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達人專欄

東亞史的人文反思（二）中國定義與他者眼中的日本

坪圳氏共和國人 | 2022-07-09 01:07:07 | 巴幣 52 | 人氣 591

　這次的作者，意外的是中國歷史學者──葛劍雄，上海復旦大學的歷史學博士，復旦大學教授，專長為中國史的他，來負責這篇的內容。

　　儘管經過考古實證後，中國仍擁有不算短的歷史。但中國歷史大都是獨立發展的，就算中國在東亞的漢文化圈擁有重大影響，但中國對其他地區影響卻有限，一般都是斷續、零星的。中國真正跟世界產生聯繫，是十九世紀後期，藉由工業革命產生的大規模全球化，在西洋國家強力推動下開始的。自覺承認自己也是「世界」的一員，不只是封閉保守、在乎秩序位階高低的「天下」主宰，還要更晚一些。

　　中國的起源

　　首先要討論，「中國」一詞最早出現於西周初年。一九六三年在陝西寶雞賈村出土的「（何）尊」銘文上寫：「惟武王即刻大邑商，則廷告於上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之辟民。』」（大意：自家宅院已安置在中國，親自統治那裏的居民。）最早使用中國一詞，約莫就是周武王的時代。葛教授亦有提及，傳統史書尤其是先秦古籍，常常經手許多後人的抄寫整理出錯時，會將錯就錯，甚至聽令當權者來竄改，真假難辨；不過只要搭配出土文物的考證，不是推翻文字記錄、就是加以佐證，事實就會一目了然。

　　對於周武王滅商的確切年代，學術界沒有一致看法。但一般都認為約在西元前十一世紀，從甲骨文中尚未發現有「國」或是「或」（與「國」相通）來看，「中國」一詞可能出現在周武王之前，但也不會太早。

　　「國」這字的起源和演變比較複雜，但是最初是指城邦或邑。當時的農業技術進步後，以氏族首領的居住地為中心，逐漸形成早期的部落和城市；城中稱「國」，城中居民稱「國人」，城外近處稱「郊」，居民是「郊人」。更遠處地方稱為野，那裏的居民自然就是野人了。

　　起初，國與國之間差異不大，後來有些國家發展比較快速，還擴展到原來幾國的地域。於是大的單位稱「邦」（１），小的單位依然稱為「國」。由於一個首領、一個宗族擁有的不只一個城、邑，因而將其主要的、或是首領居住的城邑稱為國，也是一國都城被稱為國的由來。

　　初期發展的國，其實不過是一個部落、宗族的領地（小規模自治體？），範圍其實不大。因此國的總數很多。相傳大禹召集諸侯在塗山聚會，到達的有「萬國」之多，萬國理應不是實數，但是前來參加的各方勢力肯定很多。周武王伐紂王至盟津，響應的諸侯國已有八百。據記載，西周分封諸侯後，存有的封國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個！在這之前，國的數量應該更多。

　　「中」這個字本意是有旒的旂，一面刺有流蘇的大旗。商王有事，將大旗豎立起來召集士眾，響應而來的人聚集在旂周圍，「中」在此引申出中間、中心、中央的象徵意思。在西周諸國之中，天子所在的國（京師）處於中心、權力中樞的地位，理所當然的被稱為「中國」。

　　《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葛教授指出，這很明顯表示，「中國」是相對於「四方」而言的，「中國」指的是京師跟附近區域，四周各國並不屬於中國。畢竟，當時的「中國」就是地理位置兼具特殊的政治地位。

　　中國的定義

　　西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攻入鎬京。次年，平王東遷，豐鎬一帶為戎人所占，喪失「中國」地位。此後，雖然該地由秦國收復，卻也一時無法回復到「中國」地位。

　　周天子名存實亡後，周王近支宗室的諸侯和地理位置位居中心的諸侯們迅速崛起。它們通過併吞周圍小國，成為一個擁有十幾到幾十個城邑的大國。這些大國實質上取得跟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們的國也成為「中國」。

