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郁達夫

　　因為從小的教育，是在敵國受的緣故，旅居十余年，其間自然有了不少的日本朋友。回國以后，在福州，上海，杭州等處閒居的中間，敵國的那些文武官吏，以及文人學者，來游中國，他們大抵總要和我見見談談。別的且不提，就說這一次兩國交戰中的許多將領，如松井石根，長谷川，阿部等，他們到中國來，總來看我，而我到日本去，也是常和他們相見的。

　　七七抗戰事發，和這些敵國友人，自然不能再講私交了；雖然，關于我個人的消息，在他們的新聞雜志上，也間或被提作議論。甚至在戰后我的家庭糾紛，也在敵國的文藝界，當成了一個話柄。而在《大風》上發表的那篇《毀家詩紀》，亦經被譯載在本年度一月號的《日本評論》皇紀二千六百年紀念大特輯上。按之春秋之義，對這些我自然只能以不問的態度置之。

　　這一回 ，可又接到了東京讀賣新聞社學藝部的一封來信，中附有文藝批評家新居格氏致我的一封公開狀的原稿。編者還再三懇請，一定要我對新居格氏也寫一篇同樣的答書。對此我曾經考慮得很久，若置之不理呢，恐怕將被人笑我小國民的悻悻之情，而無君子之寬宏大量；若私相授受，為敵國的新聞雜志撰文，萬一被歪曲翻譯，象去作為宣傳的材料呢？

　　則第一就違背了春秋之義；第二 ，也無以對這次殉國的我老母胞兄等在天之靈。所以到了最后，我才決定，先把來書譯出在此，然后仍以中文作一答復，披露在我自編的這《晨星》欄里，將報剪下寄去，庶幾對于公誼私交，或可勉求其兩全。

　　現在，先將新居氏的公開狀，翻譯在下面。

寄郁達夫君：

　　我現在正讀完了岡崎俊夫君譯的你那篇很好的短篇小說《過去》，因此機緣，在我的腦里，又展開了過去關于你的回想。

　　與你最初的相見，大約總有十幾年了吧。還記得當時由你的領導，去玩了上海南市的中國風的公園，在靜安寺的那閒靜的外國墳山里散了步；更在霞飛路的一角，一家咖啡館里小憩了許多時。

　　在這里，你曾告訴我，這是中國近代的知識界的男女常來的地方，而你自己也將于最近上安徽大學去教書。

　　我再問你去“講的是什么呢？”你說“將去講《源氏物語》，大約將從《桐壺》的一卷講起吧！”直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讀過《源氏物語》的我，對你的這一句話，實在感到了一種驚異，于是話頭就轉到了中國的可與《源氏物語》匹敵的《紅樓夢》，我說起了《紅樓夢》的英譯本，而你卻說，那一個英文的譯名“ Dreams of Red Chamber”實在有點不大適當，我還記得你當時所說明的理由。

　　數年前，當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時候，聽說你已移住到了杭州。曾遇見了你的令兄郁華氏，他說：“舍弟在兩三日前，曾由杭州來過上海，剛于昨天回去。他若曉得你這次的來滬，恐怕是要以不能相見為悵的。”

　　但是，其后居然和你在東京有了見面的機會。因為日本的筆會開常會，招待了你和郭沫若君，來作筆會的客人，我于是在席上又得和你敘了一次之闊之情。

　　中日戰爭（達夫按：敵人通稱作“日支事變”）起來了。

　　你不知現在在那里？在做些什么？是我常常想起的事情。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是不會因兩國之間所釀成的不幸事而改變的。這，不但對你如此，就是對我所認識的全部中國友人，都是同樣的在這里想念。

　　我真在祈禱著，愿兩國間的不幸能早一日除去，仍如以前一樣，不，不，或者比以前更加親密地，能使我們有互作關于藝術的交談的機會。實際上，從事于文學的同志之間，大抵是能互相理解，互相信賴，披肝瀝膽，而率直地來作深談的；因為“人間性”是共通的問題。總之，是友好，日本的友人，或中國的友人等形容詞，是用不著去想及的。

　　總而言之，兩國間根本的和平轉生，是冷的人與人之間相互信賴的結紐，戰爭是用不著的，政策也是用不著的。況且，在創造人的世界里，政策更是全然無用的東西，所以會通也很快。

　　老實說吧，我對于二十世紀的現狀，真抱有不少的懷疑，我很感到這是政治家的言論時代。可是，這當然也或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在那里。那就足以證明人類生活之中，還有不少的缺陷存在著。但是創造人卻不能放棄對這些缺陷，而加以創造的真正的重責，你以為這話對么？郁君！

