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篇有關南京國民政府和納粹德國之間的關係,一時興起想留言,不過那位樓主的背景實在太鮮豔,讓我打字有點困難,乾脆就放在自己的小屋。
鴉片戰爭以降,在幾次對外戰爭失利後,清廷開始重視起練兵問題,所謂「自強以練兵為要」,然想要迎頭趕上西方列強,只有汲取西方經驗才能快速成長,所謂「師夷之長以制夷」。
中國雖力圖振作,但對西方事務並不熟悉,加上為求速成,囫圇吞棗之事屢見不鮮,並沒有一個明確且具體的計劃和全盤性的考量,加以西方勢力制肘,使得清廷的西化政策,幾乎全盤接受,導致軍事體系出現紊亂,民國建立未幾,隨即陷入內亂,各地軍閥各自尋求外援,更加深了軍事統合的困難。在所有仿效對象中,德國相當受到重視,主因在於德國在普法戰爭後,穩居歐陸陸軍強國的地位,確立了德國在歐洲的軍事聲望,儘管德國在中國的勢力不若英法,但卻相當吸引中國官員的目光,例如淮軍、北洋艦隊和新軍,都存在德國的影子。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1927年首任德國軍事顧問鮑爾(Oberst Mak Bauer)訪華,兩國開始有了密集的交涉,此後國民政府的軍事政策,開始趨向單一,逐漸褪去日、俄的影響,鮑爾之所以訪華,主要是透過中國留德博士朱家驊,在了解中國急需軍事人才後,鮑爾隨即返國募集人員,並於隔年再次訪華,可惜鮑爾於民國十八年(1929)病逝,但此時中德交流已初具規模,顧問團人員除軍事外,還包含了經濟、政治、農礦產等專才。
大致上德國顧問團與南京政府的關係相當良好,在最後一任顧問團長法肯豪森時,兩國的交流達到高峰,蔣對這些顧問也抱持很好的印象,甚至在法肯豪森於二戰後受到審判時出手斡旋,由此可看出蔣對這些顧問,不僅只在專業和政治上,更在私人情誼上也相當親近,蔣本身就是個強人型領導人物,對於只提供專業而不過度干涉政治的德國人,自然較容易產生好感,日後的史迪威和這些德國顧問,可說是鮮明的對比。
然而希特特執政下的納粹德國其東亞政策,基本理念便是聯合日本制衡蘇俄,雖然希特勒和蔣曾努力進行協調,但調停最後仍告失敗,德國政府遂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召回顧問團。
以上是中德軍事合作的簡單大略,當然還有很多可以討論的,德國選擇中國做為合作夥伴,除了一戰後德國於歐洲失去大國地位,急需尋求盟友,中國在一戰後廢止了德國在華特權,兩國較能平等互動外,中國豐富的天然資源(主要是軍武原料)也是德國急需獲得的重要資源,後期納粹政府因不斷擴軍,更加深對中國資源的依賴,中德之間的軍火貿易,主要是透過合步樓公司主導,當然合步樓並不只販賣軍火給南京政府,他同時也販賣軍火給中國境內的其他軍閥,這當中也產生了一些問題,這裡不擬贅述。
另外,德國派遣軍官赴華,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因為一戰後德國被限制發展軍事,一些經驗豐富的軍官失去了舞臺,德國遂派遣這些人赴華,一方面持續培訓軍官,另一方面也可規避國際制約暗自累積軍事力量。
中德之間除了軍火交易外,更重要的是對軍事知識的傳授,當時傳統的陣地壕溝戰已被時代拋棄,新式的戰術思維出現,然而中國當時仍大部保持著舊有的戰術思維,所謂集體衝鋒、陣地作戰等,所以軍事顧問們最主要的心力,便是傳授這些新式思維給中國的軍官,在德國顧問的幫助下,國民政府的軍事教育開始顯著的成長,此外,德國顧問非常重視經驗累積和野外操練,他們認為這些實際的操作,更能讓士兵成長,在法肯豪森的許多報告中,均能看到他多次強調演練的重要性。
