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竹光復中學學生在校園變裝活動中，扮演納粹軍人引發極大爭議，甚至以色列、德國的駐臺代表處，都為此事表達失望與譴責。就在相關爭議延燒之際，有些人聯想到抗戰爆發前，中華民國與德國的軍事交流歷史，認為國府也曾與納粹聯手，並仿效納粹獨裁政體並不光彩。但事實上，國府雖向德國學習軍事，卻並不認同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甚至國府還資助過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也支持德軍的反希特勒行動。換言之，國府自始至終都是反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很值得國人瞭解那段歷史。
許多人以為中德合作就是國府與納粹的合作，這看法並不正確。事實上中德合作的時間點早於納粹黨上臺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而中國在凡爾賽和約也受不公平對待，這種類似「同病相憐」的關係，使中德都有互存互助的意識，因此雙方展開恢復邦誼進行談判。1921年，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顏惠慶，與德國代表卜爾熙在北京簽訂《中德協約》，這是民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對外的平等新約，德國成了首先廢除對中國「領事裁判權」的歐洲大國，大大的提升中國人對德國的好感。
到了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建立以後，國府依舊與德國保持良好關係，特別著重軍事交流。原因之一是北伐期間，與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發生過幾次立場衝突，此時國府已下決心和共產主義畫清界線。原因之二是眼見日本侵略中國日急，蔣中正希望趕緊為中國建立起現代化、制度化的軍隊。鑑於英國以海軍為主，陸軍實力薄弱；美國此時孤立主義，不理會國際事務，因此德國就成了最佳選擇。透過曾在德國留學的著名學者朱家驊居中牽線，國府主席蔣中正連絡到德軍統帥部的參謀長埃里希·魯登道夫上將(Erich Ludendorff)。
同時，德國也有意與中國進行合作，因為德國缺少製造優良鋼材所需的鎢與銻，中國則產有這兩種稀有金屬，所以中德就以「礦業合作」的名義進行交流，而「礦業顧問」這個名義，也成了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包裝。這是因為德國必須迴避凡爾賽和約，至於中國，則是要隱暪日本，不能把備戰訓練公諸於世。原先蔣中正希望魯登道夫上將能親自來華擔任軍事顧問，但是魯登道夫自覺年事以高，也顧慮自己的身份會引起英法的疑慮，因此改派他的學生馬克思.鮑爾上校(Max Bauer)來華，鮑爾成為第一位德國駐華軍事總顧問，此時是1928年，德國處於威瑪共和時代，納粹黨還不成氣候。
鮑爾病逝後，赫爾曼.柯林貝爾(Hermann Kriebel)接替他的職務，這時候的德國，納粹黨已然掘起，柯林貝爾是個狂熱的納粹黨支持者，他有著強烈的種族偏見，因此與國府相處的並不好，僅待了一年就離任。事實上，納粹黨的種族偏見正好解釋了國府絕對不會納粹化，甚至可說沒有納粹化的資格，因為當時中國在國際形象上就是無助的弱小國家，又能種族岐視誰呢?
許多人認定蔣中正與納粹很類似，還以為他是個納粹主張者，這種看法完全錯誤。蔣雖然佩服納粹黨的動員能力，以及讓德國恢復活力的幹勁，但是蔣卻從來沒有同意過納粹黨的種族優越與超人理論。雖然表面上，蔣是一位軍人出身、大權獨攬的執政者，但是他卻不具備獨裁者的特質：狂妄地認為自己無所不能。相反的，蔣一直認知自己所學不足，經常請教著名知識份子，只可惜蔣脾氣剛烈、耐心不足，總是談到雙方不歡而散悻悻收場，這個性格弱點使得蔣的公眾形象不好。但是他堅信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而非走向獨裁；無論就目標或是手段，蔣都不是納粹主張者。
