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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達人專欄

遊牧文明的主體視角(中)-遊牧民與農(nóng)耕民的競合關係

坪圳氏共和國人 | 2021-02-16 15:22:30 | 巴幣 244 | 人氣 666



  
 接續(xù)上一章,作者還在分析中國文明的起源。蘇教授的話已經(jīng)結(jié)束,不過卻沒有寫到為何有這麼多人和民族踏足中原。但是橋本萬太郎、岡田英弘?yún)s指出,中原的生產(chǎn)性其實很低。黃河氾濫的頻率大約兩年一次,因此所謂的黃河文明,不過就是治水文化而已;若是以現(xiàn)代術語來說,也不過就是一個整建基礎建設的文化而已。
 
  學者魏特夫就曾經(jīng)指出,中國乃是一個「水利的專制國家」。(《大清與中華》亦有提及)在作者的眼中來看,黃河文明無法有效累積財富,因此無法像其他文明一樣會出現(xiàn)技術革命、思想革命。也不過是一個只知動員人民修築治水工程、整建基礎設施的文明罷了。
 
  中國的情況,要到長江以南才會富饒。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到長江地區(qū)都處在季風影響下。季風帶來梅雨,因此有可能進行稻作、建立起農(nóng)耕社會並開始累積財富。因此,操著阿爾泰語系的諸民族也好、操著漢藏語系的諸民族也好,他們劍指中原的理由,並非是為了在中原定居,而是以此為中繼點,進一步南下。話雖如此,仍有人在中原定居下來,累積一定人數(shù)後便形成集團。
 
重點一:窮山惡水出惡邦!?重點二:顯然只有漢人角度才認為中原很重要。重點三:古代黃河發(fā)展部分跟平野聰教授的《大清與中華》有出入。
 
 
 
  中國近年來改絃更張,主張中華文明是由三種文明結(jié)合而成:三種文明分別是黃河文明、長江文明還有草原文明。原因為何呢?
 
  在鄂爾多斯高原上有好幾個行政區(qū),作者的家鄉(xiāng)在伊克昭盟烏審旗。盟、旗都是大清留下來的行政劃分。其中又以烏審旗發(fā)現(xiàn)了洪積世後期的遺跡。
 
  這處遺跡被稱為「薩拉烏蘇遺跡」。薩拉烏斯在蒙古語中意指「黃水河」,實際上它就是黃河的支流。在這處遺跡中,發(fā)現(xiàn)了蒙古人種直系祖先的晚期智人生活痕跡。這種晚期智人被世界學界稱為「鄂爾多斯人」。不過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覺得蒙古語地名很礙眼,於是改成了「河套人」。
 
  在鄂爾多斯遙遠東方的烏蘭哈達,在蒙古語中是「紅色山峰」之意,翻成中國話是叫「赤峰」。烏蘭哈達是從中國角度看去,是位在萬里長城以北。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支那,認為越過長城以北就不是支那人的領土,而是野蠻人的土地;換句話說,這就是他們自己劃定的界線外側(cè),即不屬於黃河,更非長江文明。而是遊牧民之地的遺跡。
 
  但是卻是這處被認為「化外之地」,卻被日本京都大學的名譽教授水野清一、濱田耕作先生發(fā)現(xiàn)有新石器時代遺跡,足以確認新石器文明與中國文字文明的連續(xù)性。
 
 
  就這樣,草原文明就在被過去的支那人認定「不屬於支那」的化外之地蓬勃發(fā)展。對照之下,要把黃河、長江文明的存在與現(xiàn)在連結(jié)起來的證據(jù)卻過於薄弱。蘇教授認為「草原文明也應該被認可為中國歷史的原點」,恐怕也是這個理由。
 
  結(jié)果,中國不得不將烏蘭哈達、薩拉烏蘇的遺跡所象徵的草原文明,當成中國(中華)文明之一,並主張現(xiàn)代中國,乃是這種草原文明的繼承者。也許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出於政治考量,將蒙古人也曲解成中華民族的「一個中國」原則所導致
 
