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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中德關係:學習軍事卻拒絕納粹

—— | 2016-12-30 12:39:59 | 巴幣 4 | 人氣 384

近日,新竹光復中學學生在校園變裝活動中,扮演納粹軍人引發極大爭議,甚至以色列、德國的駐臺代表處,都為此事表達失望與譴責。就在相關爭議延燒之際,有些人聯想到抗戰爆發前,中華民國與德國的軍事交流歷史,認為國府也曾與納粹聯手,並仿效納粹獨裁政體並不光彩。但事實上,國府雖向德國學習軍事,卻並不認同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甚至國府還資助過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也支持德軍的反希特勒行動。換言之,國府自始至終都是反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很值得國人瞭解那段歷史。

許多人以為中德合作就是國府與納粹的合作,這看法並不正確。事實上中德合作的時間點早於納粹黨上臺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而中國在凡爾賽和約也受不公平對待,這種類似「同病相憐」的關係,使中德都有互存互助的意識,因此雙方展開恢復邦誼進行談判。1921年,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顏惠慶,與德國代表卜爾熙在北京簽訂《中德協約》,這是民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對外的平等新約,德國成了首先廢除對中國「領事裁判權」的歐洲大國,大大的提升中國人對德國的好感。

到了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建立以後,國府依舊與德國保持良好關係,特別著重軍事交流。原因之一是北伐期間,與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發生過幾次立場衝突,此時國府已下決心和共產主義畫清界線。原因之二是眼見日本侵略中國日急,蔣中正希望趕緊為中國建立起現代化、制度化的軍隊。鑑於英國以海軍為主,陸軍實力薄弱;美國此時孤立主義,不理會國際事務,因此德國就成了最佳選擇。透過曾在德國留學的著名學者朱家驊居中牽線,國府主席蔣中正連絡到德軍統帥部的參謀長埃里希·魯登道夫上將(Erich Ludendorff)。

同時,德國也有意與中國進行合作,因為德國缺少製造優良鋼材所需的鎢與銻,中國則產有這兩種稀有金屬,所以中德就以「礦業合作」的名義進行交流,而「礦業顧問」這個名義,也成了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包裝。這是因為德國必須迴避凡爾賽和約,至於中國,則是要隱暪日本,不能把備戰訓練公諸於世。原先蔣中正希望魯登道夫上將能親自來華擔任軍事顧問,但是魯登道夫自覺年事以高,也顧慮自己的身份會引起英法的疑慮,因此改派他的學生馬克思.鮑爾上校(Max Bauer)來華,鮑爾成為第一位德國駐華軍事總顧問,此時是1928年,德國處於威瑪共和時代,納粹黨還不成氣候。

鮑爾病逝後,赫爾曼.柯林貝爾(Hermann Kriebel)接替他的職務,這時候的德國,納粹黨已然掘起,柯林貝爾是個狂熱的納粹黨支持者,他有著強烈的種族偏見,因此與國府相處的並不好,僅待了一年就離任。事實上,納粹黨的種族偏見正好解釋了國府絕對不會納粹化,甚至可說沒有納粹化的資格,因為當時中國在國際形象上就是無助的弱小國家,又能種族岐視誰呢?

許多人認定蔣中正與納粹很類似,還以為他是個納粹主張者,這種看法完全錯誤。蔣雖然佩服納粹黨的動員能力,以及讓德國恢復活力的幹勁,但是蔣卻從來沒有同意過納粹黨的種族優越與超人理論。雖然表面上,蔣是一位軍人出身、大權獨攬的執政者,但是他卻不具備獨裁者的特質:狂妄地認為自己無所不能。相反的,蔣一直認知自己所學不足,經常請教著名知識份子,只可惜蔣脾氣剛烈、耐心不足,總是談到雙方不歡而散悻悻收場,這個性格弱點使得蔣的公眾形象不好。但是他堅信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而非走向獨裁;無論就目標或是手段,蔣都不是納粹主張者。

之後來到中國的軍事顧問都沒有納粹黨背景,包括喬治·魏澤爾中將(Georg Wetzell),他曾在1932年的上海戰役期間,指點國軍如何阻擋日軍。漢斯·馮·塞克特上將(Hans von Seeckt),有著「德國國防軍之父」的美名,他一向重視軍官養成與素養,對於國軍培養人才幫助很多,並且提供中國大量的德國裝備,包括德製鋼盔、德式制服與德製火炮,此時中國的軍用物資多達60%是從德國進口。最後一位是塞克特的學生-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上將(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法肯豪森是停留最久,與中國關係最好,貢獻也最大的總顧問。

