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謂府際關係（IGR），起初是指垂直階層、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上下垂直關係。與之相對者，則是平起平坐，互為水平關係（部門）的各地方政府間之互動關係。近年來，由於中華民國亦採用跨域治理、跨部門治理等模式，故在垂直關係之外，更多出一層跨部門的水平結構，形成二維度（2 Dimensional）的結構，所謂矩陣組織（Matrix Organization）。現代，政府亦採用與民間的公私部門合作（公私協力），形成網絡結構的治理模型。茲就「府際關係」之意涵，及其運作模式，依次分述如下：

（一）府際關係的意義

　　　(1) 最初定義：

　　　　府際關係起源於1930年的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為因應外環境的經濟不景氣所帶來的挑戰，美國所採用之新政。對此，美國學者威廉．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界定為：「美國聯邦制度中所有類型和所有層次的政府單位之間所出現的大量重要活動或相互作用。」

　　　(2) 囊括行動者間互動關係之動態新定義：

　　　　（美）學者萊特（Deil S. Wright）將「府際關係」做更進一步的定義，為「包含所有政府單位和所有公職人員之間常態性的互動關係（regular interactions among officials）。」此種互動關係中，不但涉及行動者間的態度與行動，且這些態度、作為或不作為所造成的後果與影響，將構成府際互動關係中的政策面向。萊特將府際關係歸納為三種模式，分別是「協調型權威模式」、「涵蓋（涵括）型權威模式」與「重疊型權威模式」。

（二）運作方式

　　　(1) 傳統的M. Weber官僚型模，上下垂直互動關係：

　　　　此結構即傳統的「功能型組織」（Function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矩陣組織中的垂直面向，傳統的科層（hierarchy）結構。講究「凡事依法、層級節制、專業分工」等特色。中央政府作為決策層的大腦，地方政府是其手腳，與中央政府之間為上下隸屬之關係，地方需聽命於大腦的發號施令，有服從直屬主管之義務。此種由上而下的互動模式雖在欠缺變化的環境中極有效率，卻由於其機械性結構，無法因應多變環境所帶來的挑戰，因而被美國前總統雷根抱怨為「官樣文章（Red Tape）的米老鼠」（米老鼠看起來永遠都很忙，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此隱喻亦被學者夏福利茲與羅素（Shafritz & Russell）歸納入「管理界說」中。可見此一不變的官僚型模，已不足以再應付當今開放性系統內的諸般挑戰。

　　　(2) 地方自治團體間的水平合作關係，跨域治理：

　　　　於《憲法》11章內，以「因地制宜」導向（古力克「4P」水平分化之「Place」），將諸多事宜自中央授權給地方政府，因此目前的中華民國之治理模式，其實更傾向於史隆（Sloan）所提出「集權的規劃、分權的執行」（事業部門制）。地方政府得到來自中央的授權，其後方能有跨部門合作，使得原先中華民國的傳統官僚體制（功能型組織,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擁有第二個維度的結構，即水平結構的合作，因而形成矩陣組織，擁有比純官僚型模更強的彈性，去應對外環境的挑戰與變遷。不論是以共同簽訂行政契約，或者共組法人組織方式，我國的跨域治理模式目前的發展確有蒸蒸日上之勢，實際案例有：八里汙水廠的管理與運作、新店溪與大漢溪水資源的聯合運用（即「翡翠水庫共飲計畫」）及「大臺北生活圈」之緊急醫療與救護等。

　　　(3) 網絡結構之公私協力

　　　　隨著外環境的變遷與時代的進步，「大政府」的思維與發展模式進而被「網絡結構」所取代，第二與第三部門紛紛加入治理的行列中。此舉不僅能為整個政治「系統」內的「黑盒子」（政府, David Easton）減輕輸入的壓力，人力與經費等重擔皆為民間所分擔，亦能增加更多的輸出（output, 即政策），藉此得到更好的反饋（feedback, 民意）。進入網絡結構治理時代後，中央政府自原本的絕對高權，轉變為與民間私人相對平等的地位，民間亦以不同的方式積極參與治理，諸如BOT、BTO、ROT、OT、BOO等型態，如臺灣最有名的景點臺北101，即是成功的BOT案例，使政府、企業、民間獲得三贏局面。

　　府際關係最初可指極為簡單的「單一國制度」內，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上下、服從隸屬關係。然而在中央授權各項因地制宜事項給地方政府後，各地方間亦有了跨縣市的水平合作，中華民國政府自M. Weber的理想型官僚型模（機械組織）轉變成同時擁有兩個維度結構之矩陣組織，對於因應外環境變遷的能力大幅度地提升。隨後，民間企業、志願部門等各行動者們，亦加入治理的行列中，至此形成我國當代網絡結構的治理型態，既可令中央政府減輕輸入的壓力，亦能應對公民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更有效率地傳輸公共服務，企業能從中尋求回饋社會、盡其社會責任之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