　　到春秋時，「中國」已經擴大到除了周天子直轄區外，晉、宋、魯、衛諸國，約包括了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西西部的黃河中下游地區。

　　「中國」的範圍隨漢字文明傳播，也不斷擴大。如齊國雖為大國，地理位置並不居中。齊桓公時取得了霸主地位，以「尊王攘夷」為號召，多次出兵維護周天子的利益、調解諸侯間的衝突以維持秩序。齊國早已成為舉足輕重的大國，自此進入「中國」之列。

　　又如楚國，早期地處湖北、湖南、河南的南部，地理上已在中原範圍外，刺青斷髮、尚赤尚東、親鬼好巫的文化也與中原諸國產生極大的差異。楚王熊渠也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我是蠻夷，不採用中國的稱號）。」除了政治上不服北方的宣示，葛教授認為，應該也意識到南北國文化民情上的差異，認為楚並不屬於中國。

　　楚莊王八年（西元前六零六年），楚國軍隊開拔到周天子都城外舉行校閱，並向周天子的勞軍使臣王孫打聽「九鼎」的輕重大小。「問鼎中原」被王孫不卑不亢地拒絕，卻無法阻擋楚國成為「中國」的步伐。楚靈王三年（西元前五三八年），楚國憑藉實力邀請諸侯會盟，雖受到晉、宋、魯、衛等國抵制，但大多數諸侯還是接受邀請。楚國成為春秋當代新的霸主，曾經因文化差異被視為蠻夷，也屬於「中國」。

　　到了戰國時，主要的諸侯國剩下七國秦、韓、趙、燕、齊、楚、魏等國，它們都以中國自居，也相互承認是中國，隨著這些諸侯國的疆域擴張，「中國」的疆域也越來越大。例如說秦國滅了巴、蜀兩國，疆域擴大到四川盆地，還向那邊大量移民，巴蜀之地自然就從夷狄變成「中國」。

　　「中國」的概念是會變化的，範圍是不固定的，所以始終是模糊、不確定的。即使是在中原王朝內部，人們也會把偏遠地區看成非「中國」。

　　「中國」也是一個文化概念，且在那時就有強烈的民族含義。一般指漢族（華夏）文化區，異民族只有接受漢族文化才會被歸納為漢族，他們的居住區才會被當成「中國」。一方面，偏遠地區如果聚集大量漢人定居，或是漢族傳統文化發達，就是「中國」。另一方面，非漢族接受了漢人文化，發達到一定程度，不僅這些人口會被認可為漢人，他們居住地方也會被承認是「中國」的部分。

　　所以，廣義的「中國」就是中原王朝統治的疆域範圍內，不論有多少異民族混居在此。狹義的「中國」就只是經濟文化相對發達的漢族聚居或傳統漢文化區。這兩種不同的標準並存，常常引發地區間「中國」之爭，分裂狀態下也會引發政權間的「中國」之爭。

　　在封閉且單向思考的政治邏輯中，只有「中國」才是王朝法統的擁有者，具有存在必統一其他政權的合法性。

　　這也能解釋，西晉滅亡後，東晉與南朝政權雖然被迫遠離漢人傳統中心區，但都以西晉的合法繼承者自居，認為只有他們才是「中國」，北方政權不過是外來的「索虜」（紮著頭髮的下賤人），豈有自稱「中國」的資格？但北方政權卻認為自己消滅西晉，統治這裡的民眾，不就是跟古代周武王滅商後，宣稱統治中國是一樣的嗎？當然成為「中國」。而東晉或南朝政權不過是偏安一隅的「島夷」（海島上的野蠻人），喪失了自稱「中國」的權利。

　　這場雙方都感到理直氣壯的「中國」之爭，到隋朝統一後才獲得解決。

　　類似的爭論也出現在北宋與遼、南宋與金之間，統有雙方疆域的元朝採取和隋朝相同辦法，承認雙方都是「中國」，也修了《遼史》、《宋史》和《金史》。

　　在明代以前，世界上其他地方對於中國的了解、往來都相當有限。像《馬可波羅遊記》那樣全面介紹中國的書籍還絕無僅有。他們對中原王朝的稱謂也不統一；但是從明朝開始，來華的西方人會用「中國」、中華、中華帝國、中央帝國等稱謂，而不使用明朝、清朝或是大明、大清（有趣對比是，當時的中國人都是以王朝名來稱呼自己）。

