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Lynn White 譯╱鐘丁茂
林恩 ? 懷特 (Lynn White,1907-1987) 是全球知名的中世紀歷史研究專家，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史丹福大學以及洛杉磯加州大學。
懷特提出一個論點，認為生態危機之根源，在於猶太 ─ 基督宗教 (Judeo-Christian) 之認為人類本該支配大自然的觀點。我們視大自然如無物，認為它只是可任意開發的資源，因此，我們蹂躪了地球，也正自食惡果。無論是新教抑或革新派舊教，都需要促使我們避免這些爛攤子。他建議世人對自然之適當態度，應以中世紀義大利亞西西聖賢 ─ 聖方濟 (St. Francis of Assisi, 1182-1226) 作為楷模。
通常與阿道斯 ? 赫胥黎 (Aldous Huxley, 1894-1963) 對話，幾乎都在他令人難以忘懷的一段獨白中結束。大約在他逝世前一年，他還在論述他特別喜愛的議題 : 「人類以不自然的方式對待大自然及其悽慘結果。」當時，為了替自己的觀點舉例，他告訴大家，他在先前的夏天曾回到英國的一個小山谷，在那裡渡過幾個月猶如孩子般的快樂時光。那裡原本是一片賞心悅目且綠草如茵的林地，曾幾何時，如今卻變成雜草叢生而不堪入目，原因是原本數量在控制中生長的兔子，因一種多發性黏液瘤 (myxomatosis) 的病而大量死亡，這種疾病全是當地農夫引進用來抑止兔子破壞農作物。就算我對措詞相當注意，我也再無法沉默了，我很無禮地打斷了他的獨白，並指出早在 1176 年兔子就已經被引進英國當作家畜豢養，想必是為了提高農夫攝取蛋白質的量。
各種生物皆會改善其生活情境。最引人注目且最為親切的例子，無疑地，非珊瑚 (coral polyp) 莫屬了。藉著維持其生存目的，它創造出使其他成千上萬的別種動植物受惠的廣大海底世界。自從人類變成為數眾多的物種起，早已對環境有顯著的影響。由於人類的火獵，創造出世界上許多大草原，並撲滅了許許多多更新世 (Pleistocene) 的大型哺乳動物，雖然這只是假說，就算未經證實，可卻是合理的。至少已有六千年之久，尼羅河下游河岸淺灘，已非自然演替所形成的非洲沼澤雨林，而是充滿人工經營的鑿痕。淹沒區達五千平方英里的亞斯旺水壩 (Aswan Dam) ，其構築也只不過是這一人工競築的歷史長河中，一樁最新事例而已。在許多地區由於闢山坡為梯田、灌溉、過度放牧；為了與迦太基作戰，羅馬人伐木造船之舉；為了解決後勤補級問題，十字軍遠征時伐木之行，導致若干自然生態發生激烈變化。由於觀察到法國的田園景觀淪為兩種基本類型 ── 北部的開放式田園景觀以及西、南部的圍籬式田園 ( bocage ) ，激發布洛克 (Mark Bloch) 進行他那被視為經典的中世紀農耕法研究。出自人類的改變，那怕是無心的，常常影響到非人類自然。例如，汽車的發明導致靠沿街馬糞維生的麻雀大量消失。
人類對於生態演變的歷史研究仍處萌發階段，以致對於真正發生過的生態變異或生態演變結果將如何，知之甚少。遲至西元 1627 年歐洲古代野牛才滅種。此一事件，似乎已被簡單地視為是由於人類過度獵殺所造成的事例。但若論及更為複雜的生態變化事例而要找出具體的成因就難了。大約一千多年來，菲士蘭人 (Frisians) 和荷蘭人 (Hollanders) 在北海造陸導致自然海岸的消失，而這種對須得海 (Zuider Zee) 再造利用的過程在我們這一代達到高峰。究竟有哪些動物、鳥類、魚類、植物、潮間帶生物物種在這過程中消減了呢 ? 在與海神搏鬥的英勇歷程中，荷蘭人可曾同樣地以重視人類生活品質的態度來正視生態價值 ? 我從未發現有誰問過這問題，也鮮少人回答這問題。
人類已成為改變自身環境強而有力的因素，但以目前歷史學術的研究顯示，我們無法確切得知，人類所造成的生態變異將在何時、何地、及以何種結果出現。然而，當我們進入二十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關切生態反撲 (ecologic backlash) 問題的人數直線攀升。自然科學致力於探究事物的性質，已經在許多時代及許多民族之中昌明繁盛。同樣地，工業技術的累積，有時快，有時慢，也已有相當年代。但是，直到約四世代之前，西歐和北美才將科學與技術加以結合 ── 將原本單以推理的方法或單以經驗的方法研究自然環境的情況加以結合。「科學知識即是駕馭自然的技能」 ── 培根學派 (Baconian) 的這一信念一直到西元 1850 年之前並未廣為落實，但此一信念卻在十八世紀的化學工廠裡被維繫著。此一信念之被接受為行動的標準典範，或許標記著從發明農業以來人類歷史上，也許也是非人類的地球歷史上，最大的事件。
幾乎很快地，新的情況形成了生態學這一新奇概念；事實上，『生態學』這一詞彙第一次出現在英語中是在西元 1873 年。如今，不到百年之久，我們人類加諸於環境的衝擊是如此地增強，以致於自然環境實質上已改變許多。當十四世紀早期，第一批卡農大砲 (cannons) 一開火，就注定生態環境的不歸路，人類派遣工人伐林墾山，以便爭奪更多的碳酸鉀、硫磺、鐵礦以及煤礦，造成森林濫砍及水土流失。氫彈是另一種傷害；戰爭中一旦使用氫彈，就可能改變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基因。在西元 1285 年，因為燃燒煙煤，倫敦就曾遭受煙霧之害。然而，現在我們燃燒化石燃料已經威脅到整個地球的大氣層，並且致使其產生化學變化，而其後果我們還處在揣測階段。由於人口暴增、未能妥善規劃的都市發展所造成的問題、廢水與垃圾竄入地底堆積，這麼一團糟，確實證明除了人類以外沒有其他生物能在短時間之內，把自己的生存環境污染成這副德行。
雖然有很多行動呼籲，如禁製原子彈、拆下廣告牌、教導印度人民避孕以及食用他們視為神聖的牛等等。然而，這些呼籲或是因為過於獨特而對特殊議題有價值，但對整體而言，就顯得太姑息、不完整、治標不治本了。所有料想得到的變革，最簡單的解決方式，就是禁制它，或是更好的方法，就是回復到以前傳奇式的生活模式 : 把醜陋的加油站改成像在安娜之家一樣，或是變成鬼城大廳 ( 如同在美國西部 ) 。具「荒野保護」心態者向來倡議保存 (deep-freezing) 荒野原貌，無論是聖吉米紐諾 (San Gimignano) 還是崇山峻嶺的西耶拉 (High Sierra) ，都應保存紙巾 (Kleenex) 發明之前的原貌。但無論生活模式復舊的主張或美化生態的主張都無法解決我們現今所面臨的生態危機。
我們該怎麼做 ? 還沒有人知道。除非我們思索生態危機的根源，否則我們任何措施都可能帶來更嚴重的生態反撲。