之後來到中國的軍事顧問都沒有納粹黨背景，包括喬治·魏澤爾中將(Georg Wetzell)，他曾在1932年的上海戰役期間，指點國軍如何阻擋日軍。漢斯·馮·塞克特上將(Hans von Seeckt)，有著「德國國防軍之父」的美名，他一向重視軍官養成與素養，對於國軍培養人才幫助很多，並且提供中國大量的德國裝備，包括德製鋼盔、德式制服與德製火炮，此時中國的軍用物資多達60％是從德國進口。最後一位是塞克特的學生-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上將(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法肯豪森是停留最久，與中國關係最好，貢獻也最大的總顧問。
在法肯豪森擔任顧問的時期，國軍開始編寫教範事典、訓練手冊，以及現代兵役制度的建立。在法肯豪森的努力下，中國建立了現代第一個裝甲師，還洽談採購德國新式戰機BF-109，與Ju-87「斯圖卡」俯衝轟炸機，已預計在1938年交貨。結果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提前爆發，這些原本訂購的武器再沒機會於中國戰場展現身手了。如果當時國軍能以BF-109與Ju-87對抗日本侵略軍，將會是更有意思的光景。法肯豪森對中國很有感情，他一直留在中國到1938年，最後是德國參謀部下了嚴令才被迫回國，回國之前向蔣中正保證：絕不會透露中國的任何軍情。
抗戰爆發後，許多德國人也幫助中國平民逃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約翰.拉貝(John Rabe)。拉貝是一名商人，在松滬會戰與其後的南京保衛戰期間，拉貝透過自己的關係，畫設卐字旗的區域來收容中國難民，稱為「安全區」，拉貝在日軍發動南京大屠殺期間，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紀錄，後人編輯成著名的《拉貝日記》。不幸的是，希特勒看到中國戰場的慘況後，並不打算保護盟友，而是轉向與日本結盟，中德關係也就此中斷。
許多人只知道二戰時期的德軍實力堅強，但是並不清楚在納粹德國時代，所謂的「德軍」其實分成兩支武裝力量：一個是德國國防軍(Wehrmacht)；另一支是納粹黨建立的武裝親衛隊(Waffen-SS,也稱黨衛軍)。雖然兩者都效忠希特勒，但是意義卻大不相同；對國防軍而言，效忠希特勒只因為他是國家領袖，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因此必須效忠。但是對武裝親衛隊來說，希特勒是他們的唯一領袖，心目中的神，他們更強調對希特勒的絕對崇拜。德國國防軍在軍常服上呈現灰色或綠色，而武裝親衛隊則是黑色，並配有紅色的卐袖章。此次新竹中學的角色扮演之所以惹出爭議，就是因為他們是在扮演武裝親衛隊，那個惹眼的卐袖章不管如何都難以辯護。
雖然納粹在二戰期間都有駭人的反人類罪行，但是德國國防軍相對上表現了傑出的軍紀，許多名將雖然在戰後被起訴，卻佷少因虐待戰俘與弱者而被判刑，比如著名的裝甲車指揮官古德林(Heinz Wilhelm Guderian)，在1945年5月向美軍投降，因為軍紀良好，沒有屠殺平民與虐待戰俘的事例被釋放。至於武裝親衛隊，在戰爭期間經常為了貫徹希特勒滅絕猶太人的命令而大肆屠殺，所以在戰後，多數的武裝親衛隊指揮官都以滅絕罪和反人類罪判了死刑。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德國敗現顯露、四方受敵之際，國防軍內部開始有推翻希特勒的構想，他們計畫在暗殺希特勒之後，必須趕緊通知盟國，以求取講和或是有條件的投降，而他們所想到的盟軍連絡管道就是中國。依中國社科院楊天石教授的研究，他發現從1942年開始，德國國防軍中級軍官就想方設法和蔣中正建立聯絡管道，並希望蔣中正能夠撥款幫忙，在蔣中正的日記中也多次記述這段歷史，隨後在回函中，楊教授也找到了蔣中正確實撥款資助反希特勒勢力的證據。
反希特勒勢力也聯絡法肯豪森將軍，此時的法肯豪森將軍是第三帝國駐比利時總督。他與推翻希特勒行動的主將艾爾文·馮·維茲萊本(Erwin von Witzleben)、卡爾·弗里德里希·哥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都是朋友，反希特勒派也希望藉由法肯豪森的中國情誼，做為反希特勒活動的擔保。到了1944年7月20日，著名的「華爾奇麗雅」暗殺希特勒行動未成後，國防軍許多參與者都被抓補，其中也包括法肯豪森將軍。
