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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達人專欄

東亞史的人文反思(二)中國定義與他者眼中的日本

坪圳氏共和國人 | 2022-07-09 01:07:07 | 巴幣 52 | 人氣 591



 這次的作者,意外的是中國歷史學者──葛劍雄,上海復旦大學的歷史學博士,復旦大學教授,專長為中國史的他,來負責這篇的內容。


  儘管經過考古實證後,中國仍擁有不算短的歷史。但中國歷史大都是獨立發展的,就算中國在東亞的漢文化圈擁有重大影響,但中國對其他地區影響卻有限,一般都是斷續、零星的。中國真正跟世界產生聯繫,是十九世紀後期,藉由工業革命產生的大規模全球化,在西洋國家強力推動下開始的。自覺承認自己也是「世界」的一員,不只是封閉保守、在乎秩序位階高低的「天下」主宰,還要更晚一些。


  中國的起源


  首先要討論,「中國」一詞最早出現於西周初年。一九六三年在陝西寶雞賈村出土的「(何)尊」銘文上寫:「惟武王即刻大邑商,則廷告於上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之辟民。』」(大意:自家宅院已安置在中國,親自統治那裏的居民。)最早使用中國一詞,約莫就是周武王的時代。葛教授亦有提及,傳統史書尤其是先秦古籍,常常經手許多後人的抄寫整理出錯時,會將錯就錯,甚至聽令當權者來竄改,真假難辨;不過只要搭配出土文物的考證,不是推翻文字記錄、就是加以佐證,事實就會一目了然。


  對於周武王滅商的確切年代,學術界沒有一致看法。但一般都認為約在西元前十一世紀,從甲骨文中尚未發現有「國」或是「或」(與「國」相通)來看,「中國」一詞可能出現在周武王之前,但也不會太早。

  「國」這字的起源和演變比較複雜,但是最初是指城邦或邑。當時的農業技術進步後,以氏族首領的居住地為中心,逐漸形成早期的部落和城市;城中稱「國」,城中居民稱「國人」,城外近處稱「郊」,居民是「郊人」。更遠處地方稱為野,那裏的居民自然就是野人了。

  起初,國與國之間差異不大,後來有些國家發展比較快速,還擴展到原來幾國的地域。於是大的單位稱「邦」(1),小的單位依然稱為「國」。由於一個首領、一個宗族擁有的不只一個城、邑,因而將其主要的、或是首領居住的城邑稱為國,也是一國都城被稱為國的由來。

  初期發展的國,其實不過是一個部落、宗族的領地(小規模自治體?),範圍其實不大。因此國的總數很多。相傳大禹召集諸侯在塗山聚會,到達的有「萬國」之多,萬國理應不是實數,但是前來參加的各方勢力肯定很多。周武王伐紂王至盟津,響應的諸侯國已有八百。據記載,西周分封諸侯後,存有的封國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個!在這之前,國的數量應該更多。

  「中」這個字本意是有旒的旂,一面刺有流蘇的大旗。商王有事,將大旗豎立起來召集士眾,響應而來的人聚集在旂周圍,「中」在此引申出中間、中心、中央的象徵意思。在西周諸國之中,天子所在的國(京師)處於中心、權力中樞的地位,理所當然的被稱為「中國」。

  《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葛教授指出,這很明顯表示,「中國」是相對於「四方」而言的,「中國」指的是京師跟附近區域,四周各國並不屬於中國。畢竟,當時的「中國」就是地理位置兼具特殊的政治地位。


  中國的定義


  西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攻入鎬京。次年,平王東遷,豐鎬一帶為戎人所占,喪失「中國」地位。此後,雖然該地由秦國收復,卻也一時無法回復到「中國」地位。

  周天子名存實亡後,周王近支宗室的諸侯和地理位置位居中心的諸侯們迅速崛起。它們通過併吞周圍小國,成為一個擁有十幾到幾十個城邑的大國。這些大國實質上取得跟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們的國也成為「中國」。

  到春秋時,「中國」已經擴大到除了周天子直轄區外,晉、宋、魯、衛諸國,約包括了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西西部的黃河中下游地區。


  「中國」的範圍隨漢字文明傳播,也不斷擴大。如齊國雖為大國,地理位置並不居中。齊桓公時取得了霸主地位,以「尊王攘夷」為號召,多次出兵維護周天子的利益、調解諸侯間的衝突以維持秩序。齊國早已成為舉足輕重的大國,自此進入「中國」之列。