一開始我們便應藉由深入歷史脈絡，探察構成現代科學與技術的基本假設，以闡明我們的思考。傳統上，科學是專屬貴族的學問，其涵義是非實用性的、純理論的、智性的腦力探究；技術則屬較低階層的學問，是經驗性的、行動導向的 (action oriented) 動手操作。在十九世紀中業，兩者倏然結合，確實與稍前及同時期的民主革命有關聯，因為民主革命藉由突破社會階級的藩籬，有助於主張手腦結合。我們所面臨的生態危機，是這一新興的、全然新穎的民主主義文化之下的產物。問題是，民主世界能否生存於其所潛藏的危機中，除非我們再次省思，否則我們將無法生存下去。
西方科技傳統
現代工業技術與現代科學兩者很明顯都是西方的，這是非常確定的事，以致多費唇舌解釋將被視為傻瓜。我們的工業技術從全世界各國汲取了諸多元素而成，特別是中國。然而，今日無論是日本或是奈及利亞，只要是成功的工業技術，沒有不是來自西方的。現代的科學承繼過往所有的科學，尤其中世紀伊斯蘭科學家的著作，他們在技術與洞察力方面大都超越了古希臘的科學家，譬如： al-Razi 的醫藥學、或 ibn-al-Haytham 的光學、或 Omar Khayyam 的數學皆有卓越的貢獻。這些天才為數不少的鉅作，其阿拉伯文原稿，似乎已經絕跡了，只有中世紀拉丁文譯本殘留，這對於奠定後來西方的科學發展基礎，幫助不小。如今，世界上所有重要的科學，無論科學家的膚色或所操的語言是哪一種，其風格與方法都是西方的。
另外，有兩件事實鮮有正確認知者，因為它們產生於不久前的史學學術論述。西方在科技和科學上的領先地位，遠遠早於十七世紀所謂的科學革命，或十八世紀所謂的工業革命。這兩個名詞事實上已經過時了，而且對於當時他們試著描述的事實 ─ 兩個彼此分開發展且為期甚久的重要時期，也含糊其詞。西方人最晚在西元 1000 年，或許更早個兩百年，就開始應用水力於輾碎穀物，也用於其他工業生產過程。接著而來的是十二世紀晚期的風力利用。乘著這個簡單的開始以及卓越的一貫風格，西方人很快地擴大其技術於發展機械裝置、節省勞力裝置以及機械自動化。對此事實仍有懷疑的讀者，可以想一想在自動化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成就 ── 重力驅動的機械時鐘，這種鐘在十四世紀早期以兩種型號出現。中世紀後期的拉丁西方 (the Latin West) 不只是在技術上，而且在基本科技學的本能上，都遠遠超過她的姊妹文化 ─ 精巧細膩的、複雜精緻的、深具藝術美感的、雄偉華麗的 ─ 拜占庭以及伊斯蘭文化。西元 1444 年，貝薩里翁 (Johannes Bessarion, 1389?-1472)─ 一個曾經到過義大利的偉大希臘傳教士，寫給希臘一位王子的信中提到，他對於西方在船艦、武器、紡織、玻璃等各方面展現出的優越成就相當驚訝。尤其令他驚異不已的是水車鋸斷木材、水車送風進鼓風爐的奇觀。很顯然，上述各式各樣的技術是他在近東從來沒見過的。
十五世紀之末，優越的工業技術使得歐洲相互敵對的小國家，能夠對全世界展開征服、掠奪、殖民的行動。工業技術優越的事實，可以從連西方最弱的葡萄牙，也能夠稱霸於東印度群島長達一世紀之久事例得到印證。我們必須記得達迦瑪 (Vasco da Gama, 1469-1524) 和 (Afonzo de Albuquerque, ?-1515) 的工業技術，是單憑經驗而建立的，從科學得到的支柱及靈感少之又少。
以今日一般了解而言，以為現代科學是從 1543 年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和費薩留斯 (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 兩人出版他們偉大的著作後開始的。並非要詆毀他們的成就，但像 Fabrica 1 及 De revolotionibus ２樣的大作不可能在一夕之間出現。事實上，西方卓越的科學傳統，始於十一世紀晚期，當時有一個將阿拉伯文和希臘文科學著作大規模地譯成這拉丁文的運動。有些著名的書逃過西方人對科學新奇熱切的渴望，Theophrastus(d. 287 BCE) ３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但是在不到 200 年之內，很快地整個希臘和回教國家的科學作品就以拉丁文盛行，並且被歐洲新成立的大學渴切地大量閱讀、評論。由於批評促進了新的觀察和思維，也增強了對古代權威的懷疑。在 13 世紀晚期，歐洲從還在科學之路蹣跚而行的伊斯蘭世界手中，取得了世界科學的領導地位。要否定十四世紀學究科學家布蘭德里 (Jean Buridan, ?) 和奧雷斯姆 (Nicole Oresme
, ?-1382) 等人，由他們的著作所建立起來的深澳的創見，正如去否定牛頓、伽利略或哥白尼深奧的創見一樣荒謬。在十一世紀之前，拉丁西方幾乎沒有科學，甚至羅馬時代亦然。從十一世紀之後，西方文化中科學領域已經開始在穩定成長。
因為我們的工業技術及科學的活動開始於、定性於、成為世界領導地位於中世紀，如果我們沒有對當時主要的假設以及其發展予以審慎檢視，似乎還是不能了解它們的真正性質或它們對生態的衝擊。
人與自然的關係 ─ 中世紀觀點
直到最近，農業已經成為主要行業，就算在『先進』社會裡亦然。因此，任何耕作法的改變都有其重要性。早期犁作以兩頭牛拖曳，但也只是在耕田表面耙過而非真正翻土。所以為因應此耕法，有需要使田地形成四方形 ( 以利十字交叉耕耘 ) 。十字交叉耕耘在土壤頗為淺、半乾旱的近東及地中海區相當有用，但並不適用於土壤黏性較強、氣候較為潮濕的北歐。然而，到了主後第七世紀後半，也不知從哪兒起源，一些北歐的農夫似乎開始使用一種全新的耕犁，犁上裝置有垂直和水平的刀，前者用於開田溝；後者用於深入田地將土壤切成薄片，還有一片裝置在犁頭後部翻起泥土的曲面鐵板，可將土壤翻起。這種犁跟土壤的摩擦力相當大，所以，需要的牛不再只是兩頭而是八頭。此耕作法使用這麼粗暴的方式侵害土地，於是十字交叉耕耘犁也不管用了，而田地自然形成了條帶狀。
在較早還是以犁耙耕的時代，土地的分配通常以足夠一個家庭糊口為單位，基本上是以能讓一個家庭維持生計為前提。但沒有任何一位農夫有八頭牛，為了要採用新的、更大效能的耕作法，農夫們以自己的耕牛出資合組較大型的農耕團隊，依團隊出資牛數的多寡而該團隊就能擁有多少條帶狀農田。因此，土地分配的依據不再是一個家庭的基本需求，而是耕耘土地的機械能力的大小。人與土地的關係受到極度的改變。從前，人類是自然的一部份，現在他是大自然的剝削者。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的農夫發展出與北歐相似的耕作工具。現代許多殘害大自然的科技技術便是出自於北歐農夫後代子孫之手，這只是巧合嗎 ?