不久之後盟軍收復了全歐洲，雖然法肯豪森躲過了希特勒的審判，卻被比利時人拘補。幸而他在戰爭期間，接納了旅居比利時的中國女科學家錢秀玲的意見，私下釋放了許多猶太人，因此在戰後受審之際，錢秀玲女士出面為法肯豪森作證，證明他並沒有犯屠殺罪行。此事又證明了與國府合作過的國防軍將領們，並不是納粹的幫兇；而國府自始至終，都站在歷史正確的角度上。
抗戰時中德關係：學習軍事卻拒絕納粹 - 中時電子報
許多人以為中德合作就是國府與納粹的合作，這看法並不正確。事實上中德合作的時間點早於納粹黨上臺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而中國在凡爾賽和約也受不公平對待，這種類似「同病相憐」的關係，使中德都有互存互助的意識，因此雙方展開恢復邦誼進行談判。1921年，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顏惠慶，與德國代表卜爾熙在北京簽訂《中德協約》，這是民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對外的平等新約，德國成了首先廢除對中國「領事裁判權」的歐洲大國，大大的提升中國人對德國的好感。
到了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建立以後，國府依舊與德國保持良好關係，特別著重軍事交流。原因之一是北伐期間，與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發生過幾次立場衝突，此時國府已下決心和共產主義畫清界線。原因之二是眼見日本侵略中國日急，蔣中正希望趕緊為中國建立起現代化、制度化的軍隊。鑑於英國以海軍為主，陸軍實力薄弱；美國此時孤立主義，不理會國際事務，因此德國就成了最佳選擇。透過曾在德國留學的著名學者朱家驊居中牽線，國府主席蔣中正連絡到德軍統帥部的參謀長埃里希·魯登道夫上將(Erich Ludendorff)。
同時，德國也有意與中國進行合作，因為德國缺少製造優良鋼材所需的鎢與銻，中國則產有這兩種稀有金屬，所以中德就以「礦業合作」的名義進行交流，而「礦業顧問」這個名義，也成了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包裝。這是因為德國必須迴避凡爾賽和約，至於中國，則是要隱暪日本，不能把備戰訓練公諸於世。原先蔣中正希望魯登道夫上將能親自來華擔任軍事顧問，但是魯登道夫自覺年事以高，也顧慮自己的身份會引起英法的疑慮，因此改派他的學生馬克思.鮑爾上校(Max Bauer)來華，鮑爾成為第一位德國駐華軍事總顧問，此時是1928年，德國處於威瑪共和時代，納粹黨還不成氣候。
鮑爾病逝後，赫爾曼.柯林貝爾(Hermann Kriebel)接替他的職務，這時候的德國，納粹黨已然掘起，柯林貝爾是個狂熱的納粹黨支持者，他有著強烈的種族偏見，因此與國府相處的並不好，僅待了一年就離任。事實上，納粹黨的種族偏見正好解釋了國府絕對不會納粹化，甚至可說沒有納粹化的資格，因為當時中國在國際形象上就是無助的弱小國家，又能種族岐視誰呢?
許多人認定蔣中正與納粹很類似，還以為他是個納粹主張者，這種看法完全錯誤。蔣雖然佩服納粹黨的動員能力，以及讓德國恢復活力的幹勁，但是蔣卻從來沒有同意過納粹黨的種族優越與超人理論。雖然表面上，蔣是一位軍人出身、大權獨攬的執政者，但是他卻不具備獨裁者的特質：狂妄地認為自己無所不能。相反的，蔣一直認知自己所學不足，經常請教著名知識份子，只可惜蔣脾氣剛烈、耐心不足，總是談到雙方不歡而散悻悻收場，這個性格弱點使得蔣的公眾形象不好。但是他堅信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而非走向獨裁；無論就目標或是手段，蔣都不是納粹主張者。
之後來到中國的軍事顧問都沒有納粹黨背景，包括喬治·魏澤爾中將(Georg Wetzell)，他曾在1932年的上海戰役期間，指點國軍如何阻擋日軍。漢斯·馮·塞克特上將(Hans von Seeckt)，有著「德國國防軍之父」的美名，他一向重視軍官養成與素養，對於國軍培養人才幫助很多，並且提供中國大量的德國裝備，包括德製鋼盔、德式制服與德製火炮，此時中國的軍用物資多達60％是從德國進口。最後一位是塞克特的學生-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上將(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法肯豪森是停留最久，與中國關係最好，貢獻也最大的總顧問。
