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鼓晨鐘：公正評價習近平
要公正評價習近平不容易，因為他的執政風格飄忽不定，像毛澤東又不太像，像鄧小平也不太像。事實上，習近平的“雄心”遠遠要超過毛和鄧，但他的威望、學識和能力又遠不如毛和鄧。習近平夾在“毛鄧”之間，他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習很蠻橫，不偽裝，但他又是靠長期韜光養晦上位的；習對他要打擊的人下手很重，有股不管不顧的狠勁，但他常優柔寡斷，也沒有進行大規模整治清洗；習口氣很大，將自己視為人類的救星，但“一帶一路”戰略、千年大計雄安新區和世界大勢“東升西降”的預言，又暴露了他學識、認知和政治智慧的明顯短板。本文力求多個視角給習近平一個公正的評價，不管他是否能在今年二十大上連任，他畢竟是中共歷史上一個有想法也想幹成事的黨魁，或許也是中共最後一任領導人。
一、習近平上臺：一個破滅的肥皂泡
2012年11月，中共召開十八大，權力接力棒擊鼓傳花落到了習近平手上，從此中國進入紅二代掌權時代。有分析人士指出：“太子黨們其實對上一個十年的狀態非常不滿，在他們看來父輩們打下的江山已被太監、管家、 秘書及包括團幫在內的行政官僚糟蹋的不像話了，貪汙腐敗非常嚴重，理想喪失，道德淪喪，紀律渙散，民眾滿意度非常低，國際上形象也很糟，再這麼鬧下去就真要像蘇聯一樣亡黨亡國了。必須要好好整頓吏治，整頓官僚隊伍，重新確立?黨的優良傳統，恢複馬列毛信仰，挽狂瀾於即倒，因為‘現在接力棒在我們手上’（習在河北接見老幹部時語）。”
事實上，習近平能夠得到中共這個權力的交接棒並不容易，可以說步步驚心和刀光劍影。首先，習近平得益於江澤民的“隔代指定”。江澤民之所以選擇習近平不是因為他政績突出，恰恰是因為他無所作為，不是他的聰明絕頂，恰恰是他貌似愚笨。無所作為和貌似愚笨使得習近平在中共各派勢力中左右逢源。其次，習近平精於偽裝。他將自己包裝成碌碌無為之輩，使江澤民認為他不僅對自己沒有威脅，相反自己可以從容操控他。習近平的偽裝術來自於中國古代的“韜光養晦”，春秋戰國時的趙王勾踐和隋朝的隋煬帝楊廣都是偽裝大師。再次，習近平在權力交接的最後階段經受了同為紅二代的薄熙來的挑戰。胡錦濤、溫家寶利用王立軍叛逃事件，抓捕了薄熙來，使習近平如願以償登上了中國權力的巔峰。
習近平在竊喜之余，也為這個燙手的山芋而焦慮。表面上，當時的中國經過“胡溫新政”的“黃金十年”呈現繁榮景象，但實質危機四伏，體現在：1、經濟發展停滯；2、官吏腐敗；3、行政權力不受制約；4、司法不公；5、貧富懸殊；6、群體事件頻發；7、民族矛盾加深等。正如張祖樺、劉曉波等起草的《零八憲章》所言：“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現實。執政集團繼續堅持維系威權統治，排拒政治變革，由此導致官場腐敗，法治難立，人權不彰，道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畸形發展，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公民的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不滿情緒持續高漲，特別是官民對立激化和群體事件激增，正在顯示著災難性的失控趨勢，現行體制的落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中國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共也走到了十字路口。習近平的面前有一新一舊兩條道路，新路通向憲政民主，舊路通向毛澤東極權主義。
當時中國各階層都很樂觀期待著習近平。紅二代樂觀是因為他們父輩打下的紅色江山終於由“趙家人”掌控了，期待習近平保住中共永久執政地位；民主人士樂觀是因為習的父親是習仲勛，中共改革派人物，期待習近平像戈爾巴喬夫和蔣經國一樣實現中國憲政民主轉型，完成最後臨門一腳；其他人士樂觀是因為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期待習近平繼承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穩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折騰”和繼續“悶聲發大財”。
公共知識分子為習近平量身打造了“社會主義憲政”理論，以華東政法大學童之偉、北京大學張千帆、中國人民大學許崇德和韓大元、西北大學華炳嘯、武漢大學秦前紅為代表。他們的核心主張是通過中共體制內改良，在不改變中共執政地位的前提下，實現相對分權制衡、民主選舉和保障公民權利，逐步實現立憲。
習近平在海外也有很多擁躉，他們堅信習近平會走向憲政民主，甚至有人發出多封公開信；有人為他集權辯護，認為集權是變革的階段性條件。
但這個美麗的肥皂泡很快就破滅了。
2012年12月，習近平在深圳對地方官員發表閉門講話，對1991年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痛徹心扉，稱“無有一人是男兒”。2013年4月，中共辦公廳印發了《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明確“七不講”，即不許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共歷史錯誤、權貴資本主義和司法獨立。2014年4月24日，知名記者高瑜因被控泄密該文件而被捕。2015年11月26日，她被北京市高級法院判處5年有期徒刑。