　　儘管早在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大清和俄羅斯簽屬了《尼布楚條約》時，清廷提供的滿文和拉丁文本都已自稱「中國」，但這有可能出自西方傳教士的翻譯，而且《尼布楚條約》是沒有漢文文本的，葛教授的推測，大概在清朝統治者眼中，條約確定的邊界只涉及滿州的發祥地，只要有滿文文本就夠了。

　　鴉片戰爭後，在國際交往中的「中國」被當成清朝或東亞的國際代名詞。但官方的運用仍不規範，有時指整個清朝，有時卻指傳統的「中國」範圍，也就是內地十八省，而不包括內外蒙古、西藏、青海、新疆、滿州（東北）和臺灣在內。西方著作也往往將清朝建省地區稱為中國或中國本土、中國本部，稱呼其他地區是韃靼、蒙古、西藏或新疆。

　　直到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中國」才正式成為它的簡稱，首次成為國家的代名詞。中國也首次有了明確地域範圍──中華民國所屬全部領土。

　　正因為如此，外界對於中國人稱謂也因時代、地域產生差異。即使使用「中國」或同義詞，也不意味與今天中國概念一致。

　　東夷的起源

　　關於「東」的起源，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提到：「從日在木中。」「日」和「木」兩字合成的話，日在木上方為「杲」（明亮貌的意思），日在木中間為「東」，日在木的下方為「杳」。若以字根來分析的話，「杲、東、杳」這三字分別就是指「中午、早上、傍晚的太陽」這三個時刻。

　　作為判斷太陽移動根據的神木，如同漢代的劉安所著《淮南子》卷三「日出於陽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宋代羅願的《爾雅翼》也提到「日所出，陰陽之中也。」神木被視為晝夜之間連結天地的神祕存在。

　　人類的想像力很大程度上，受到居住空間的制約。人們相信江河起源之處有崑崙山，東海的盡頭有三神山……以這個觀點來看，「東」這個字不單單只是表達方位的詞彙；它也跟象徵朝日與扶桑的遠古太陽信仰產生連結，附帶大海、仙藥、神山的形象。

　　另外，葛教授再來帶領讀者們考察「夷」這個字。有關包圍著文明發祥地的「中華」，或說分散在中華四周的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的起源。

　　《尚書．舜典》記載以下傳說：

　　帝堯時代，驩兜舉薦了性格暴躁的共工給堯，結果被追究責任，流放到南方的崇山一帶，成為南蠻，破壞秩序的共工被流放到北方，成為北夷。在江淮地方（長江與淮河流域）不斷反亂的三苗被迫遷移到西方的三危山，成為西戎。治理黃河失敗的鯀，被貶至東方的羽山，成為東夷。華夷的名份決定，天下也恢復秩序。

　　《說文解字》卷十〈大部．夷〉項目中，「夷，東方之人也，從大，從弓。」夷的字根乃是大與弓，特指居住在東方偏僻之地的異民族。然而，對於中華而言，東夷似乎是一個與其他民族有特別的存在。《說文解字》卷四關於「羌」（２）的敘述如下：「南方蠻閩從蟲，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方羌從羊……唯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

　　也就是說，蠻、閩、狄、羌等民族，不管是哪一個，字根都是「蟲」、「犬」、「豸」、「羊」等物，只有夷的字根是跟人有關的「大」，夷的地位有多特別，顯而易見，可以推論。

　　帝堯命令鯀治水失敗，將鯀幽禁在羽山，後來進入帝舜時期，鯀之子禹繼承家業，總算成功治理黃河水患。因此，禹受到周圍部落的尊敬，最後創立部落聯盟國家＝夏王朝，成為東亞世襲王朝的首位天子。因為這樣的淵源，東夷比起其他周遭的蠻族理當更加優秀，「華夷同源」說法因此自然而生。