在法肯豪森擔任顧問的時期，國軍開始編寫教範事典、訓練手冊，以及現代兵役制度的建立。在法肯豪森的努力下，中國建立了現代第一個裝甲師，還洽談採購德國新式戰機BF-109，與Ju-87「斯圖卡」俯衝轟炸機，已預計在1938年交貨。結果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提前爆發，這些原本訂購的武器再沒機會於中國戰場展現身手了。如果當時國軍能以BF-109與Ju-87對抗日本侵略軍，將會是更有意思的光景。法肯豪森對中國很有感情，他一直留在中國到1938年，最後是德國參謀部下了嚴令才被迫回國，回國之前向蔣中正保證：絕不會透露中國的任何軍情。
抗戰爆發後，許多德國人也幫助中國平民逃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約翰.拉貝(John Rabe)。拉貝是一名商人，在松滬會戰與其後的南京保衛戰期間，拉貝透過自己的關係，畫設卐字旗的區域來收容中國難民，稱為「安全區」，拉貝在日軍發動南京大屠殺期間，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紀錄，後人編輯成著名的《拉貝日記》。不幸的是，希特勒看到中國戰場的慘況後，並不打算保護盟友，而是轉向與日本結盟，中德關係也就此中斷。
許多人只知道二戰時期的德軍實力堅強，但是並不清楚在納粹德國時代，所謂的「德軍」其實分成兩支武裝力量：一個是德國國防軍(Wehrmacht)；另一支是納粹黨建立的武裝親衛隊(Waffen-SS,也稱黨衛軍)。雖然兩者都效忠希特勒，但是意義卻大不相同；對國防軍而言，效忠希特勒只因為他是國家領袖，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因此必須效忠。但是對武裝親衛隊來說，希特勒是他們的唯一領袖，心目中的神，他們更強調對希特勒的絕對崇拜。德國國防軍在軍常服上呈現灰色或綠色，而武裝親衛隊則是黑色，並配有紅色的卐袖章。此次新竹中學的角色扮演之所以惹出爭議，就是因為他們是在扮演武裝親衛隊，那個惹眼的卐袖章不管如何都難以辯護。
雖然納粹在二戰期間都有駭人的反人類罪行，但是德國國防軍相對上表現了傑出的軍紀，許多名將雖然在戰後被起訴，卻佷少因虐待戰俘與弱者而被判刑，比如著名的裝甲車指揮官古德林(Heinz Wilhelm Guderian)，在1945年5月向美軍投降，因為軍紀良好，沒有屠殺平民與虐待戰俘的事例被釋放。至於武裝親衛隊，在戰爭期間經常為了貫徹希特勒滅絕猶太人的命令而大肆屠殺，所以在戰後，多數的武裝親衛隊指揮官都以滅絕罪和反人類罪判了死刑。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德國敗現顯露、四方受敵之際，國防軍內部開始有推翻希特勒的構想，他們計畫在暗殺希特勒之後，必須趕緊通知盟國，以求取講和或是有條件的投降，而他們所想到的盟軍連絡管道就是中國。依中國社科院楊天石教授的研究，他發現從1942年開始，德國國防軍中級軍官就想方設法和蔣中正建立聯絡管道，並希望蔣中正能夠撥款幫忙，在蔣中正的日記中也多次記述這段歷史，隨後在回函中，楊教授也找到了蔣中正確實撥款資助反希特勒勢力的證據。
反希特勒勢力也聯絡法肯豪森將軍，此時的法肯豪森將軍是第三帝國駐比利時總督。他與推翻希特勒行動的主將艾爾文·馮·維茲萊本(Erwin von Witzleben)、卡爾·弗里德里希·哥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都是朋友，反希特勒派也希望藉由法肯豪森的中國情誼，做為反希特勒活動的擔保。到了1944年7月20日，著名的「華爾奇麗雅」暗殺希特勒行動未成後，國防軍許多參與者都被抓補，其中也包括法肯豪森將軍。
不久之後盟軍收復了全歐洲，雖然法肯豪森躲過了希特勒的審判，卻被比利時人拘補。幸而他在戰爭期間，接納了旅居比利時的中國女科學家錢秀玲的意見，私下釋放了許多猶太人，因此在戰後受審之際，錢秀玲女士出面為法肯豪森作證，證明他並沒有犯屠殺罪行。此事又證明了與國府合作過的國防軍將領們，並不是納粹的幫兇；而國府自始至終，都站在歷史正確的角度上。
抗戰時中德關係：學習軍事卻拒絕納粹 - 中時電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