在法肯豪森擔任顧問的時期,國軍開始編寫教範事典、訓練手冊,以及現代兵役制度的建立。在法肯豪森的努力下,中國建立了現代第一個裝甲師,還洽談採購德國新式戰機BF-109,與Ju-87「斯圖卡」俯衝轟炸機,已預計在1938年交貨。結果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提前爆發,這些原本訂購的武器再沒機會於中國戰場展現身手了。如果當時國軍能以BF-109與Ju-87對抗日本侵略軍,將會是更有意思的光景。法肯豪森對中國很有感情,他一直留在中國到1938年,最後是德國參謀部下了嚴令才被迫回國,回國之前向蔣中正保證:絕不會透露中國的任何軍情。

抗戰爆發後,許多德國人也幫助中國平民逃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約翰.拉貝(John Rabe)。拉貝是一名商人,在松滬會戰與其後的南京保衛戰期間,拉貝透過自己的關係,畫設卐字旗的區域來收容中國難民,稱為「安全區」,拉貝在日軍發動南京大屠殺期間,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紀錄,後人編輯成著名的《拉貝日記》。不幸的是,希特勒看到中國戰場的慘況後,並不打算保護盟友,而是轉向與日本結盟,中德關係也就此中斷。

許多人只知道二戰時期的德軍實力堅強,但是並不清楚在納粹德國時代,所謂的「德軍」其實分成兩支武裝力量:一個是德國國防軍(Wehrmacht);另一支是納粹黨建立的武裝親衛隊(Waffen-SS,也稱黨衛軍)。雖然兩者都效忠希特勒,但是意義卻大不相同;對國防軍而言,效忠希特勒只因為他是國家領袖,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因此必須效忠。但是對武裝親衛隊來說,希特勒是他們的唯一領袖,心目中的神,他們更強調對希特勒的絕對崇拜。德國國防軍在軍常服上呈現灰色或綠色,而武裝親衛隊則是黑色,並配有紅色的卐袖章。此次新竹中學的角色扮演之所以惹出爭議,就是因為他們是在扮演武裝親衛隊,那個惹眼的卐袖章不管如何都難以辯護。

雖然納粹在二戰期間都有駭人的反人類罪行,但是德國國防軍相對上表現了傑出的軍紀,許多名將雖然在戰後被起訴,卻佷少因虐待戰俘與弱者而被判刑,比如著名的裝甲車指揮官古德林(Heinz Wilhelm Guderian),在1945年5月向美軍投降,因為軍紀良好,沒有屠殺平民與虐待戰俘的事例被釋放。至於武裝親衛隊,在戰爭期間經常為了貫徹希特勒滅絕猶太人的命令而大肆屠殺,所以在戰後,多數的武裝親衛隊指揮官都以滅絕罪和反人類罪判了死刑。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德國敗現顯露、四方受敵之際,國防軍內部開始有推翻希特勒的構想,他們計畫在暗殺希特勒之後,必須趕緊通知盟國,以求取講和或是有條件的投降,而他們所想到的盟軍連絡管道就是中國。依中國社科院楊天石教授的研究,他發現從1942年開始,德國國防軍中級軍官就想方設法和蔣中正建立聯絡管道,並希望蔣中正能夠撥款幫忙,在蔣中正的日記中也多次記述這段歷史,隨後在回函中,楊教授也找到了蔣中正確實撥款資助反希特勒勢力的證據。

反希特勒勢力也聯絡法肯豪森將軍,此時的法肯豪森將軍是第三帝國駐比利時總督。他與推翻希特勒行動的主將艾爾文·馮·維茲萊本(Erwin von Witzleben)、卡爾·弗里德里希·哥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都是朋友,反希特勒派也希望藉由法肯豪森的中國情誼,做為反希特勒活動的擔保。到了1944年7月20日,著名的「華爾奇麗雅」暗殺希特勒行動未成後,國防軍許多參與者都被抓補,其中也包括法肯豪森將軍。

不久之後盟軍收復了全歐洲,雖然法肯豪森躲過了希特勒的審判,卻被比利時人拘補。幸而他在戰爭期間,接納了旅居比利時的中國女科學家錢秀玲的意見,私下釋放了許多猶太人,因此在戰後受審之際,錢秀玲女士出面為法肯豪森作證,證明他並沒有犯屠殺罪行。此事又證明了與國府合作過的國防軍將領們,並不是納粹的幫兇;而國府自始至終,都站在歷史正確的角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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