相同的剝削心態在稍早於西元 830 年西方圖解日曆上出現過。較老式的日曆，月份以順服的人類予以表現。但是，新的法蘭克式的日曆就非常不一樣，它們為中世紀立下風格 ── 明示人們可以盡情壓榨周圍環境，犁田、收割、伐樹、屠殺豬隻。從此，人類與自然就成了兩回事，而人類是自然的主人。
這些新穎的事物，似乎隨著人類理智的發展模式演變。人類如何對待自然生態取決於他們如何思考人類與週遭環境的關係。自然生態的良窳，深深受到人類對人的本質及其命運的信仰的制約 ─ 也就是受到宗教信仰的制約。就西方人的觀點而言，印度和錫蘭就是非常明顯的例子，這對我們與我們中世紀的先人也同等真切。
基督教戰勝異教，在我們的文化史上是最大的心靈革命。在今日，不管好壞，宣稱我們生活於『後基督教的時代』已成為時髦的說法。確實，我們的思想類型、語言已有相當大程度表現得不再是基督徒，但是以我所見，我們的思想、語言，本質上依然令人驚奇地與過去並無二致。例如，我們日常行為習慣，依舊受到下述信念所支配，這信念就是深信歷史的發展是恆續朝向進步的，而這種信念向來不為古代希臘羅馬與東方文明所採信。它植根於猶太 ─ 基督宗教的目的論 ( 此外，其他說法都站不住腳 ) 。共產黨徒使用此一觀念，正顯示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立論可以證明：馬克思主義就如伊斯蘭教一樣也是猶太 ─ 基督宗教的異端。今日，我們的生活仍然相當程度地依循基督宗教的思想脈絡，就如同過去的一千七百年一樣。
關於人們與其週遭環境的關係，基督教究竟說了些什麼 ?
世界上大多數的神話都提供了創世故事，而希臘羅馬神話在這方面顯得格外地不一樣。西方很多像亞里斯多德有智慧的先人，都否定可見的世界有個開端。的確，開端的觀念，在這些哲人循環式時間觀的架構中，是不可能發生的。極其相反的，基督教不但從猶太教文明繼承了一種直行不返的時間概念，也繼承了非常顯著的創世故事。全能全善的上帝逐步創造了日月星辰、山川河海、鳥獸蟲魚、飛潛動植。最後，創造了亞當，又為亞當創造出夏娃，以免亞當孤單寂寞。亞當為所有動物命名，順理成章取得支配所有動物的優勢。上帝計劃這一切，明確地就是為了人類的利益以及人類對萬物的統治 ─ 所有受造物除了為人類服務之外別無目的。雖然人的軀體是用黏土做出來的，但是，他不僅只是自然的一部份，更是上帝依自己的肖像創造出來的。
基督宗教是世上所見過最以人類為宇宙中心的宗教，特別是在它的西方形式上。早在西元第二世紀，帖圖良 (Tertullian,160-? ) 和里昂的 (St. Irenaeus,?) 都堅信上帝在創造亞當時，早已以亞當預示著耶穌基督 ─ 第二個亞當 ─ 將會『道成肉身』地降臨人世了。因而，人類分享著上帝超越自然的身份。基督教與古代的異教及亞洲宗教 ( 也許不包括祆教 ) 形成強烈的對比，不只建立起「人類與自然」二元論，而且，堅信為了達到人類適當的目的，人類開發自然的行為符合上帝的旨意。
一般而言，下述說法相當有意思。在遠古時代，每一棵樹，每一泉水，每條小溪，每座山丘都有屬於自己的守護神 ( genius loci ) 。這些守護神很接近於人類，但和我們人類卻有很大的不同，都顯現出雙重人格及矛盾的情緒，比如，希臘神話裡半人半馬怪獸、羅馬神話半人半羊的農牧之神、還有美人魚等。當時，人類若要砍樹、墾山、或築壩時，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必須先平息且持續安撫神靈這種矛盾的情緒。基督教藉著摧毀異教徒萬物有靈論的迷信，使得以一種對大自然漠不關心的心態開發自然成為可能。
一般常認為，基督教會以禮拜聖徒取代了萬物有靈論的自然物膜拜。是的，的確如此。但基督教禮拜聖徒與自然物膜拜在機能上卻大相逕庭。聖徒的神靈並不是以自然物為其載體，他也許有他特有的神龕，但他的身分卻在天堂。此外，聖徒基本上是人類，可以用人類的關係接近。除了聖徒之外，基督教還有從猶太教或者拜火教承襲而來的天使與魔鬼觀念，但他們跟聖徒一樣都不是固定在某一自然物上。自然物內具有神靈的觀點，在古代曾經扮演保護自然界不被人類蹂躪的角色，但已經消失了。人類有效地對這一世界神靈的獨佔因而被堅實地確立，而舊有對自然開發剝削的禁忌也隨之摧毀。
這種論調需要有一個適當的說明，基督教是個很複雜的宗教信仰，因而在不同情境之下會有不同的結果。我上文所說也許很適用於解釋中世紀的西方，因為在那兒工業技術有長足的進展；但在同樣也是信奉基督宗教且已有高度文明的東方希臘，似乎在第七世紀希臘火砲 (Greek fire) 發明後，就已經沒有很顯著的技術創新。研究希臘正教與羅馬公教會 (between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比較神學的學者發現，這兩種文化之差別，也許可以在兩者敬虔基調及其思想 (the tonality of piety and thought) 的相異處被發現。希臘正教相信罪是智性上的愚昧無知，因而，正統的說法是透過教化才能得到救贖，也就是清晰地思考。然而，相反的，羅馬公教認為罪是道德的惡，而宗教的救贖則是建立在德性行為。東方神學偏重理智 (intellectualist) ; 西方神學則偏重意志 (voluntarist) ; 希臘聖者耽於沉思 ; 西方聖人重實踐。因而，基督教教義裡征服自然的意涵較易出現在西方宗教的氛圍中。
上帝創造宇宙萬物的教義是基督教教義的第一條，在現今的生態危機中，有了另一個解釋。藉著上帝的啟示，人類寫就了聖經，但既然上帝創造自然，所以自然也多少顯露了神的靈性。因而，為了更深入了解上帝旨意而對大自然所從事的宗教性研究，被稱為自然神學。早期的教會，尤其是東方的希臘正教，自然根本上被解讀成符號系統，上帝藉著它對人類啟示 : 藉著螞蟻對懶人啟示，藉著升起的熊熊烈火象徵靈魂對上帝熱切的渴望。看待自然的觀點，本質上藝術性勝過了科學性。當拜占庭保存且複製大量古希臘科學文本時，科學正如我們所知的，幾乎沒有在這樣的氛圍中繁榮昌盛。
然而，西方的羅馬公教會，在十三世紀初期，自然神學朝向相當不同的方向發展。學者不再把自然界當成是上帝對人類溝通的象徵，且不再進行對這一象徵的解謎研究，卻變成致力於研究大自然如何運作，藉以了解上帝的智慧。彩虹不再只是諾亞 (Noah) 在洪水後的希望象徵，而是促成了葛羅希提斯 (Robert Grosseteste, 1175-1253) ，羅則．培根 (Friar Roger Bacon, 1214-1292) ，及希奧多瑞克 (Theodoric of Freiberg, 1245-1310?) 這些天文學家在彩虹光學上偉大的成就，但他們研究彩虹仍然一樣地是出於宗教的理解。從十三世紀一直到萊布尼茲 (Gottfield Wilhelm von Leibnitz, 1646-1716) 、牛頓 (Sir Isaac Newton, 1643-1727) ，所有專注於科學的科學家，包括萊布尼茲、牛頓在內，實際上都以宗教的措辭說法解釋他們的科學動機。事實上，如果伽利略不是一個非常專精的業餘神學家，也許他面臨的麻煩會少很多，因為那些神學專家們非常憤慨於他的介入。而牛頓也更願自視為神學家而非科學家。直到十八世紀晚期，有關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對許多科學家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當一個人解釋他為什麼要作某件事情的理由時，歷史學家要斷定他的說辭是否真實是很困難的，因為他可能提供的是真正的理由，但也可能僅僅是提供符合當時社會文化的期許的理由。在西方科學長達幾世紀之久的形成過程中，科學家都一致地表示他們研究科學的任務與酬勞是去『追隨上帝並思索祂的智慧』，這樣的一致性不得不讓我相信這是他們真正的動機。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現代西方科學其實是孕育自基督教神學的子宮，而由猶太 ─ 基督宗教創世論所形塑的宗教敬虔，給了現代西方科學動力。