看起來是跟我們島國同病相憐只是病因不同
 
  作者明確表示,對於跟他一樣生長在鄂爾多斯的蒙古人來說,絕對不會產(chǎn)生「草原文明是中國文明的起點」或是「中華文明一部分」之類的誤解。即使對於蒙古遊牧民所建立起來的文明感到驕傲,也不會認為它是中國的一部分。對於中國乃至於日本國來說,作者認為他們欠缺這種歷史的直覺。
 
  對於中國稱呼的「草原文明」。但是作者認為文明要由其主人翁來定義才是。包括作者在內(nèi)的所有日本研究者,都是稱呼為「遊牧文明」。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名譽教授松原正毅先生是如此定義:遊牧是一種文明在遊牧中,具備了可以超越個別文化、參與其中的機制與體系。若是接受這種文明的機制與體系,遊牧民的生活就可以成立。作為文明的遊牧,期一大特色就是「簡素」。遊牧的基礎,就是移動性。
 
 
  「中國」與「支那」有何不同?
 
  作者表示,蒙古人等草原民,自古以來就是一直使用「支那」這個名稱。
 
  歷史學者岡田英弘對此批判:說到底,英語的「China」在日語中對應的詞本來就是「支那」。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後,隨著將日本置於佔領下的GHQ發(fā)布的命令,以及日本人的自我規(guī)制,「支那」全部都替換成了「中國」;在這之後,這個謊言就越擴越大,直到今日。
 
  在蒙古人認知的眼中,「中國」是指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後成立中華民國政權(quán)的近代中國。現(xiàn)在中國人講到「中國」也是指「一九一二年以後的中國」而已。在這之前的時代,要將現(xiàn)代中國所控制的地區(qū)(新疆、西藏、內(nèi)蒙、滿州)一概稱為「中國」,不僅不符合歷史實情,擅自將這些地區(qū)所發(fā)生的過往事件都稱為「發(fā)生在中國的事」,顯得粗暴無禮又不自然。(參考《殖民還是中華》中亦有明顯提及:漢人與遊牧民族乃是不同的政治管理,其地位在滿清皇帝/可汗治理下明顯互有高低不同;光是髮辮有無被迫更改可見一斑。
 
 還有,「支那/China」發(fā)源於古代的王朝「」;古代印度也稱中國「Cina」。現(xiàn)代阿拉伯地區(qū)的人們,仍然稱中國為「Chin」。在「Chin」後面加上一個母音「a」,就變成China。用來指稱近代中國成立之前的該文明圈,作者認為再適合不過
 
  作者也明確表示,只將古代漢人擔任主角活動的地區(qū)稱為「支那」。漢人以外各民族一概不稱「中國人」、「華人」的立場。而「中國」前面已提到是一九一二年以降成立的國家。
 
 
 
  匈人與匈族是同族同源嗎?
 
  根據(jù)江上波夫的研究,匈奴的短劍很明顯用在宗教儀式之上,其用途與斯基泰的短劍一樣。江上先生還特別關注,是希羅多德的紀錄《歷史》。根據(jù)希羅多德的描述,斯基泰人會用一種名為「阿西奈塞斯」的短劍。這種短劍是軍神阿瑞斯的象徵,供奉在堆滿木柴的平臺上,以處死的俘虜作為獻祭。
 
  根據(jù)古代支那的漢文記錄,匈奴使用的短劍稱作「徑路刀」。其形狀根據(jù)江上先生的分析,與斯基泰的阿西奈塞斯極為酷似。
 
  江上先生也主張,供奉「徑路刀」的證據(jù)仍存在蒙古高原上。在蒙古高原的高地部分,經(jīng)常有著被稱為「敖包」、用木柴或石頭堆積而成的木石堆。江上先生推測,對徑路刀的供奉,或許就在敖包進行也說不定。
 
  實際上江上波夫自己出版的《歐亞古代北方文化-匈奴文化論考》一書,認為從西元前五世紀到後三世紀,東起蒙古高原、西至多瑙河,都處在一種共通的文化之下。江上波夫?qū)⒅麨椤?b>斯基泰-西伯利亞-鄂爾多斯青銅器文化」。
 
  不過依據(jù)呢?
 
