回事。）
然而幸虧中國有黃河、長江兩大河域，以其為中心的強大農業生產力與工商業基礎，成就比同時代其他地區更亮眼的經濟與文化，使得身為「華」的人們得以保持驕傲。
特別是長江流域，不僅氣候溫和、降雨豐沛合宜，也有適合稻作的廣袤肥沃平原，更省產茶葉、桑樹等高經濟價值作物，自古以來就是絲織品、陶瓷等輕工業的盛行之地。作者認為，以上這幾點就足以說明，長江可是「東亞」的財富寶庫與集散地。
與之相比，黃河流域雖然曾是孕育出漢字文明的「中原」地區（嚴格來說是秦嶺山脈與淮河流域以北），據說在遙遠的古代，這裡更是一塊被蒼鬱森林所包圍的大地，甚至在黃河還有飼養大象的紀錄（註１．）。然而，經過人們以「文明」為口號的濫墾濫伐，黃土高原逐漸失去水土保持力，造成全華北地區氣候劇變，產生嚴重的乾燥化現象。在這過程中，淮河以北仍然持續生產麥、高粱、玉米等作物，但是產量甚至不足以帶來經濟剩餘。
不過即使如此，「中原」地區並沒有因此失去重要性，反而成為政治勢力的角逐點。導致這一點的原因是，生息在蒙古高原至東北亞廣大的草原中，擅長馬術的遊牧狩獵民族，這些民族為了更富裕的消費生活，謀求漢人地區生產的貨物，經常起兵南下或東進。而華北，正好就是他們的必經之路。
元末時期，在反叛者有如狂風橫掃的淮河流域中，有一人從中崛起，重新建立了漢人主導的帝國「明」，他就是朱元璋。他從小生活在矛盾最為集中的地區，強烈執著於奪回被蒙古人搶走的漢人文化的榮耀，實現真正「中華」的理想。
這個目標並非只是恢復漢人社會的安定而已。既然漢人的「華」是要透過道德的統治而獲得繁榮，讓周邊的「夷」歸心，藉此恢復一切事物應有的狀態，使得「天理」傳遍天下，那麼各地屬於「夷」的人們，就應該歡迎蒙古的統治走入歷史，支持「正統」的明帝國成立，並歡欣鼓舞地奔走至皇帝身邊才是。（筆者ｏｓ：叫你們跟著老大哥一起狂歡，就對了。）
所以朱元璋頒發詔書，命令所有周邊國家前往新朝的首都南京朝貢。到了十五世紀國力恢復，著名的鄭和下西洋，一位出身雲南的穆斯林宦官率領數量龐大艦隊一路航向南洋（今東南亞）、阿拉伯半島周邊甚至非洲東岸。也是為了宣揚國威，要求這些國家前來朝貢。
此外，朱元璋亦積極促成內亞對明的朝貢，並把重點放在西藏身上。這是因為明原本處在馬匹不足的狀況，且在驅逐了元之後，持續與蒙古高原的遊牧勢力產生對立，因此西藏產的馬對於明帝國來說相當有魅力。另一方面，對於居住在高原、缺乏維他命營養來源的西藏人來說，漢人地區生產的茶葉，也是不可或缺的物產。
不過，雖然明一直試圖保持在四川、雲南進行的茶馬貿易的交換比例，但是因為它剛剛建立，西藏擁有軍事上的優勢，因此馬匹的價格一直居高不下。於是明向他們宣傳說，若西藏人──特別是各宗派、氏族教團的高僧──肯向明進貢的話，明保證他們能得到元統治時期的八思巴高僧一樣的待遇。
結果，明的朝貢國、朝貢僧的數量不斷上升，南京和之後的北京裏頭，開始出現各種服裝的使節形成熱鬧的景象。
朱元璋創造出「中華」及其支配天下的理想，將前來朝貢的各國與各集團吸納於其中後，大體上便按照以下方式，產生同心圓的階層構造，或者說是世界帝國的秩序。
一、作為成功推動易姓革命的勝利者，朱元璋以「有德之士」的身份獲得天命，實現了「理」。他以天子的身份向天祭祀，成為君臨天下的皇帝。
二、敬佩且服從皇帝權威、向皇帝展現出恭順之意的朝貢國，皇上會封其支配者為「國王」，並給予「印」作為象徵，讓他得以自稱「國王」（朝貢國的國王自稱「皇帝」、或者只用一字皆為僭越之舉，原則上受到禁止）。
三、命令朝貢國奉正朔（皇帝訂定的年號）。如此一來，朝貢國也跟隨了「天」與皇帝意志運作的正確時間秩序。
四、朝貢國遵守皇帝所訂定的間隔（以「幾年一貢」的形式）定期朝貢，而皇帝則依循《中庸》裡的「厚往而薄來」原則，給予其數倍的「恩賜」。透過這樣朝貢貿易，皇帝的恩德充分傳達到了朝貢國，如此更能期待「夷」對「華」的仰慕，積極吸收「華」的文明成果（此既「華」對「夷」的和平「教化」過程）。