　　于此短文草了之頃，我也在謹祝你的康健！

　　　　　　　　　　　　　　　　　　　　　　　　　　　　　　新居格

致新居格氏：

　　敬愛的新居君，由東京讀賣新聞社學藝部，轉來了你給我的一封公開狀，在這兩國交戰中的今天，承你不棄，還在掛念到我的近狀，對這友誼我是十分地在感激。

　　誠如你來書中之所說，國家與國家間，雖有干戈殺伐的不幸，但個人的友誼，是不會變的。豈但是個人間的友誼，我相信就是民眾與民眾間的同情，也仍是一樣地存在著。在這里，我可以舉一個例，日本的有許多因參加戰爭而到中國來的朋友，他們已經在重慶，在桂林，在昆明等地，受著我們的優待。他們自動地組織了廣大的同盟，在演戲募款，營救我們的難民傷兵，也同我們在一道工作，想使真正的和平，早日到來。他們用日本話所演的戲，叫做《三兄弟》，竟也使我們的同胞看了為之落淚。新居君！人情是普天下都一樣的。正義感，人道，天良，是誰也具有著的。王陽明先生的良知之說，到了今天，到了這殺伐慘酷的末日，也還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日本國內的情狀，以及你們所呼吸著的空氣，我都明白；所以關于政治的話，關于時局的話，我在此地，可不必說。因為即使說了，你也決計不會看到。不過有一點，我可以告訴你，中國的老百姓（民眾），卻因這一次戰爭的結果，大大地進步了。他們知道了要團結，他們知道了要堅苦卓絕，忍耐到底。他們都有了“任何犧牲，也在所不惜”的決心。他們都把國家的危難，認作了自己的責任。因為戰爭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在進行。飛機轟炸下所傷生的，都是他們的父老姊妹。日本的炸彈，提醒了他們的國族觀念。

　　就以我個人來說罷，這一次的戰爭，毀壞了我在杭州在富陽的田園舊業，奪去了我七十歲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經在上海會見過的胞兄；藏書三萬冊，以及愛妻王氏，都因這一次的戰爭，離我而去了；但我對這種種，卻只存了一個信心，就是“正義，終有一天，會來補償我的一切損失。”

　　我在高等學校做學生的時代，曾經讀過一篇奧國作家Kleist做的小說《米舍耳·可兒哈斯》，我的現在的決心，也正同這一位要求正義至最后一息的主人公一樣。

　　你來信上所說的“對二十世紀現狀的懷疑”，“人類生活還有很多的缺陷”，“我們創造者應該起來真正補足這些缺陷”，這是十二分的同感。現在中國的許多創造者們，已經在分頭進行了這一步工作。中國的文藝，在這短短的三年之內，有了三百年的進步；中國的知識階級，現在差不多個個都已經成了實際的創造者了。你假使能在目下這時候，來到中國內地（戰地的后方），仔細觀察一下，將很坦白地承認我這一句話的并不是空言。

　　中國所持的，是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所差的是人心的不良。可是經過了這次戰爭的洗禮，所持的更發揮了它們的威光，所差的已改進到了十之八九 。民族中間的渣滓，已被浪淘淨盡了；現在在后方負重致遠的，都是很良好的國民。

　　中國的民眾，原是最愛好和平的；可是他們也能辨別真正的和平與虛偽的和平不同。和平是總有一天會在東半球出現的，但他們覺得現在恐怕還不是時候。

　　新居君！你以為我在上面所說的，都是帶著威脅性的大言狀語么？不，決不，這些都是現在自由中國的現狀，實情。不管這一篇文字，能不能達到你的眼前，我總想將現在我們的心狀，環境，對你作一個無虛飾的報道。一半也可以使你曉得我及其他你的友人們的近狀，一 半也可供作日本的民眾的參考。看事情，要看實際，斷不能老蒙在鼓里，盲聽一面之辭，去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當。

　　最后，我在日本的友人，實在也是很多；我在前四 年去日本時所受的諸君的款待，現在也還歷歷地在我的心目中回旋。尤其是當我到了京都，一下車就上了奈良，去拜訪了志賀直哉氏，致令京都的警察廳起了恐慌，找不到他們要負責保護的旅客一層，直到此刻，我也在抱歉。

　　因復書之便，我想順手在此地提起一筆，敬祝那些友人們的康健。至于你呢，新居君，我想我們總還有握手歡談的一天的。在那時候，我想一切阻礙和平，挑動干戈的魔物，總已經都上了天堂或降到地獄里去了。我們將以赤誠的心，真摯的情，來談藝術，來為世界人類的一切缺陷謀彌補的方法。

　　　　　　　　　　　　　　　　　　　　　　　　　　　　　　郁達夫

　　附言：正當此文草了之際，我卻接到了林語堂氏從故國寄來的信。他已經到了重慶安住下來了；不久的將來，將赴戰地去視察，收集材料，完成他第二部的大著。他的《北京的一瞬間》，想你總也已經看過；現在正由我在這里替他譯成中文。翻譯的底本，是經他自己詳細注解說明過的。我相信我這中譯本出世之后，對于日本現在已經出版的同書的兩種譯本，必能加以許多的訂正。

　　原載１９４０年６月１日、３日新加坡《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