   江上先生又運用古代支那的紀錄,如《魏書》等,以及西方文獻及考古學的出土品,指出西元前四世紀與後一世紀的活躍的匈奴,逐漸向西移動,到了西元五世紀左右,出現(xiàn)在鹹海與裏海一帶。之後,他們征服了阿蘭人,在五世紀以「匈人」之姿,在阿提拉的率領下出現(xiàn)在潘諾尼亞平原,並進一步橫掃整個歐洲。作者認為這樣的歷史故事太過浪漫,不過從雙方出土品一致來看,也可說並非全屬幻想。
 
 
  根據(jù)萬里長城的南側(cè)——也就是支那的紀錄,匈奴是野蠻人,是「支那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之一」。可是,匈奴並非古代支那的少數(shù)民族。事實上,他們不只是存在支那北部的民族,更是對遙遠西方的黑海地區(qū)、乃至於羅馬帝國方面,都有重大影響的世界性民族。這點從蒙古國國立博物館的展示就可一目了然,連蒙古人也認為匈奴是自己的祖先。這點除了是國家史觀,也是民族的共通認識。
 
  不管是匈奴也好,蒙古也好,都是跟支那毫無血緣文化關係的存在。
 
 
  另外,在提到長城兩邊觀點差異的時候,必須提到「長城」的意義變化。
 
  遊牧民的「遊」乃是按照合理的規(guī)律進行遷徙意思。形成這種規(guī)律的,是遵循春夏秋冬的季節(jié)變化;動物若是遇到酷熱,便會遷徙到?jīng)鏊貐^(qū);遇到寒冷,則會往暖和的地區(qū)移動。人類也是一樣,在狩獵採集的時代追隨獵物,在畜牧時代則追隨家畜,若是動物遷徙,他們只能隨之改變居所。這便是遊牧的起源。
 
  遊牧民所利用的家畜,包括提供「毛皮」、「」、「」,以供人們衣食居住的羊和山羊,以及利用其力量的牛跟駱駝、馬。牛跟駱駝被用來搬運,馬則是大家所熟悉的用在軍事上。遊牧民在軍事上一直有壓倒性的優(yōu)勢,就是因為毫無保留地使用馬的機動力。這種優(yōu)勢一直持續(xù)到十八世紀後半,工業(yè)革命帶來蒸汽機與鐵路,以及重火器發(fā)明為止。
 
 
  作者表示自己出身的鄂爾多斯,就是匈奴的根據(jù)地。從他家的大門口,每天都可以看到五十公里外的萬里長城烽火臺。對於作者來說,這是日常風景的一部分。但是,這裡的萬里長城剛好並不壯觀,卻相反的非常簡陋。
 
  蒙古人稱長城為「Chaghan Kerem」,意思是「白色土牆」。作者在還很幼小的時候,他的父母告訴他:「那座白色的土牆,是住在牆對面的支那人,為了防止歷史上一直對峙的我們遊牧民南進,而蓋起來的喔!」不僅父母如此,連附近的遊牧民們也是異口同聲的說著。
 
  不過作者當時的內(nèi)心起了小小疑問:支那人真的認為這麼粗糙的東西,能擋住人的移動?
 