另類基督徒觀點
我們似乎被引導朝向令許多基督徒覺得不快的結論。因為「科學」與「技術」在時下用語中都被視為是能帶來幸福的字眼，有些基督徒對這兩個詞彙也許會感到滿意，那是因為第一，就歷史觀點而言，當代科學被視為是自然神學推衍的結果；再者，當代技術至少部分被視為是：人為萬物之靈、有權轄制自然的基督教教義在西方的具體實現。但是，就如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大約一百年前，科學與技術 ─ 原來頗為分離的兩股活動 ─ 結合在一塊兒給予人類宰制自然的力量，從許許多多生態災難的發生來對科技的功過做一評斷，顯然科技已如脫韁野馬而逸出人類的控制了。若然，則基督教對此應負大部分罪責
我個人相當懷疑自然反撲的生態災難能單靠科技予以避免。科技產生於基督徒對待自然的態度 ，此一態度普遍地為基督徒所接受，不但是新舊教，而且也被那些天真地自稱為是後基督教者所接受。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在天文學上革命性的發現，依然很難改變西方文化「宇宙繞行地球旋轉」的信念。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在演化論上的創見，依然無法改變我們內心深處的信念：我們不是自然演化歷程的一部份。對待自然，我們是傲慢的，藐視它的，為我們微不足道的奇想，我們蓄意地耗用它。最近新選出的加州州長，和我一樣也是基督徒，但比我少一點麻煩，談及基督教傳統時說：『當你看到一棵紅木時，你已經看到所有的紅木了』。為基督徒而言，一棵樹只不過是一個自然物。神聖的樹木的概念對基督教甚至對於西方文化而言是不相容的，因為近兩仟年來，基督教傳教士們砍伐了大量神聖的樹木，視樹木神聖的為基督教而言是偶像崇拜，因為那是假定自然之內具有神靈。
我們如何對待自然生態，端賴我們關於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持有什麼樣的觀念。更進步的科學與技術，並不能使我們脫離目前的生態危機，除非我們能找到新宗教或能重新反思批判我們現有的宗教。披頭族是我們這一世代徹頭徹腦的革命者，在他們對佛教禪宗的喜好上展現出一些相當不錯的直覺，禪宗視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非常接近於基督教觀點。然而，禪宗深植於亞洲歷史文化就如同基督教深植於西方的歷史經驗一般，因而，我懷疑禪宗能在我們的社會中生存發展。
或許我們應仔細考慮接受基督教歷史中，從耶穌基督以來最激進的一位 — 亞西西的聖方濟的思想。有關聖方濟的奇蹟，最主要的是，他並未終止自我鞭茨 — 如他那些左翼追隨者一般。他的思想行為是那麼的異端，以致於偉大且聰慧的聖方濟會會長聖文都拉（ St. Bonaventura 1221-1274 ）要設法壓制有關早期聖方濟會的報導。要了解聖方濟思想的關鍵在於了解他關於謙遜之德的信念：不單僅僅只是個人，而且應該是全人類，都應該從他對待所有其他受造物的君主專制地位，謙遜地改變為與所有上帝創造的萬物同樣居於民主平等的平權地位。對聖方濟而言，螞蟻不再只是上帝用於訓誡懶人的啟示。上昇的火焰也不再只是靈魂朝向與上帝結合的符號；他們是「螞蟻弟兄」，「火焰姊妹」。他們用他們獨有的方式讚頌上帝，就如「人類弟兄」用他們自己的方式一般。
後來的詮釋者曾說聖方濟對鳥兒說教一如他訓斥那些不願聽道的人。但文獻上的記錄是，他催促小鳥讚頌上帝，牠們就揮動雙翼啁啾歡欣。也有一些聖人傳記，特別是愛爾蘭的，曾有過他們善待動物的傳奇故事。但我相信，他們仍然展現了以人類宰制受造物的姿態。但聖方濟則不同，相傳在亞平寧山（ Appennines ）的古比歐（ Gubbio ）山區，長久以來都受到一隻兇猛的野狼威脅，聖方濟對那隻野狼說話並勸服他改過。這隻野狼悔改了，最後，有尊嚴地走完生命旅程，葬於神聖之地。
史蒂芬爵士所謂的「聖方濟教誨中的動物靈魂」很快地就消聲匿跡了。十分可能地，他是有意無意地從 Cather 的輪迴轉世說得到靈感， Cather 的異端在當時的義大利及法蘭西南部非常流行， Cather 的思想應該是從這一思想的起源地印度那兒得來的。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一時期 — 約在西元 1200 年，輪迴轉生的觀念也在西方的猶太教 — 在法國 Cabbala 省發現。但是，聖方濟不持靈魂轉移說也不持泛靈論之見解，他對自然與對人的觀念，都是建基於一種「泛心靈論」，就是將萬物，不管有無生命，都視為設計來為頌揚那位超越時空的創造者的想法。那位創造者就是以極其謙卑的態度，降生於馬槽，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
我並非建議關心生態危機的當代美國人，要能夠或願意去勸誡野狼或去鼓舞小鳥。然而，目前越來越多的世界性環境災難，是由於強有力的科學與技術所造成的結果。而科技源自中世紀西方世界（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這也是聖方濟採用如此獨創的思想態度予以對抗的。從歷史角度觀之，我們不能抽離掉深植於基督教教義的那種獨特的對待自然態度來了解科技之發展。事實上，大部份人不認為將這種對待自然的態度歸諸於基督教是不恰當的。在我們的社會中，尚未接受任何新的基本價值觀藉以取代基督教的價值觀，因此生態危機將會越來越嚴重直到我們拒絕基督教的假設：除了服務於人類以外，大自然則無存在的理由。
西方歷史上精神層面最偉大的革命，首推聖方濟，他有關於自然及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之思想，是另類基督徒觀點：他嘗試以包含人類在內的自然平權觀念代替人類對萬物毫無限制支配的觀念。但是他失敗了。目前人類的科學與技術是那麼深刻地帶有傳統基督宗教對待自然的傲慢色彩，因而，目前生態危機的解決，不能光憑科技。由於人類目前面臨的生態危機之根源是那麼地具宗教性質，不管我們是否回應它，它的救治之道，基本上也應該是宗教性的。我們必須針對人類的命運與本質，重新反思，重新探索。早期聖方濟會會士，視自然之各個部份，都是一個具有靈性的自主個體。這種智慧是深刻的宗教性體悟，雖然被視為異端，或許能為我們指出一個新方向。我推薦我們以聖方濟做為生態學家的主保聖人。