軍隊編制方面,以全德式配備的教導總隊先後成立,三十六師、八十七師、八十八師以及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等,都是這時期成立的。淞滬會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先後投入了七十萬的軍力,其中八十七師和八十八師兩支精銳部隊也在作戰序列中,兩支師團在戰役中,經常被指派為先鋒,雖然這一仗國軍拚盡全力仍宣告失敗。平心而論國軍這一仗打的英勇,但卻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兩支德式精銳師團耗損泰半,失去作戰能力,日軍在海、空協同作戰下,國軍只得冒著槍林彈雨苦苦支撐。
淞滬戰役除了戰場勝負外,更有一層政治上的考量,在勝負之外,蔣更想藉由上海這個國際城市的戰爭,吸引列強目光,讓日軍成為指謫的對象,也因此國府一出手便竭盡全力的打,連德式部隊這樣一個寶貴的資產都投入,可說是連老本都不顧了,儘管這場戰役勝算甚微,這也是日後蔣時常受人指責的部分,淞滬戰役除了是一場國軍首次主動出擊的戰役,更是一場周旋於國際政治的豪賭,蔣最終沒能喚起列強對日本的強烈敵意,但卻激起了中國對日抗戰的情緒,間接的鞏固了蔣作為中國領導人的地位。
這場戰役可說是德式部隊的重要一役,雖然他們失敗了,但戰役期間兩支德式部隊的頑強表現,倒也令日軍有幾分意外,即使傷亡慘重仍持續地與日軍鏖戰,這一戰打得不僅是戰場的勝負,更多的是中國在風雨飄零的存亡之際,一次令人振奮的怒吼,但結局仍是不美好的,只是在當時高昂的抗日情緒中,這場徹底失敗的戰役,卻作為了打響抗戰第一戰而留名,儘管不能說它是被刻意包裝成了充滿悲壯色彩,但我想我們應該深思這場戰役的前因後果,以其後續激起的波瀾,跳脫了激情的民族包袱,我想近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待這場戰爭。
中德軍事合作在政治考量下中止,此後國軍逐漸朝美式發展,德國色彩逐漸黯淡,不可否認的兩國的軍事合作,曾經給予了中國在軍事方面一次期盼。兩國在尋求未來國家出路之際,曾展開過一段合作,日後政治情勢轉變,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納粹德國在希特勒的領導下,曾經雷霆萬鈞的遍部歐洲,它的失敗是必然的,並不是甚麼邪惡終將受到惡報之類,而是在客觀上德國無論在軍事還是政治上,逐漸受制於希特勒的獨裁,最終走向末路,他們獨有的參謀體系,最終難以制衡希特勒在軍事上的干涉,加上處理民族問題,淪於一種民粹和暴力排擠,我始終認為歷史應當給予客觀的評價,即使納粹德國如今是一個禁忌的詞彙,但這段歷史應當被重視,也應該被公正看待。
在寫這篇文章時,我想我受到了Kirby,William C所寫的《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一些影響,文中很詳細的分析了兩國之所以展開交流的諸多原因,我自己本身是研究經濟史的,所以格外關注中德之間的經濟貿易,雖然我手頭還沒有很完整的資料,從威瑪政府到希特勒主政時期,這一段德國對外貿易是很值得研究的課題,特別是中國是藉由何種方式進行物資上的交換貿易,又在日方政治壓力下,兩國展開何種協調?我覺得這是可以深入思考的部分,另外周惠民《德國對華政策研究》這本書讓我看了又看,是本分析客觀嚴謹的學術書,傅寶真《德籍軍事顧問與抗戰前的中德合作及對軍事的貢獻》也很值得參考。
我之所以會寫這一篇文章,其實用意很簡單,歷史應當被客觀看待,即使我們都知道它永遠不可能呈現客觀的面貌,但我們不應該以納粹德國日後在二戰的行為,就完全無視這一段歷史,我們談歷史,我們談因果,從不同角度試圖去揭開克麗歐的神秘面紗,同時也了解她是如此的殘忍和無情。
正如《西線無戰事》所說的一段,我們何嘗不嚮往和平,但是戰爭就這樣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