至此，大多數中國民主人士放棄了習近平憲政改革的幻想。
二、政治倒退和全面流氓化
習近平至今執政已經九年有余。事實證明，習近平時代是一個政治倒退的時代，一個人權災難的時代，一個中國社會全面流氓化的時代，一個充斥個人崇拜、謊言和暴力的時代，一個沒有公平正義的不講理時代。
2012年，前總理溫家寶在他任內最後一次“兩會”記者會上警告說：“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複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一語成讖，溫家寶的擔憂在習近平時代變成了現實。這就是為什麼溫家寶在中共百年慶典上愁容滿面、欲哭無淚的原因。
縱觀習近平執政可以說集權有術，治國無方。他成功地通過反腐敗清除了政治對手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和孫政才，並懲治了400余萬所謂不講政治規矩的中共官員；習近平通過軍隊整編，集中了軍權；通過設立名目繁多的改革領導小組將政府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習近平廢止了鄧小平確立的集體領導制度，重新回歸到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制度。
習近平政權集中抓捕部分維權律師、人士；打壓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公民社會；以“混和所有制”改革為名，對民營企業實施第二次“公私合營”；強調“黨領導一切”，廢止了鄧小平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的改革成果；迫害少數民族：對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實施種族滅絕，對藏族和蒙古族等實施文化滅絕。
2017年10月，中共召開十九大。在這次會議上，習近平毫不掩飾地闡明了他對內極權專制，對外爭奪世界領導權的主張，盡管這些主張被“美麗”的詞匯所包裹。2018年3月，習近平操縱全國人大修改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拋棄了鄧小平建立的領導人接班制度，也就是實現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制：由憲法規定國家主席任期不超過兩屆，每屆五年；不是由現任總書記來指定下一任總書記人選，而是由上一任總書記或實際最高領導人來行使更大的決定權，這就是民間所說的“隔代指定制”；建立“儲君制”即接班人制度，在確認新的總書記之後，向全黨和全國公開下一任總書記人選。
2021年7月1日，在中共百年慶典上，習近平發表了咄咄逼人的戰狼式演講，用行為表明他不會像江澤民、胡錦濤一樣交出手中的權力。在同年11月的中共六種全會上，習近平將自己供上神壇，地位超過了毛澤東和鄧小平。
綜上所述，在習近平執政期間，中國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倒退，鄧小平的政治改革遺產被拋棄，改革開放戛然而止。中國正在向北朝鮮政治生態演變。
三、走向國際孤立和沖突
習近平政權在對內極權專制的同時，在國際上實施意識形態外交。十九大上，習近平聲稱中國要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其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一帶一路”戰略和世界政黨大會都顯示出他要成為世界領袖的欲望。隨著新冠疫情的全球擴散、新疆維吾爾族種族滅絕、廢止香港“一國兩制”以及對現有國際秩序的公然挑戰，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文明大洋中的一葉孤舟。
1、南海沖突
2013年底開始，中國在南海進行大規模的填海造地工程。目前，中國已在美濟礁、永暑礁等至少7座島礁上進行擴建工程，至少三個島嶼鋪設了飛機跑道。
中國在南海諸島的軍事部署和主權聲索，對西方以及周邊國家的航行安全和核心利益構成重大挑戰，已經形成嚴重的地緣威脅。據世界海運理事會統計，全球有25%的海上航運量要經過馬六甲海峽及南海地區運往各大洲，其中，中國60%的外貿運輸、日韓兩國85%以上的石油、美國西太平洋原料貿易的90%，都要經過該地區。
2012年初，菲律賓以中國在南中國海中菲爭議海域基於“九段線”的海洋權益主張及近年的海洋執法和島礁開發活動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由，向常設仲裁法院提起的仲裁案。中國拒絕參與該案件審理。2016年7月12日，在中國缺席的情況下，仲裁庭5名仲裁員一致裁定，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中國對南海自然資源不享有基於“九段線”的歷史性權利。仲裁庭還認定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陸“給環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並要求中國政府停止在南海的“活動”。