  等到作者長到五、六歲,已經(jīng)能夠騎乘馬的時候,跟著大人一起出發(fā),試著前往家裡去看那段長城的附近。當時,作者的馬輕易越過長城(楊海英《草原、馬與蒙古人》)由此可知,那段長城根本防不住遊牧民(1.)。
 
  藉由長城這種土牆來保護自己國家的想法,基本上是很封閉,也很「中國」的。這樣的批評和議論在一九八零年代,隨著鄧小平與中國知識份子的改革開放,在中國也一時蔚為風潮。
 
  中華文明是封閉的文明,而其象徵就是萬里長城─他們是這樣主張的。「長城絕對不是中華文明偉大的象徵」,而是為了和他者劃下界線成立的土牆;這種封閉性不打破,中國的改革開放就不能成功,這就是當時的論調(diào)。(可參考《何謂大清?誰是中華?:多民族帝國的樣貌》第三張照片開始)
 
  當時抱持這種建設性議論的節(jié)目,一度讓前往北京留學的作者楊海英先生,感到印象非常深刻。對於從小聽匈奴傳說長大的他而言,更是相當認同這項說法。
 
 
  可是在這之後,這種嶄新的論述遭到政治上的批判,同時也被視為是一種有問題的論述。「中華文明沒有什麼封閉性,從以前開始就一直很偉大。」這樣的自我中心史觀成為主流。這種史觀也就是「中華史觀/華夷思想」,同時帶有強烈的排他性。它的具體呈現(xiàn),在古代是「反異民族」、在近代則變質(zhì)為反外國主義,到了二零一二年後更是以反日為特徵(佐藤公彥《中國的反外國主義與民族主義》)。
 
 
 
  匈奴與支那的女性觀
 
  關於雙方的價值觀差異,以對待女性的態(tài)度也可看出端倪。
 
  漢帝國的皇帝劉邦過世後,朝廷暫時由呂后掌權(quán)。這時,冒頓單于寄來一封書信,上面提案到:既然冒頓單于乃是單身,而呂后也恢復單身,那麼雙方或許可以考慮締結(jié)親密關係。呂后聞言大怒,據(jù)說氣得一度要派兵征討匈奴。
 
  然而,冒頓單于的舉動,在遊牧民來看不過理所當然之事;遊牧民的原則就是「若想追求女性,不說出口就太失禮」,冒頓單于不過忠實呈現(xiàn)這種文化罷了。(肥宅們學起來……喔還是別)而且就事後單于得知漢人習俗與匈奴差異,致信道歉來看,顯然並無惡意。不過中國史家對此往往大肆喧染,認為這是匈奴另有所圖。
 
 
  另一方面,漢國皇帝則是像《長恨歌》提到的一樣,擁有佳麗三千。但是由於人數(shù)太多,為了挑選女子而請畫家繪製肖像畫。許多女子也為了讓畫作更美而賄賂畫師。唯有一位大家透過歷史課本或故事從小得知的人物-王昭君,她對此賄賂不屑一顧。結(jié)果畫作被刻意畫得極醜,以至於沒有得到皇帝臨幸。
 
  當時的匈奴,對於漢帝國來說乃是生死存亡的威脅。老是要進貢物品才得以維持休戰(zhàn)狀態(tài)。這些物品除了茶與絹外,還包括了美女。
 
  後來故事讀者們應該也聽過,王昭君就這麼陰錯陽差被送給匈奴。
 
 
  不過想當然耳,作者以自身對匈奴習俗的了解。推想出另一種不同的故事版本;當時的匈奴雖然跟漢一樣,處於一夫多妻的社會,但是他們的妻子並不像是漢的後宮一樣生活在封閉的空間之中。這些妻子在草原上,各自擁有帳篷式的宮殿,單于則要像是後世的蒙古大汗一樣,得到妻子的許可,才能前去一親芳澤。假使妻子心情不爽的話,可以拒絕大汗的造訪。王昭君就這樣在匈奴之地終老一生。從王昭君的墳有設置好幾處來看,王昭君肯定深得遊牧民的心!
 