【本文原刊於 1967 年 3 月 10 日出刊的 Science 期刊， 第 155 卷 1203-1207 頁。】
＊本文原發表於 Science 155(3767): 1203-1207, 1967. 原文題名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由於作者指出 ， 生態 危機根源於猶太 ─ 基督宗教對人與自然關係的觀點， 刊出後 ， 立刻引起宗教界與生態保育界激烈討論。
1原書題名為 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libri septem , 乃討論人體解剖之著作 ， 全書共七卷 ，原文為 拉丁文 。
２原書題名為 De revolutionibus, 討論天體運行之著作 ， 原文為拉丁文 。
３希臘逍遙學派哲學家 ， 先是跟隨柏拉圖學習哲學 ， 後來成為亞里斯多德的得意門生 ， 亞氏任命他繼承萊辛 (Lyceum) 學園的領導 。
譯者╱臺灣生態學會理事；靜宜大學生態學系副教授
http://ecology.org.tw/publication/magazine/m-4all/10-1.htm
林恩 ? 懷特 (Lynn White,1907-1987) 是全球知名的中世紀歷史研究專家，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史丹福大學以及洛杉磯加州大學。
懷特提出一個論點，認為生態危機之根源，在於猶太 ─ 基督宗教 (Judeo-Christian) 之認為人類本該支配大自然的觀點。我們視大自然如無物，認為它只是可任意開發的資源，因此，我們蹂躪了地球，也正自食惡果。無論是新教抑或革新派舊教，都需要促使我們避免這些爛攤子。他建議世人對自然之適當態度，應以中世紀義大利亞西西聖賢 ─ 聖方濟 (St. Francis of Assisi, 1182-1226) 作為楷模。
通常與阿道斯 ? 赫胥黎 (Aldous Huxley, 1894-1963) 對話，幾乎都在他令人難以忘懷的一段獨白中結束。大約在他逝世前一年，他還在論述他特別喜愛的議題 : 「人類以不自然的方式對待大自然及其悽慘結果。」當時，為了替自己的觀點舉例，他告訴大家，他在先前的夏天曾回到英國的一個小山谷，在那裡渡過幾個月猶如孩子般的快樂時光。那裡原本是一片賞心悅目且綠草如茵的林地，曾幾何時，如今卻變成雜草叢生而不堪入目，原因是原本數量在控制中生長的兔子，因一種多發性黏液瘤 (myxomatosis) 的病而大量死亡，這種疾病全是當地農夫引進用來抑止兔子破壞農作物。就算我對措詞相當注意，我也再無法沉默了，我很無禮地打斷了他的獨白，並指出早在 1176 年兔子就已經被引進英國當作家畜豢養，想必是為了提高農夫攝取蛋白質的量。
各種生物皆會改善其生活情境。最引人注目且最為親切的例子，無疑地，非珊瑚 (coral polyp) 莫屬了。藉著維持其生存目的，它創造出使其他成千上萬的別種動植物受惠的廣大海底世界。自從人類變成為數眾多的物種起，早已對環境有顯著的影響。由於人類的火獵，創造出世界上許多大草原，並撲滅了許許多多更新世 (Pleistocene) 的大型哺乳動物，雖然這只是假說，就算未經證實，可卻是合理的。至少已有六千年之久，尼羅河下游河岸淺灘，已非自然演替所形成的非洲沼澤雨林，而是充滿人工經營的鑿痕。淹沒區達五千平方英里的亞斯旺水壩 (Aswan Dam) ，其構築也只不過是這一人工競築的歷史長河中，一樁最新事例而已。在許多地區由於闢山坡為梯田、灌溉、過度放牧；為了與迦太基作戰，羅馬人伐木造船之舉；為了解決後勤補級問題，十字軍遠征時伐木之行，導致若干自然生態發生激烈變化。由於觀察到法國的田園景觀淪為兩種基本類型 ── 北部的開放式田園景觀以及西、南部的圍籬式田園 ( bocage ) ，激發布洛克 (Mark Bloch) 進行他那被視為經典的中世紀農耕法研究。出自人類的改變，那怕是無心的，常常影響到非人類自然。例如，汽車的發明導致靠沿街馬糞維生的麻雀大量消失。
人類對於生態演變的歷史研究仍處萌發階段，以致對於真正發生過的生態變異或生態演變結果將如何，知之甚少。遲至西元 1627 年歐洲古代野牛才滅種。此一事件，似乎已被簡單地視為是由於人類過度獵殺所造成的事例。但若論及更為複雜的生態變化事例而要找出具體的成因就難了。大約一千多年來，菲士蘭人 (Frisians) 和荷蘭人 (Hollanders) 在北海造陸導致自然海岸的消失，而這種對須得海 (Zuider Zee) 再造利用的過程在我們這一代達到高峰。究竟有哪些動物、鳥類、魚類、植物、潮間帶生物物種在這過程中消減了呢 ? 在與海神搏鬥的英勇歷程中，荷蘭人可曾同樣地以重視人類生活品質的態度來正視生態價值 ? 我從未發現有誰問過這問題，也鮮少人回答這問題。
人類已成為改變自身環境強而有力的因素，但以目前歷史學術的研究顯示，我們無法確切得知，人類所造成的生態變異將在何時、何地、及以何種結果出現。然而，當我們進入二十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關切生態反撲 (ecologic backlash) 問題的人數直線攀升。自然科學致力於探究事物的性質，已經在許多時代及許多民族之中昌明繁盛。同樣地，工業技術的累積，有時快，有時慢，也已有相當年代。但是，直到約四世代之前，西歐和北美才將科學與技術加以結合 ── 將原本單以推理的方法或單以經驗的方法研究自然環境的情況加以結合。「科學知識即是駕馭自然的技能」 ── 培根學派 (Baconian) 的這一信念一直到西元 1850 年之前並未廣為落實，但此一信念卻在十八世紀的化學工廠裡被維繫著。此一信念之被接受為行動的標準典範，或許標記著從發明農業以來人類歷史上，也許也是非人類的地球歷史上，最大的事件。
幾乎很快地，新的情況形成了生態學這一新奇概念；事實上，『生態學』這一詞彙第一次出現在英語中是在西元 1873 年。如今，不到百年之久，我們人類加諸於環境的衝擊是如此地增強，以致於自然環境實質上已改變許多。當十四世紀早期，第一批卡農大砲 (cannons) 一開火，就注定生態環境的不歸路，人類派遣工人伐林墾山，以便爭奪更多的碳酸鉀、硫磺、鐵礦以及煤礦，造成森林濫砍及水土流失。氫彈是另一種傷害；戰爭中一旦使用氫彈，就可能改變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基因。在西元 1285 年，因為燃燒煙煤，倫敦就曾遭受煙霧之害。然而，現在我們燃燒化石燃料已經威脅到整個地球的大氣層，並且致使其產生化學變化，而其後果我們還處在揣測階段。由於人口暴增、未能妥善規劃的都市發展所造成的問題、廢水與垃圾竄入地底堆積，這麼一團糟，確實證明除了人類以外沒有其他生物能在短時間之內，把自己的生存環境污染成這副德行。
雖然有很多行動呼籲，如禁製原子彈、拆下廣告牌、教導印度人民避孕以及食用他們視為神聖的牛等等。然而，這些呼籲或是因為過於獨特而對特殊議題有價值，但對整體而言，就顯得太姑息、不完整、治標不治本了。所有料想得到的變革，最簡單的解決方式，就是禁制它，或是更好的方法，就是回復到以前傳奇式的生活模式 : 把醜陋的加油站改成像在安娜之家一樣，或是變成鬼城大廳 ( 如同在美國西部 ) 。具「荒野保護」心態者向來倡議保存 (deep-freezing) 荒野原貌，無論是聖吉米紐諾 (San Gimignano) 還是崇山峻嶺的西耶拉 (High Sierra) ，都應保存紙巾 (Kleenex) 發明之前的原貌。但無論生活模式復舊的主張或美化生態的主張都無法解決我們現今所面臨的生態危機。