2020年7月23日，澳大利亞政府向聯合國提交的聲明表示：反對任何與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相抵觸的中國主權主張，特別是不遵守公約對基線、海事區域及特征分類規定的海洋主張。澳大利亞聲明反對中國對南海主權的歷史依據，稱根據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這樣的歷史依據不符合海洋法國際公約，是“無效的”。美國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均明確表示不承認中國在南海的主權聲索。
2、“一帶一路”戰略
“一帶一路”，是習近平於2013年倡議並主導的跨國經濟帶，其範圍涵蓋中國歷史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行經的中國大陸、中亞、北亞和西亞、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南美洲、大西洋地區的國家。
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盡管遠遠超過了中國的經濟實力，充滿投資風險，但該戰略是習近平通過經濟拉攏和控制不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爭奪世界話語權，未來稱霸世界的重要步驟。“一帶一路”戰略所帶來的金錢外交、債務陷阱和腐敗已引起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高度警覺和抵制。
3、中美交惡
2017年川普入主白宮，習近平認為美國已經衰落，世界“東升西降”的大勢已無法改變。但令習近平意想不到的是，中共十九大後，川普政府迅速調整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作為頭號戰略對手。2018年初川普發起貿易戰，對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加征25%的高額關稅。
中美對抗已從貿易向科技、意識形態等方面擴展，美國終結了始於尼克松時代的“對華接觸”政策。2020年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演講中指出：隨著中國變得越來越富有，越來越強壯，我們也相信中國共產黨會變得開明，會滿足中國人日益增長的對民主的渴求。現在看來，這只是一個大膽的、純粹美國式的想法。這種誤判導致了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外交政策上最大的一次失敗。我們是怎麼犯下這種錯誤的？我們怎麼會看不懂中國共產黨的本質？答案很簡單：因為我們沒有留意中共的意識形態。我們閉塞了自己的視聽，一廂情願地認為這些黨員只不過是名義上的黨員。如今我們要把事實澄清：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政黨。該黨的總書記習近平把自己視為斯大林的接班人。
2020年7月21日，美國關閉了中國駐休士頓領事館；7月24日，中國關閉美國駐成都領事館。
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臺，繼承川普政府對華政策，並增加了聯合盟友共同對抗中國的內容。從印太四方對話機制到英美簽署《新大西洋憲章》、G7峰會、北約峰會、歐盟峰會，到拜登與普京日內瓦會晤，拜登對華戰略日漸明朗，那就是：穩定印太；扶持臺灣；松綁日本；聯合盟友共同對抗中國。
4、孟晚舟事件
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警方應美國政府司法互助要求逮捕在溫哥華轉機的華為公司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孟晚舟。中國實施人質外交作為報複，先後抓捕了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斯巴夫，並將涉嫌毒品犯罪的加拿大嫌疑人謝倫伯格從一審判刑15年，二審改判為死刑。
2021年9月24日，美國司法部與孟晚舟達成了延期起訴協議。在與美方的協議生效之後，加拿大方面隨即宣布釋放孟晚舟。當天下午孟晚舟乘中國政府包機回國。與此同時，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斯巴夫同時登上了回國的班機。至此，中國人質外交不證自明。
5、維吾爾、香港和臺灣三個死結
2014年，習近平開始實施維吾爾種族滅絕政策，從抓捕伊利哈木教授開始，建造大規模再教育營關押維吾爾人、哈薩克斯坦人等，系統性對維吾爾族實施種族滅絕。目前，美國、英國、加拿大、荷蘭、立陶宛等國議會認為中國政府對維吾爾族實施了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
香港2014年占中運動爆發，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均遭中國政府鎮壓。2020年中國人大出臺香港國安法，2021年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中承諾的“一國兩制”被事實上廢止。
2016年民進黨上臺後，蔡英文總統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和接受“一國兩制”，習近平采取武力脅迫，軍機、軍艦頻繁擾臺。2021年7月1日，習近平在中共建黨百年紀念大會上誓言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他稱收複臺灣“是中國共產黨矢誌不渝的歷史任務”。2021年11月16日，習近平在與拜登總統的電話中再次對臺灣發出威脅，稱臺灣如突破紅線，中國將采取斷然措施。