  對於支那人而言,將女性進貢給強大的異民族,乃是一段屈辱的歷史。可是時至今日,支那卻以王昭君嫁給匈奴為藉口,振振有詞主張「匈奴自古便是我國的少數(shù)民族,蒙古高原也是我國領土」。對於這種說法,劍橋大學教授、同時也是文化人類學者的烏.額.寶力格,則是一語道破:「歷史上,與異民族結(jié)婚的中國人女性,都會變成他們主張領土的武器。」不只是漢王朝對匈奴,唐的文成公主嫁給吐蕃贊普(吐蕃最高領袖)這件事,也被中國拿來妄想,說「西藏自古以來便是支那的領土」,而完全無視於當時贊普也迎娶了尼泊爾妃子這個事實。
 
  匈奴與支那,在精神世界上有著根本的差異。除了語言宗教上的不同,從價值觀更是可見一班。
 
 
  提到雙方差異,不可不提道教。
 
  漢代的支那,道教可以說非常鼎盛。在宗教學者當中,也有人認為道教並非宗教。不過宗教民俗學者、東大名譽教授窪德忠先生等人,則認定它不只是宗教,還是唯一源自於中國的宗教(窪德忠《中國宗教的受容、變?nèi)荨⑿腥荸ぉひ缘澜虨檩S心》)。
 
  道教是一種混合了「泛靈信仰」、「神仙思想」與「八百萬神明信仰」的宗教。人們認為信奉這種宗教可以「長生不老」,咒術的要素非常之強。

  據(jù)窪德忠先生所有言,道教可分為「道士的哲學道教」與「民眾的實踐道教」兩類。道士的道教包括教學(宇宙生成)、方術(占卜、咒術)、醫(yī)術(煉丹、長壽)、倫理(戒律、祈禱)。相對於道士道教,民眾道教則非常原始。只要能擊退惡鬼惡靈的人,就會被當成神來看待。
 
  民眾道教的神,可能是被權(quán)力者殺害的人、被婆婆虐待自殺的媳婦,總之極為具體。
 
  民眾道教分為好幾個教派,每個教派都有其教祖。祀奉這些教祖的祖師廟,在中國幾乎隨處可見。在作者的故鄉(xiāng)鄂爾多斯高原的南部、靠近萬里長城的北方就有一間祖師廟,祭祀的是神農(nóng)氏。神農(nóng)氏是藥王,據(jù)說也是炎帝

    

 
  在中國與中華民國臺灣,道教的寺廟被稱為「道觀」。在這些廟前,多半會設置龍形的雕像,祂是自然的水之守護神。媽祖也是道教經(jīng)常祭祀的神明,掌管航海安全的女神。
 
  據(jù)說媽祖原本是十世紀下半福建省一名姓林的巫女,當時巫女陷入昏睡狀態(tài),直到母親搖晃才起來。據(jù)她說,她在夢中正在祈禱;母親問她祈禱什麼,她說父兄遭遇船難,要拯救他們。結(jié)果父親得救,但是因為母親干擾,沒有救到哥哥。
 
  結(jié)果這件事情真的發(fā)生,當船隻回到港口。父親平安無事,兄長卻亡故。這位林氏後來演變成媽祖,在蒙古人的元代由皇帝御頒為「天妃」。到了滿洲人的清代又被賜與「天后」等形形色色的封號,地位更加提升。這就是將極富具體性、屬於民間信仰性質(zhì)的道教神明,加以政治化的舉動。

     

 
 
  不過問題來了,道教為什麼誕生,普及於東亞大地呢?
 