我們該怎麼做 ? 還沒有人知道。除非我們思索生態危機的根源，否則我們任何措施都可能帶來更嚴重的生態反撲。
一開始我們便應藉由深入歷史脈絡，探察構成現代科學與技術的基本假設，以闡明我們的思考。傳統上，科學是專屬貴族的學問，其涵義是非實用性的、純理論的、智性的腦力探究；技術則屬較低階層的學問，是經驗性的、行動導向的 (action oriented) 動手操作。在十九世紀中業，兩者倏然結合，確實與稍前及同時期的民主革命有關聯，因為民主革命藉由突破社會階級的藩籬，有助於主張手腦結合。我們所面臨的生態危機，是這一新興的、全然新穎的民主主義文化之下的產物。問題是，民主世界能否生存於其所潛藏的危機中，除非我們再次省思，否則我們將無法生存下去。
西方科技傳統
現代工業技術與現代科學兩者很明顯都是西方的，這是非常確定的事，以致多費唇舌解釋將被視為傻瓜。我們的工業技術從全世界各國汲取了諸多元素而成，特別是中國。然而，今日無論是日本或是奈及利亞，只要是成功的工業技術，沒有不是來自西方的。現代的科學承繼過往所有的科學，尤其中世紀伊斯蘭科學家的著作，他們在技術與洞察力方面大都超越了古希臘的科學家，譬如： al-Razi 的醫藥學、或 ibn-al-Haytham 的光學、或 Omar Khayyam 的數學皆有卓越的貢獻。這些天才為數不少的鉅作，其阿拉伯文原稿，似乎已經絕跡了，只有中世紀拉丁文譯本殘留，這對於奠定後來西方的科學發展基礎，幫助不小。如今，世界上所有重要的科學，無論科學家的膚色或所操的語言是哪一種，其風格與方法都是西方的。
另外，有兩件事實鮮有正確認知者，因為它們產生於不久前的史學學術論述。西方在科技和科學上的領先地位，遠遠早於十七世紀所謂的科學革命，或十八世紀所謂的工業革命。這兩個名詞事實上已經過時了，而且對於當時他們試著描述的事實 ─ 兩個彼此分開發展且為期甚久的重要時期，也含糊其詞。西方人最晚在西元 1000 年，或許更早個兩百年，就開始應用水力於輾碎穀物，也用於其他工業生產過程。接著而來的是十二世紀晚期的風力利用。乘著這個簡單的開始以及卓越的一貫風格，西方人很快地擴大其技術於發展機械裝置、節省勞力裝置以及機械自動化。對此事實仍有懷疑的讀者，可以想一想在自動化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成就 ── 重力驅動的機械時鐘，這種鐘在十四世紀早期以兩種型號出現。中世紀後期的拉丁西方 (the Latin West) 不只是在技術上，而且在基本科技學的本能上，都遠遠超過她的姊妹文化 ─ 精巧細膩的、複雜精緻的、深具藝術美感的、雄偉華麗的 ─ 拜占庭以及伊斯蘭文化。西元 1444 年，貝薩里翁 (Johannes Bessarion, 1389?-1472)─ 一個曾經到過義大利的偉大希臘傳教士，寫給希臘一位王子的信中提到，他對於西方在船艦、武器、紡織、玻璃等各方面展現出的優越成就相當驚訝。尤其令他驚異不已的是水車鋸斷木材、水車送風進鼓風爐的奇觀。很顯然，上述各式各樣的技術是他在近東從來沒見過的。
十五世紀之末，優越的工業技術使得歐洲相互敵對的小國家，能夠對全世界展開征服、掠奪、殖民的行動。工業技術優越的事實，可以從連西方最弱的葡萄牙，也能夠稱霸於東印度群島長達一世紀之久事例得到印證。我們必須記得達迦瑪 (Vasco da Gama, 1469-1524) 和 (Afonzo de Albuquerque, ?-1515) 的工業技術，是單憑經驗而建立的，從科學得到的支柱及靈感少之又少。
以今日一般了解而言，以為現代科學是從 1543 年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和費薩留斯 (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 兩人出版他們偉大的著作後開始的。並非要詆毀他們的成就，但像 Fabrica 1 及 De revolotionibus ２樣的大作不可能在一夕之間出現。事實上，西方卓越的科學傳統，始於十一世紀晚期，當時有一個將阿拉伯文和希臘文科學著作大規模地譯成這拉丁文的運動。有些著名的書逃過西方人對科學新奇熱切的渴望，Theophrastus(d. 287 BCE) ３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但是在不到 200 年之內，很快地整個希臘和回教國家的科學作品就以拉丁文盛行，並且被歐洲新成立的大學渴切地大量閱讀、評論。由於批評促進了新的觀察和思維，也增強了對古代權威的懷疑。在 13 世紀晚期，歐洲從還在科學之路蹣跚而行的伊斯蘭世界手中，取得了世界科學的領導地位。要否定十四世紀學究科學家布蘭德里 (Jean Buridan, ?) 和奧雷斯姆 (Nicole Oresme
, ?-1382) 等人，由他們的著作所建立起來的深澳的創見，正如去否定牛頓、伽利略或哥白尼深奧的創見一樣荒謬。在十一世紀之前，拉丁西方幾乎沒有科學，甚至羅馬時代亦然。從十一世紀之後，西方文化中科學領域已經開始在穩定成長。
因為我們的工業技術及科學的活動開始於、定性於、成為世界領導地位於中世紀，如果我們沒有對當時主要的假設以及其發展予以審慎檢視，似乎還是不能了解它們的真正性質或它們對生態的衝擊。
人與自然的關係 ─ 中世紀觀點
直到最近，農業已經成為主要行業，就算在『先進』社會裡亦然。因此，任何耕作法的改變都有其重要性。早期犁作以兩頭牛拖曳，但也只是在耕田表面耙過而非真正翻土。所以為因應此耕法，有需要使田地形成四方形 ( 以利十字交叉耕耘 ) 。十字交叉耕耘在土壤頗為淺、半乾旱的近東及地中海區相當有用，但並不適用於土壤黏性較強、氣候較為潮濕的北歐。然而，到了主後第七世紀後半，也不知從哪兒起源，一些北歐的農夫似乎開始使用一種全新的耕犁，犁上裝置有垂直和水平的刀，前者用於開田溝；後者用於深入田地將土壤切成薄片，還有一片裝置在犁頭後部翻起泥土的曲面鐵板，可將土壤翻起。這種犁跟土壤的摩擦力相當大，所以，需要的牛不再只是兩頭而是八頭。此耕作法使用這麼粗暴的方式侵害土地，於是十字交叉耕耘犁也不管用了，而田地自然形成了條帶狀。
在較早還是以犁耙耕的時代，土地的分配通常以足夠一個家庭糊口為單位，基本上是以能讓一個家庭維持生計為前提。但沒有任何一位農夫有八頭牛，為了要採用新的、更大效能的耕作法，農夫們以自己的耕牛出資合組較大型的農耕團隊，依團隊出資牛數的多寡而該團隊就能擁有多少條帶狀農田。因此，土地分配的依據不再是一個家庭的基本需求，而是耕耘土地的機械能力的大小。人與土地的關係受到極度的改變。從前，人類是自然的一部份，現在他是大自然的剝削者。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的農夫發展出與北歐相似的耕作工具。現代許多殘害大自然的科技技術便是出自於北歐農夫後代子孫之手，這只是巧合嗎 ?