  又如楚國,早期地處湖北、湖南、河南的南部,地理上已在中原範圍外,刺青斷髮、尚赤尚東、親鬼好巫的文化也與中原諸國產生極大的差異。楚王熊渠也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我是蠻夷,不採用中國的稱號)。」除了政治上不服北方的宣示,葛教授認為,應該也意識到南北國文化民情上的差異,認為楚並不屬於中國。

  楚莊王八年(西元前六零六年),楚國軍隊開拔到周天子都城外舉行校閱,並向周天子的勞軍使臣王孫打聽「九鼎」的輕重大小。「問鼎中原」被王孫不卑不亢地拒絕,卻無法阻擋楚國成為「中國」的步伐。楚靈王三年(西元前五三八年),楚國憑藉實力邀請諸侯會盟,雖受到晉、宋、魯、衛等國抵制,但大多數諸侯還是接受邀請。楚國成為春秋當代新的霸主,曾經因文化差異被視為蠻夷,也屬於「中國」。

  到了戰國時,主要的諸侯國剩下七國秦、韓、趙、燕、齊、楚、魏等國,它們都以中國自居,也相互承認是中國,隨著這些諸侯國的疆域擴張,「中國」的疆域也越來越大。例如說秦國滅了巴、蜀兩國,疆域擴大到四川盆地,還向那邊大量移民,巴蜀之地自然就從夷狄變成「中國」。


  「中國」的概念是會變化的,範圍是不固定的,所以始終是模糊、不確定的。即使是在中原王朝內部,人們也會把偏遠地區看成非「中國」。

  「中國」也是一個文化概念,且在那時就有強烈的民族含義。一般指漢族(華夏)文化區,異民族只有接受漢族文化才會被歸納為漢族,他們的居住區才會被當成「中國」。一方面,偏遠地區如果聚集大量漢人定居,或是漢族傳統文化發達,就是「中國」。另一方面,非漢族接受了漢人文化,發達到一定程度,不僅這些人口會被認可為漢人,他們居住地方也會被承認是「中國」的部分。

  所以,廣義的「中國」就是中原王朝統治的疆域範圍內,不論有多少異民族混居在此。狹義的「中國」就只是經濟文化相對發達的漢族聚居或傳統漢文化區。這兩種不同的標準並存,常常引發地區間「中國」之爭,分裂狀態下也會引發政權間的「中國」之爭。

  在封閉且單向思考的政治邏輯中,只有「中國」才是王朝法統的擁有者,具有存在必統一其他政權的合法性

  這也能解釋,西晉滅亡後,東晉與南朝政權雖然被迫遠離漢人傳統中心區,但都以西晉的合法繼承者自居,認為只有他們才是「中國」,北方政權不過是外來的「索虜」(紮著頭髮的下賤人),豈有自稱「中國」的資格?但北方政權卻認為自己消滅西晉,統治這裡的民眾,不就是跟古代周武王滅商後,宣稱統治中國是一樣的嗎?當然成為「中國」。而東晉或南朝政權不過是偏安一隅的「島夷」(海島上的野蠻人),喪失了自稱「中國」的權利。

  這場雙方都感到理直氣壯的「中國」之爭,到隋朝統一後才獲得解決。


  類似的爭論也出現在北宋與遼、南宋與金之間,統有雙方疆域的元朝採取和隋朝相同辦法,承認雙方都是「中國」,也修了《遼史》、《宋史》和《金史》。

  在明代以前,世界上其他地方對於中國的了解、往來都相當有限。像《馬可波羅遊記》那樣全面介紹中國的書籍還絕無僅有。他們對中原王朝的稱謂也不統一;但是從明朝開始,來華的西方人會用「中國」、中華、中華帝國、中央帝國等稱謂,而不使用明朝、清朝或是大明、大清(有趣對比是,當時的中國人都是以王朝名來稱呼自己)。

  儘管早在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大清和俄羅斯簽屬了《尼布楚條約》時,清廷提供的滿文和拉丁文本都已自稱「中國」,但這有可能出自西方傳教士的翻譯,而且《尼布楚條約》是沒有漢文文本的,葛教授的推測,大概在清朝統治者眼中,條約確定的邊界只涉及滿州的發祥地,只要有滿文文本就夠了。