  道教誕生的時候,正好處於人們對於專制政治最懷疑的時代。王朝不斷更迭,人民的生活也因此極不安定。於是,支那人開始問:這到底是為什麼?最後他們得出答案,原來是有人招來惡鬼與惡靈。只要能擊退這些東西的人就能成神。於是,他們開始把鎮(zhèn)壓邪惡的人物當成神來祀奉。
 
  道教開始有教團組織是在西元二世紀,和匈奴西進的時期相當。當時在華北有個叫「張角」的人,建立了稱為「太平道」的組織。這個組織在人口過剩、困窮為背景下,由城市貧困層組成祕密結(jié)社很快擴散開來,成員相互提供食物和住處,彼此團結(jié)一致,而在成員之間,也有可相互確認的暗號。
 
  張角在一八四年,對漢朝發(fā)起了「黃巾之亂」,卻遭到漢王朝官方鎮(zhèn)壓。與太平道並列,另一個廣為人知的是人稱「五斗米教」,興起時間也是二世紀,地點在江蘇一帶。
 
  這個時代,支那已經(jīng)開始推動儒教國教化。只是當時,儒教僅流通能讀寫漢文的少數(shù)菁英之間,對於庶民來說,講到宗教,還是口傳的道教(讓我聯(lián)想到歐洲中世紀的天主教也是這種狀態(tài))。
 
  宗教學者認為,支那的價值觀屬於「此岸」(現(xiàn)世)。它是為了這一世──說得更精確一點是為了自己──而生。而非為了來世、將來、或是為了他人而生。
 
  由於土地私有壟斷、世襲特權(quán)階級的影響,支那社會存在一種金字塔式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對此感到不滿的人,則會組成祕密結(jié)社的宗教團體,在地下紮下抵抗之根。
 
  作者甚至進一步認為,法輪功就是在江澤民時代登場的「道教」。他們用氣功鍛鍊身體,目標是長生不老。這種宗教興起的背景,是醫(yī)療福利設施的匱乏、貧富差距。在江澤民掌權(quán)時代的中國,眾人平等的社會主義經(jīng)濟幻想已經(jīng)崩壞無疑,庶民甚至處在連看病都無能為力的狀態(tài)。為了維持健康,只好靠自己力量努力,這就是氣功崛起原因。
 
  法輪功就是中國現(xiàn)代的祕密結(jié)社,如同二世紀的太平道、五斗米道的背景成因一樣。法輪功在基層民眾之間逐漸擴大影響力。故此,他們跟太平道、五斗米道一樣遭到權(quán)力者的鎮(zhèn)壓。
 
  可是中國領導人也有部分道教思想,李志綏所著《毛澤東私人醫(yī)生回憶錄》描述,身為共產(chǎn)主義者的毛澤東,非常相信「與少女性交可以長生不老」這種道教傳說,並且積極實踐。

                   


 
  在中國,儘管領導人為了自己的幸福也會利用道教,卻從不試圖解決同樣信奉道教的一般老百姓心中的不滿。因此,在中國基本不成立政教一致的情況;另一方面,三大宗教(佛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則各自有政教合一的經(jīng)歷。特別是在古代歐洲,政治與宗教乃是齊心協(xié)力,共同解決庶民的心靈與經(jīng)濟問題;然後到了近代以降,政教又再度分離。可是不管是中國或是中國人,都沒有辦法透過宗教,來解決庶民現(xiàn)世的苦難與來世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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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牧文明主體視角(下)翻轉(zhuǎn)歐亞的政治史






 
(1.):本書未曾提及,參考支那的解釋是:長城高度並不是都足以妨礙馬匹跳躍;但可阻礙匈奴的後勤運輸補給。
 
  事先以偵查兵、信鴿、烽火臺等手段掌握匈奴軍動向後,在匈奴軍主力越過長城的同時,派兵截斷匈奴留在後方的補給線。同時強化鄰近邊境的城市要塞,設置路障阻礙匈奴軍的南下,並尋找機會逼迫匈奴在無法掠奪、缺乏補給的狀況下,要嘛被迫撤軍,要嘛就在地形崎嶇的場所(無騎兵優(yōu)勢)進行決戰(zhàn)。
 
  不過整體戰(zhàn)略效果令人起疑,光是掌握動向的難度就非常大,花費的人力物力也是對方好幾倍,非常不劃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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