相同的剝削心態在稍早於西元 830 年西方圖解日曆上出現過。較老式的日曆，月份以順服的人類予以表現。但是，新的法蘭克式的日曆就非常不一樣，它們為中世紀立下風格 ── 明示人們可以盡情壓榨周圍環境，犁田、收割、伐樹、屠殺豬隻。從此，人類與自然就成了兩回事，而人類是自然的主人。
這些新穎的事物，似乎隨著人類理智的發展模式演變。人類如何對待自然生態取決於他們如何思考人類與週遭環境的關係。自然生態的良窳，深深受到人類對人的本質及其命運的信仰的制約 ─ 也就是受到宗教信仰的制約。就西方人的觀點而言，印度和錫蘭就是非常明顯的例子，這對我們與我們中世紀的先人也同等真切。
基督教戰勝異教，在我們的文化史上是最大的心靈革命。在今日，不管好壞，宣稱我們生活於『後基督教的時代』已成為時髦的說法。確實，我們的思想類型、語言已有相當大程度表現得不再是基督徒，但是以我所見，我們的思想、語言，本質上依然令人驚奇地與過去並無二致。例如，我們日常行為習慣，依舊受到下述信念所支配，這信念就是深信歷史的發展是恆續朝向進步的，而這種信念向來不為古代希臘羅馬與東方文明所採信。它植根於猶太 ─ 基督宗教的目的論 ( 此外，其他說法都站不住腳 ) 。共產黨徒使用此一觀念，正顯示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立論可以證明：馬克思主義就如伊斯蘭教一樣也是猶太 ─ 基督宗教的異端。今日，我們的生活仍然相當程度地依循基督宗教的思想脈絡，就如同過去的一千七百年一樣。
關於人們與其週遭環境的關係，基督教究竟說了些什麼 ?
世界上大多數的神話都提供了創世故事，而希臘羅馬神話在這方面顯得格外地不一樣。西方很多像亞里斯多德有智慧的先人，都否定可見的世界有個開端。的確，開端的觀念，在這些哲人循環式時間觀的架構中，是不可能發生的。極其相反的，基督教不但從猶太教文明繼承了一種直行不返的時間概念，也繼承了非常顯著的創世故事。全能全善的上帝逐步創造了日月星辰、山川河海、鳥獸蟲魚、飛潛動植。最後，創造了亞當，又為亞當創造出夏娃，以免亞當孤單寂寞。亞當為所有動物命名，順理成章取得支配所有動物的優勢。上帝計劃這一切，明確地就是為了人類的利益以及人類對萬物的統治 ─ 所有受造物除了為人類服務之外別無目的。雖然人的軀體是用黏土做出來的，但是，他不僅只是自然的一部份，更是上帝依自己的肖像創造出來的。
基督宗教是世上所見過最以人類為宇宙中心的宗教，特別是在它的西方形式上。早在西元第二世紀，帖圖良 (Tertullian,160-? ) 和里昂的 (St. Irenaeus,?) 都堅信上帝在創造亞當時，早已以亞當預示著耶穌基督 ─ 第二個亞當 ─ 將會『道成肉身』地降臨人世了。因而，人類分享著上帝超越自然的身份。基督教與古代的異教及亞洲宗教 ( 也許不包括祆教 ) 形成強烈的對比，不只建立起「人類與自然」二元論，而且，堅信為了達到人類適當的目的，人類開發自然的行為符合上帝的旨意。
一般而言，下述說法相當有意思。在遠古時代，每一棵樹，每一泉水，每條小溪，每座山丘都有屬於自己的守護神 ( genius loci ) 。這些守護神很接近於人類，但和我們人類卻有很大的不同，都顯現出雙重人格及矛盾的情緒，比如，希臘神話裡半人半馬怪獸、羅馬神話半人半羊的農牧之神、還有美人魚等。當時，人類若要砍樹、墾山、或築壩時，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必須先平息且持續安撫神靈這種矛盾的情緒。基督教藉著摧毀異教徒萬物有靈論的迷信，使得以一種對大自然漠不關心的心態開發自然成為可能。
一般常認為，基督教會以禮拜聖徒取代了萬物有靈論的自然物膜拜。是的，的確如此。但基督教禮拜聖徒與自然物膜拜在機能上卻大相逕庭。聖徒的神靈並不是以自然物為其載體，他也許有他特有的神龕，但他的身分卻在天堂。此外，聖徒基本上是人類，可以用人類的關係接近。除了聖徒之外，基督教還有從猶太教或者拜火教承襲而來的天使與魔鬼觀念，但他們跟聖徒一樣都不是固定在某一自然物上。自然物內具有神靈的觀點，在古代曾經扮演保護自然界不被人類蹂躪的角色，但已經消失了。人類有效地對這一世界神靈的獨佔因而被堅實地確立，而舊有對自然開發剝削的禁忌也隨之摧毀。
這種論調需要有一個適當的說明，基督教是個很複雜的宗教信仰，因而在不同情境之下會有不同的結果。我上文所說也許很適用於解釋中世紀的西方，因為在那兒工業技術有長足的進展；但在同樣也是信奉基督宗教且已有高度文明的東方希臘，似乎在第七世紀希臘火砲 (Greek fire) 發明後，就已經沒有很顯著的技術創新。研究希臘正教與羅馬公教會 (between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比較神學的學者發現，這兩種文化之差別，也許可以在兩者敬虔基調及其思想 (the tonality of piety and thought) 的相異處被發現。希臘正教相信罪是智性上的愚昧無知，因而，正統的說法是透過教化才能得到救贖，也就是清晰地思考。然而，相反的，羅馬公教認為罪是道德的惡，而宗教的救贖則是建立在德性行為。東方神學偏重理智 (intellectualist) ; 西方神學則偏重意志 (voluntarist) ; 希臘聖者耽於沉思 ; 西方聖人重實踐。因而，基督教教義裡征服自然的意涵較易出現在西方宗教的氛圍中。
上帝創造宇宙萬物的教義是基督教教義的第一條，在現今的生態危機中，有了另一個解釋。藉著上帝的啟示，人類寫就了聖經，但既然上帝創造自然，所以自然也多少顯露了神的靈性。因而，為了更深入了解上帝旨意而對大自然所從事的宗教性研究，被稱為自然神學。早期的教會，尤其是東方的希臘正教，自然根本上被解讀成符號系統，上帝藉著它對人類啟示 : 藉著螞蟻對懶人啟示，藉著升起的熊熊烈火象徵靈魂對上帝熱切的渴望。看待自然的觀點，本質上藝術性勝過了科學性。當拜占庭保存且複製大量古希臘科學文本時，科學正如我們所知的，幾乎沒有在這樣的氛圍中繁榮昌盛。
然而，西方的羅馬公教會，在十三世紀初期，自然神學朝向相當不同的方向發展。學者不再把自然界當成是上帝對人類溝通的象徵，且不再進行對這一象徵的解謎研究，卻變成致力於研究大自然如何運作，藉以了解上帝的智慧。彩虹不再只是諾亞 (Noah) 在洪水後的希望象徵，而是促成了葛羅希提斯 (Robert Grosseteste, 1175-1253) ，羅則．培根 (Friar Roger Bacon, 1214-1292) ，及希奧多瑞克 (Theodoric of Freiberg, 1245-1310?) 這些天文學家在彩虹光學上偉大的成就，但他們研究彩虹仍然一樣地是出於宗教的理解。從十三世紀一直到萊布尼茲 (Gottfield Wilhelm von Leibnitz, 1646-1716) 、牛頓 (Sir Isaac Newton, 1643-1727) ，所有專注於科學的科學家，包括萊布尼茲、牛頓在內，實際上都以宗教的措辭說法解釋他們的科學動機。事實上，如果伽利略不是一個非常專精的業餘神學家，也許他面臨的麻煩會少很多，因為那些神學專家們非常憤慨於他的介入。而牛頓也更願自視為神學家而非科學家。直到十八世紀晚期，有關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對許多科學家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當一個人解釋他為什麼要作某件事情的理由時，歷史學家要斷定他的說辭是否真實是很困難的，因為他可能提供的是真正的理由，但也可能僅僅是提供符合當時社會文化的期許的理由。在西方科學長達幾世紀之久的形成過程中，科學家都一致地表示他們研究科學的任務與酬勞是去『追隨上帝並思索祂的智慧』，這樣的一致性不得不讓我相信這是他們真正的動機。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現代西方科學其實是孕育自基督教神學的子宮，而由猶太 ─ 基督宗教創世論所形塑的宗教敬虔，給了現代西方科學動力。