五、皇帝為了讓朝貢國在朝貢中確實獲得利益，從而感受皇恩，因此實施嚴格的海禁，禁止私自出海與貿易行為。
然而，這種伴隨著極大對外出超（筆者：尤其是後面兩點，根本大撒幣）的朝貢貿易，勢必需要經濟上的後盾。而當時支撐帝國的，正是建國後高速的經濟發展，尤其是美洲大陸與日本盛產的白銀大量流入，使得這樣發展得以實現。
不過，如此的「中華帝國」秩序，終究只是執著於「中華正統」的皇帝想法與朝貢過程，所描繪的出的模型罷了。實際朝貢的各國人們，是否認真看待並實踐這種同心圓的關係，完全另當別論。
只是，像是朝鮮、琉球國都是徹底遵守朝貢禮俗，也因此獲得巨大利益的國家。特別是西日本的武裝商業集團，在吸收朝鮮半島以及部分漢人海商、遊民後成為「倭寇」，大舉擾亂了「東亞」海域世界的商業秩序。於是，明透過給予朝鮮、琉球等國擔任仲介角色的特殊優待，並實施嚴格的民間海禁，打擊倭寇。在這樣的情況下，兩國的確獲取龐大的利益與繁榮景象。
不過事實上，真正由衷地承認自己與明帝國之間從屬、朝貢關係的國家只有一小部分。足利義滿進行了朝貢（一四零七～一四一一年），但旋即又斷交，即使後來恢復了外交關係，日本採取的也不是正式朝貢關係，而是始終堅持「互市」這樣有限制的貿易方式（筆者猜測：這跟日本文化尊嚴不願低頭有關？）。
另外，當時的西藏處在各種宗派及氏族集團相互對立、陷入混亂的狀況中，要擴建自己的寺廟，強化宗派的物質基礎，再也沒有比參加朝貢更好的機會了。畢竟他們能從朝貢貿易中獲得各種「國師」的封號，以及最少三倍以上的回賜。且許多明代皇帝皆對藏傳佛教為之傾倒，這也代表西藏僧人有大量獲得破格禮遇的機會。於是前去明帝國朝貢的西藏僧人連年增加，到了一四五零年代後，更是出現每年高達三千人的數字。
然而，具有宗教名聲的高僧不可能有如此數量，這說明其中大量比例，都是俗人假扮僧侶的「假朝貢」；甚至據說裏面包含了以巨大經濟利益為目的而學習藏語、佯裝成僧侶的漢人。既然是「假朝貢」，那麼這些人連表面上對皇帝的恭順都令人質疑，他們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往往濫用使節的特權，不斷作惡。面對如此事態的科舉官僚們也不免發出哀號：「蠻夷的淫俗破壞了華夏的美好風俗。」
如此的假朝貢，也同樣出現在實施海禁的海域世界中。就算有國王正式署名公文的朝貢使節，也經常在船上混入商人，超過限定人數。明帝國試圖以「中華」拼命打造的理想階層秩序，最終仍在人們追求經濟利益的動向中被迫改變。而且作者認為：高額且不惜代價的回賜所造成的國庫空虛，更是縮短了明的壽命。
朱元璋自始自終都憎恨元的支配，努力恢復所謂「中華」的原貌。政變奪權的第三代皇帝明成祖（永樂帝），為了給予蒙古決定性的打擊，更是舉行了數次遠征。然而不僅未能獲得顯著的成果，明成祖本人還在遠征中於蒙古去世。作者平野聰教授認為，作戰失利的原因有二：第一，明太過抗拒於北方蒙古，完全不理會蒙古為雙方之間的新關係所提出的互市需求。第二，明缺少構成機動性的馬匹。
於是，基於華夷思想而對蒙古產生的抗拒與隔離政策，最終變成「難以根除蒙古」的恐懼心理，並且引發負面循環。明特地從南京遷都至元首都的大都，並更名為北京。再將該處作為監視北方的軍事前線據點，便是此種心理的展現。但是這並不代表明具備了足以對抗蒙古的騎兵兵力；重啟與蒙古瓦剌部的交易，也僅維持很短的時間。之後就是一四四九年，著名的「土木之變」更是爆發，讓明迫切的修築起長城。
即使後來到了一五七零年，明自發性的與蒙古新興勢力俺答汗和解，過於嚴重的財政惡化，已經讓明的體制疲憊不堪了。
如此內外相耗，明最後侷限在「保住『華』的顏面，即便這會讓帝國持續衰弱」或是「在華夷思想中邁向自我滅亡」的兩相選擇的混亂局勢裡，也給予了另一個全新可能性──清帝國的誕生。
（註１）：《商人服象－－事實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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