  鴉片戰爭後,在國際交往中的「中國」被當成清朝或東亞的國際代名詞。但官方的運用仍不規範,有時指整個清朝,有時卻指傳統的「中國」範圍,也就是內地十八省,而不包括內外蒙古、西藏、青海、新疆、滿州(東北)和臺灣在內。西方著作也往往將清朝建省地區稱為中國或中國本土、中國本部,稱呼其他地區是韃靼、蒙古、西藏或新疆。

  直到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中國」才正式成為它的簡稱,首次成為國家的代名詞。中國也首次有了明確地域範圍──中華民國所屬全部領土。

  正因為如此,外界對於中國人稱謂也因時代、地域產生差異。即使使用「中國」或同義詞,也不意味與今天中國概念一致。


  東夷的起源



  關於「東」的起源,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提到:「從日在木中。」「日」和「木」兩字合成的話,日在木上方為「杲」(明亮貌的意思),日在木中間為「東」,日在木的下方為「杳」。若以字根來分析的話,「杲、東、杳」這三字分別就是指「中午、早上、傍晚的太陽」這三個時刻。

  作為判斷太陽移動根據的神木,如同漢代的劉安所著《淮南子》卷三「日出於陽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宋代羅願的《爾雅翼》也提到「日所出,陰陽之中也。」神木被視為晝夜之間連結天地的神祕存在。

  人類的想像力很大程度上,受到居住空間的制約。人們相信江河起源之處有崑崙山,東海的盡頭有三神山……以這個觀點來看,「東」這個字不單單只是表達方位的詞彙;它也跟象徵朝日與扶桑的遠古太陽信仰產生連結,附帶大海、仙藥、神山的形象。

  另外,葛教授再來帶領讀者們考察「夷」這個字。有關包圍著文明發祥地的「中華」,或說分散在中華四周的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的起源。

  《尚書.舜典》記載以下傳說:

  帝堯時代,驩兜舉薦了性格暴躁的共工給堯,結果被追究責任,流放到南方的崇山一帶,成為南蠻,破壞秩序的共工被流放到北方,成為北夷。在江淮地方(長江與淮河流域)不斷反亂的三苗被迫遷移到西方的三危山,成為西戎。治理黃河失敗的鯀,被貶至東方的羽山,成為東夷。華夷的名份決定,天下也恢復秩序。

  《說文解字》卷十〈大部.夷〉項目中,「夷,東方之人也,從大,從弓。」夷的字根乃是大與弓,特指居住在東方偏僻之地的異民族。然而,對於中華而言,東夷似乎是一個與其他民族有特別的存在。《說文解字》卷四關於「羌」(2)的敘述如下:「南方蠻閩從蟲,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方羌從羊……唯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

  也就是說,蠻、閩、狄、羌等民族,不管是哪一個,字根都是「蟲」、「犬」、「豸」、「羊」等物,只有夷的字根是跟人有關的「大」,夷的地位有多特別,顯而易見,可以推論。


  帝堯命令鯀治水失敗,將鯀幽禁在羽山,後來進入帝舜時期,鯀之子禹繼承家業,總算成功治理黃河水患。因此,禹受到周圍部落的尊敬,最後創立部落聯盟國家=夏王朝,成為東亞世襲王朝的首位天子。因為這樣的淵源,東夷比起其他周遭的蠻族理當更加優秀,「華夷同源」說法因此自然而生。



  倭人與漢的關係



  不過,古代中國與日本,究竟是何時開始接觸的?

  《後漢書.東夷傳》序之中的注釋,九夷分別是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及陽夷。唐代的李賢翻閱西元前七世紀中葉的史書《竹書紀年》,曾對這段文字進行注釋,針對當時居住於淮河流域的非漢民族,似乎名稱真的是如此。

  梁朝的皇侃,他針對《論語.子罕第九》出現「子欲居九夷」(3)這句話,進行以下義疏:「東有九夷,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引文自文淵閣四庫全書)倭人出現的記載,也許比印象中還要更早。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最早紀錄《漢書.地理志》的東夷諸國中,只有倭人的項目提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的描述。這也可視為受到漢代東夷的影響之故,認為倭人乃是九夷之中性情柔順,且重仁義。


  日後在古中國的外交史上投下震撼彈的,則是七世紀後半到八世紀登場的「日本」了。

  以大化革新(西元六四五年)為契機,日本開始以隋唐帝國為範本,進行許多在內政方面的重大改革,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國家開始運轉。隨著百濟滅亡(西元六六零年)、白江村敗戰(西元六六三年)、高句麗滅亡(西元六六八年),東亞勢力地圖因此重新洗牌。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承受內外壓力,民族意識迅速高漲。天皇號、日本國號、年號等,推估都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立的。