另類基督徒觀點
我們似乎被引導朝向令許多基督徒覺得不快的結論。因為「科學」與「技術」在時下用語中都被視為是能帶來幸福的字眼，有些基督徒對這兩個詞彙也許會感到滿意，那是因為第一，就歷史觀點而言，當代科學被視為是自然神學推衍的結果；再者，當代技術至少部分被視為是：人為萬物之靈、有權轄制自然的基督教教義在西方的具體實現。但是，就如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大約一百年前，科學與技術 ─ 原來頗為分離的兩股活動 ─ 結合在一塊兒給予人類宰制自然的力量，從許許多多生態災難的發生來對科技的功過做一評斷，顯然科技已如脫韁野馬而逸出人類的控制了。若然，則基督教對此應負大部分罪責
我個人相當懷疑自然反撲的生態災難能單靠科技予以避免。科技產生於基督徒對待自然的態度 ，此一態度普遍地為基督徒所接受，不但是新舊教，而且也被那些天真地自稱為是後基督教者所接受。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在天文學上革命性的發現，依然很難改變西方文化「宇宙繞行地球旋轉」的信念。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在演化論上的創見，依然無法改變我們內心深處的信念：我們不是自然演化歷程的一部份。對待自然，我們是傲慢的，藐視它的，為我們微不足道的奇想，我們蓄意地耗用它。最近新選出的加州州長，和我一樣也是基督徒，但比我少一點麻煩，談及基督教傳統時說：『當你看到一棵紅木時，你已經看到所有的紅木了』。為基督徒而言，一棵樹只不過是一個自然物。神聖的樹木的概念對基督教甚至對於西方文化而言是不相容的，因為近兩仟年來，基督教傳教士們砍伐了大量神聖的樹木，視樹木神聖的為基督教而言是偶像崇拜，因為那是假定自然之內具有神靈。
我們如何對待自然生態，端賴我們關於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持有什麼樣的觀念。更進步的科學與技術，並不能使我們脫離目前的生態危機，除非我們能找到新宗教或能重新反思批判我們現有的宗教。披頭族是我們這一世代徹頭徹腦的革命者，在他們對佛教禪宗的喜好上展現出一些相當不錯的直覺，禪宗視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非常接近於基督教觀點。然而，禪宗深植於亞洲歷史文化就如同基督教深植於西方的歷史經驗一般，因而，我懷疑禪宗能在我們的社會中生存發展。
或許我們應仔細考慮接受基督教歷史中，從耶穌基督以來最激進的一位 — 亞西西的聖方濟的思想。有關聖方濟的奇蹟，最主要的是，他並未終止自我鞭茨 — 如他那些左翼追隨者一般。他的思想行為是那麼的異端，以致於偉大且聰慧的聖方濟會會長聖文都拉（ St. Bonaventura 1221-1274 ）要設法壓制有關早期聖方濟會的報導。要了解聖方濟思想的關鍵在於了解他關於謙遜之德的信念：不單僅僅只是個人，而且應該是全人類，都應該從他對待所有其他受造物的君主專制地位，謙遜地改變為與所有上帝創造的萬物同樣居於民主平等的平權地位。對聖方濟而言，螞蟻不再只是上帝用於訓誡懶人的啟示。上昇的火焰也不再只是靈魂朝向與上帝結合的符號；他們是「螞蟻弟兄」，「火焰姊妹」。他們用他們獨有的方式讚頌上帝，就如「人類弟兄」用他們自己的方式一般。
後來的詮釋者曾說聖方濟對鳥兒說教一如他訓斥那些不願聽道的人。但文獻上的記錄是，他催促小鳥讚頌上帝，牠們就揮動雙翼啁啾歡欣。也有一些聖人傳記，特別是愛爾蘭的，曾有過他們善待動物的傳奇故事。但我相信，他們仍然展現了以人類宰制受造物的姿態。但聖方濟則不同，相傳在亞平寧山（ Appennines ）的古比歐（ Gubbio ）山區，長久以來都受到一隻兇猛的野狼威脅，聖方濟對那隻野狼說話並勸服他改過。這隻野狼悔改了，最後，有尊嚴地走完生命旅程，葬於神聖之地。
史蒂芬爵士所謂的「聖方濟教誨中的動物靈魂」很快地就消聲匿跡了。十分可能地，他是有意無意地從 Cather 的輪迴轉世說得到靈感， Cather 的異端在當時的義大利及法蘭西南部非常流行， Cather 的思想應該是從這一思想的起源地印度那兒得來的。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一時期 — 約在西元 1200 年，輪迴轉生的觀念也在西方的猶太教 — 在法國 Cabbala 省發現。但是，聖方濟不持靈魂轉移說也不持泛靈論之見解，他對自然與對人的觀念，都是建基於一種「泛心靈論」，就是將萬物，不管有無生命，都視為設計來為頌揚那位超越時空的創造者的想法。那位創造者就是以極其謙卑的態度，降生於馬槽，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
我並非建議關心生態危機的當代美國人，要能夠或願意去勸誡野狼或去鼓舞小鳥。然而，目前越來越多的世界性環境災難，是由於強有力的科學與技術所造成的結果。而科技源自中世紀西方世界（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這也是聖方濟採用如此獨創的思想態度予以對抗的。從歷史角度觀之，我們不能抽離掉深植於基督教教義的那種獨特的對待自然態度來了解科技之發展。事實上，大部份人不認為將這種對待自然的態度歸諸於基督教是不恰當的。在我們的社會中，尚未接受任何新的基本價值觀藉以取代基督教的價值觀，因此生態危機將會越來越嚴重直到我們拒絕基督教的假設：除了服務於人類以外，大自然則無存在的理由。
西方歷史上精神層面最偉大的革命，首推聖方濟，他有關於自然及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之思想，是另類基督徒觀點：他嘗試以包含人類在內的自然平權觀念代替人類對萬物毫無限制支配的觀念。但是他失敗了。目前人類的科學與技術是那麼深刻地帶有傳統基督宗教對待自然的傲慢色彩，因而，目前生態危機的解決，不能光憑科技。由於人類目前面臨的生態危機之根源是那麼地具宗教性質，不管我們是否回應它，它的救治之道，基本上也應該是宗教性的。我們必須針對人類的命運與本質，重新反思，重新探索。早期聖方濟會會士，視自然之各個部份，都是一個具有靈性的自主個體。這種智慧是深刻的宗教性體悟，雖然被視為異端，或許能為我們指出一個新方向。我推薦我們以聖方濟做為生態學家的主保聖人。
【本文原刊於 1967 年 3 月 10 日出刊的 Science 期刊， 第 155 卷 1203-1207 頁。】
＊本文原發表於 Science 155(3767): 1203-1207, 1967. 原文題名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由於作者指出 ， 生態 危機根源於猶太 ─ 基督宗教對人與自然關係的觀點， 刊出後 ， 立刻引起宗教界與生態保育界激烈討論。
1原書題名為 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libri septem , 乃討論人體解剖之著作 ， 全書共七卷 ，原文為 拉丁文 。
２原書題名為 De revolutionibus, 討論天體運行之著作 ， 原文為拉丁文 。
３希臘逍遙學派哲學家 ， 先是跟隨柏拉圖學習哲學 ， 後來成為亞里斯多德的得意門生 ， 亞氏任命他繼承萊辛 (Lyceum) 學園的領導 。
譯者╱臺灣生態學會理事；靜宜大學生態學系副教授
http://ecology.org.tw/publication/magazine/m-4all/10-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