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兩個經濟體的戰後官員和商業精英都受益於 1945 年前與日本精英的接觸和互動。個人聯絡和個人友誼，通常是在官員（和）或商業人士之間，充當雙方有價值的市場、金融和技術訊息流動的管道。正因如此，日本在韓國和臺灣的投資在朝鮮戰爭後恢復並不奇怪，儘管在臺灣比在韓國更順利。 1952年至1970年間，日本對臺投資達8900萬美元，僅次於華僑華人和美國投資；在韓國，總額達到1.4億美元，使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投資國。韓國或臺灣精英與日本同行之間的訊息交流有助於日本企業瞄準被認為適合與韓國和臺灣建立新的項目，以增加在韓國和臺灣的投資。

　　其次，兩個前殖民地的戰後精英成員都有在地方政府委員會（市、縣或鄉鎮）任職的經驗，這些委員會是通過任命和有限選舉產生的。這些委員會於 1937 年左右開始，並在太平洋戰爭年代繼續存在，為當地殖民精英與日本官員討論與當地利益集團、稅收和支出有關的事務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在此過程中，他們了解到，如果擴大其權力，這些委員會將如何成為公眾的有效監督者。這樣的地方議會可能要求對地方和中央政府的績效承擔一定的責任，從而促進向地方政府部署更多資源——這一過程總是有助於地方商業公司降低其市場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