  推古三十一年(六二三年),返回日本的遣隋劉學者們,向日本天皇提出「大唐國者,法式備定,珍國也,常須達。」(《日本書紀卷》二十二)舒明天皇採納建言,於西元六三零年第一次派出遣唐使,積極採行大唐的「備定」法式。接下來數十年,倭國透過內政外交改革,迅速變成律令國家。

  由於變化速度太快,甚至讓唐帝國的官方產生困惑。《舊唐書》甚至說唐國責其「其人入朝者,多自衿大,不以實對。」並表現出「故中國疑焉」的聲音。按照日本這邊客氣的解讀:唐國對於日本變化的速度、幅度感到困惑,因此懷疑日本情報的真實性。

  不過就算如此,新舊資訊落差的困惑,很短期間就結束了。當時入朝的首位日本國使-栗田真人,也得到武則天的重賞禮遇。


  至於國號如何從「倭國」變成「日本」?有武則天改稱、日本自稱、三韓人自稱等諸項說法,一般都認為與外界有密切關聯。不過唐化的日本成果如何?從唐代詩人王維的詩集《王右丞集》中,一首贈與阿倍仲麻呂的《秘書晁監還日本國》為題的五言律詩,可以看出一二:「海東國,日本為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



  不過,令人訝異的是,日本形象後來大幅度的轉變,從「禮儀國度」變成倭寇與野心勃勃的豐臣秀吉,竟和元帝國有關!

  當年,元朝的統治者忽必烈兩次遣使日本,企圖通好失敗後,隨即發動文永之役(西元一二七四年)、弘安之役(西元一二八一年),兩次遠征慘敗。元帝國不僅幾乎失去當年從宋朝手中接受的海軍,也導致元王朝後來海防鬆弛;甚至失去對沿海岸掌控力,在財政不穩下重複設置與廢止市舶司的循環!也成為元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與此同時,成功禦敵的日本也陷入動盪,帶給鎌倉幕府沉重的打擊。開始出現生計困難、不受控管的浪人武士、沿海的漁民、商人們組成的武裝貿易集團,他們結合辛苦參加抗元戰役、但無法拿到應有賞賜的武家、自己效忠的大名們。彼此合作集結出海上武裝勢力,在對元朝的沿岸港口展開報復掠奪的同時,也尋求利潤豐厚的走私生意。

  他們的作為,也就是日後被中朝兩國稱呼的「倭寇」。原本就面臨生產不足、財政困難的鎌倉幕府,選擇放任甚至暗中支持。



  史上首次外交往來


  《魏書.東夷傳》記載,景初二年(西元二三八年),倭的邪馬臺女王卑彌呼派遣了以難升米為團長的使節到了帶方郡,轉達了想要求見魏王的意思。於是帶方郡太守劉夏便命人引領他們到魏國首都洛陽……這就是古中國與日本第一次往來。

  卑彌呼透過位在朝鮮西部的帶方郡太守引薦,向三國位於華北的政權-魏國朝貢,卻看不出卑彌呼有想要跟內地四川的蜀國、江南的吳國交涉的跡象。

  所謂「冊封」,原本是指上古時代周天子賜與功臣或親戚土地時,同時賦予這些親戚功臣統治該土地人民的權力之意。這個冊封就像是一種「國中之國」的制度。倭女王卑彌呼,也被正式授予「親魏倭王」這個王位。




  關於邪馬臺國的地理位置,有「幾內說」、「九州說」兩個說法,長年以來,兩派爭論從未斷過。葛教授個人比較支持的,是幾內說。

  卑彌呼女王和後來繼位的女王壹與,這兩位倭國女王對魏國進貢後,兩國往來空白了一段時間。直到過了一個半世紀後,才有倭五王的男性在相繼朝貢並冊封的紀錄。有趣的對比是,倭五王這次選擇與江南地區所在南朝諸國往來,這種首次不經由朝鮮半島直接進入中國的方式,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遺憾的是,當年的倭國還沒發明文字,因此跟卑彌呼的情況一樣,無法在日本國史中找到記載。





(1):關於商代的真實歷史:「商代王國大聯盟:商王與他的快樂夥伴」

(2):羌字解釋:https://www.shuowen.org/view/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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