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 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 的 《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提到的例子來說，清代的帝國行政制度是以 管轄幅度（span of control） 以及 對職位的策略性任命。用上級單位來控制下屬單位的數量，施堅雅 在此指的是府以下的縣級單位，不過此一概念可以用在任何層級上。

　　滿清的行政體制頂點是 總督 ，這是在前面朝代未見的，明朝將這個職位設為臨時指派。總督通常監督兩個或更多的省份，而且兼任其中之一的巡撫。清朝一直到 乾隆 皇帝之前，官員的數量經常改變，特別是邊境軍事需求或天災，會使中央，也就是皇帝改變頂點的權力結構，以符合王朝或個人的需求。乾隆時期，總督才固定在九名，其中八名在中國各地，一名在東北滿州，這八名總督管轄的地區也時常改變，如西北、甘肅、陝西因為天災而被稱為陝西三邊。 1653 年，四川被拆出湖廣，併入陝西和甘肅、 1661 年 又被拆出，四川有了自己的總督。山西則被併入陝西和甘肅，四川又暫時包含了湖廣。 1674 年 是山西最後一年有總督一職，而陝西和甘肅一起、四川則和湖廣分離，偶而穩定一起管理、偶而分開管理。

　　這是因為帝國邊界的西北有軍事需求而產生的大量變動需求，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以前，只有滿族人能夠擔任山西省、陝西省、甘肅省總督。如 1749 年的四川大小金川戰役 、 1750 年的 擊退準噶爾部入侵新疆 ，這種軍事邊界上的變化更能說明接下來的總督職位更迭。如同一時間中甘肅省就沒有巡撫，總督移任至蘭州，同時掌握當地主要的經濟和軍事，目的是控制甘肅走廊並運送物資到歐亞交界處用來支持軍事行動。一直到平定 準噶爾部（以滿清的觀點來看） 後，清代的行政疆域有就這樣按照 18世紀中葉 的模式固定下來。

　　正如前面所敘， 乾隆 之前的官員數量浮動較大，單以總督的數量而言是 9~15 名、行省為 15~22 個。高級官員通常有不同的特殊功能，要創立新的官員階層就會增加上級的管轄範圍，不過有時會增加上級官員直轄來減少下層官僚的數量。如 1884 年設立的新疆省以及 1885 年創建的臺灣省 ，這都增加了省的管轄幅度，但減少了每個府所要管轄的縣級數量。

　　這個在行政學學說中，職級越高的官員所管轄的越少，他們就能更專注的管理手中有的單位。儘管在中國朝代中增加有薪官員是不太願意的措施，因為會加強財政負擔，但讓越高級的官員負責的瑣事越少則可以增強對地方的控制，因為地方官員在理論上能夠更清楚控制較小的區域。

帝國的行政階層：

皇帝

總督以及轄區（從一品，八到九名）、各外族領地（扎薩克、旗、伯克等．．．）

行省（從二品，十八到二十二名）

道（正四品，六十八到七十九名）

府（從四品，兩百一十四名）、直隸省（正五品，七十五名）－直隸廳（正五品，五十四名）

縣（正、從七品，一千三百八十一名）、州（從五品，一百三十九名）、廳（正五品、正六品，五百七十一名）

　　當滿清征服明朝的同時，也繼承了明朝管理東南方漢民族的方法，滿人對於廣闊的中國領土和眾多的人口採取以夷制夷的方式，即透過了解當地民族的當地人，使用當地原有的方法來統治當地。不過這種模式在明朝末年就因為過度複雜而崩潰，這對於清朝來說成為了一個艱鉅的任務，不過大體上行政架構仍然繼承明朝。重要的部分有 內閣、軍機處（1729年 雍正因為要用兵西北，設立軍機房驟始。雍正十年，即 1732 年，改稱辦理軍機處。）以及六部。這些部門的高級官員通常以個人或集體的身分，針對帝國治理的重大問題，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議，或幫助皇帝做出決策，同時在他們下轄或同僚的協助下，執行皇帝的決策並傳達命令到下屬的行政階層。

　　從上面的行政階層圖可以看到，中國的十八個行省被劃分成不同的行政單位，府、州縣。例外的是直隸省、直隸廳。巡撫是省的行政首長，由 布政使（專管一省財賦） 和 按察使（專管一省刑名） 輔佐、直隸省或廳 通常由總督直接管理（四川也是這種特例，也沒有巡撫管理）。總督也會管轄兩到三個省，這些省也會有自己的巡撫。府的官員是 知府 、州縣的官員是 知州 和 知縣 。這些底層官員通常也是各省總督或巡撫指派，並且接受他們的監督。

　　滿清為了阻止地方官員在統治地方時獲得過大的權力和影響，也為了保持每一個行政機構能夠有效的互相監督，每一個重要的職務通常會有兩名或以上的官員、品階相同、權力相同的官員來共同管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從總督到地方官，實際上這些任命、升遷、免職，都是由皇帝本人以及他的幕僚權力鬥爭下的結果。以雍正為例，地方官大小事都會上奏讓皇帝知曉，地方官幾乎沒有對例行公事的決定權，更不用說那些身處重要權位的官員。不過某種程度上這些精明能幹的皇帝，在這種體系下仍然讓清帝國有效的維持了兩個半的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