　　倭人與漢的關係

　　不過，古代中國與日本，究竟是何時開始接觸的？

　　《後漢書．東夷傳》序之中的注釋，九夷分別是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及陽夷。唐代的李賢翻閱西元前七世紀中葉的史書《竹書紀年》，曾對這段文字進行注釋，針對當時居住於淮河流域的非漢民族，似乎名稱真的是如此。

　　梁朝的皇侃，他針對《論語．子罕第九》出現「子欲居九夷」（３）這句話，進行以下義疏：「東有九夷，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引文自文淵閣四庫全書）倭人出現的記載，也許比印象中還要更早。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最早紀錄《漢書．地理志》的東夷諸國中，只有倭人的項目提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的描述。這也可視為受到漢代東夷的影響之故，認為倭人乃是九夷之中性情柔順，且重仁義。

　　日後在古中國的外交史上投下震撼彈的，則是七世紀後半到八世紀登場的「日本」了。

　　以大化革新（西元六四五年）為契機，日本開始以隋唐帝國為範本，進行許多在內政方面的重大改革，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國家開始運轉。隨著百濟滅亡（西元六六零年）、白江村敗戰（西元六六三年）、高句麗滅亡（西元六六八年），東亞勢力地圖因此重新洗牌。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承受內外壓力，民族意識迅速高漲。天皇號、日本國號、年號等，推估都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立的。

　　推古三十一年（六二三年），返回日本的遣隋劉學者們，向日本天皇提出「大唐國者，法式備定，珍國也，常須達。」（《日本書紀卷》二十二）舒明天皇採納建言，於西元六三零年第一次派出遣唐使，積極採行大唐的「備定」法式。接下來數十年，倭國透過內政外交改革，迅速變成律令國家。

　　由於變化速度太快，甚至讓唐帝國的官方產生困惑。《舊唐書》甚至說唐國責其「其人入朝者，多自衿大，不以實對。」並表現出「故中國疑焉」的聲音。按照日本這邊客氣的解讀：唐國對於日本變化的速度、幅度感到困惑，因此懷疑日本情報的真實性。

　　不過就算如此，新舊資訊落差的困惑，很短期間就結束了。當時入朝的首位日本國使－栗田真人，也得到武則天的重賞禮遇。

　　至於國號如何從「倭國」變成「日本」？有武則天改稱、日本自稱、三韓人自稱等諸項說法，一般都認為與外界有密切關聯。不過唐化的日本成果如何？從唐代詩人王維的詩集《王右丞集》中，一首贈與阿倍仲麻呂的《秘書晁監還日本國》為題的五言律詩，可以看出一二：「海東國，日本為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

　　不過，令人訝異的是，日本形象後來大幅度的轉變，從「禮儀國度」變成倭寇與野心勃勃的豐臣秀吉，竟和元帝國有關！

　　當年，元朝的統治者忽必烈兩次遣使日本，企圖通好失敗後，隨即發動文永之役（西元一二七四年）、弘安之役（西元一二八一年），兩次遠征慘敗。元帝國不僅幾乎失去當年從宋朝手中接受的海軍，也導致元王朝後來海防鬆弛；甚至失去對沿海岸掌控力，在財政不穩下重複設置與廢止市舶司的循環！也成為元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與此同時，成功禦敵的日本也陷入動盪，帶給鎌倉幕府沉重的打擊。開始出現生計困難、不受控管的浪人武士、沿海的漁民、商人們組成的武裝貿易集團，他們結合辛苦參加抗元戰役、但無法拿到應有賞賜的武家、自己效忠的大名們。彼此合作集結出海上武裝勢力，在對元朝的沿岸港口展開報復掠奪的同時，也尋求利潤豐厚的走私生意。

　　他們的作為，也就是日後被中朝兩國稱呼的「倭寇」。原本就面臨生產不足、財政困難的鎌倉幕府，選擇放任甚至暗中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