新疆、香港和臺灣人權問題是習近平決不退讓的主權紅線，但明顯與“人權高於主權”和“民族自決權”的普世價值相抵觸，這也決定了中國與西方國際關系難以緩解。
6、新冠疫情
2019年12月初，新冠病毒開始在武漢蔓延。中國政府極力掩蓋疫情，訓誡李文亮醫生等八名“吹哨人”，直到1月23日才匆忙采取封城措施。但封城舉措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由習近平一人獨斷乾坤。極端、野蠻的封城造成了嚴重的次生災難。由於中國政府未能及時通報疫情，並有效控制國際航班，新冠病毒迅速擴散到世界，目前全球已有近4億人感染，超過597萬人死亡。
2020年3月，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將新冠病毒的源頭甩鍋2019年10月參加武漢世界軍人運動會的美國軍人。
2021年初，世界衛生組織迫於國際壓力組織專家組赴武漢調查，3月公布的專家調查報告基本排除了武漢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可能性。但由於中國拒絕提供早期病例原始數據，該結論受到普遍質疑。目前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已經多次公開呼籲中國配合第二次溯源調查和公開最初病例數據。
7、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2月2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宣稱成立烏克蘭東部的兩個分離共和國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獨立，並派出軍隊“維和”；24日，俄羅斯開始對烏克蘭全面入侵，目前已造成雙方嚴重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大多數國家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徑，並采取嚴厲經濟制裁措施。習近平政權不承認俄羅斯侵略行為，並暗中提供經濟援助。該事件本可以成為中國扭轉負面國際形象，改善與西方國家關系的重大契機，但習近平政權明顯缺乏政治智慧和責任擔當。
習近平執政九年，中國外交已面臨著嚴重困境，這是中共建政以來前所未有的。首當其沖的是，中美關系陷入了難解的僵局。目前美國朝野兩黨、左中右人士、親華反華派，前所未有地形成共識，一致主張對中國在世界的發展和擴張實行遏制戰略。拜登政府已組建成國際民主同盟共同應對中國的挑戰。
政治學者榮劍認為，中國外交困境的根源在於，拋棄了鄧小平的27字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實行了一條意識形態導向的外交路線。他指出：中國意識形態外交的總根源是對美國外交的意識形態偏見。中國從特定的意識形態出發，長期以來將美國樹立為海外敵對勢力的總代表。中國以朝鮮、敘利亞、伊朗、俄羅斯這些國家為友，和日本對抗，完全是以美國劃線：視美國的敵人為友，視美國的朋友為敵。中國意識形態外交的實質，是中國的價值觀外交，這一價值觀的核心是：一定要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必定戰勝資本主義，中國要主導世界秩序的重構，中國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新的領導國家。
四、習近平到底要幹什麼？
第一，目前主要有五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習近平要重返毛澤東時代
該觀點認為，習近平是毛澤東培養的紅衛兵，他要讓中國重返文化大革命時代。的確，習近平的治國理政充滿了毛澤東的元素。但難以解釋的是：習近平並未關上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沒有搞計劃經濟，也沒有鼓動群眾造反奪權。習近平盡管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但烏托邦成分並不多，一直在將中共的合法性與中國傳統文化強行嫁接。
第二種觀點：鄧小平路線的延續
該觀點認為，習近平與江澤民、胡錦濤並無本質區別，仍然是沿著鄧小平的路子，堅持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政治理論家胡平認為，從本質上講，習近平路線和鄧小平路線沒有區別。習近平的所作所為基本上是鄧小平路線的延伸，但是又有所偏離，是把鄧小平路線中固有的惡性因素推向極端。時評人士查建國認為，習近平聲稱不走毛舊路，也不走西方民主“邪路” ，是政更左經更右，兩手都更硬，是鄧的“兩個堅持” 理論、 模式、道路的加強版、平衡版，這是認識中國當前時代、當前時局的核心理念。但難以解釋的是，鄧小平取消終身制建立任期制，反對個人崇拜；江澤民主張“悶聲發大財”和胡錦濤主張“不折騰”，但習近平政策恰恰與他們背道而馳。他廢除了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大力推行個人崇拜，崇尚鬥爭哲學，高調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折騰不止。
第三種觀點：紅色帝國之路
時政分析人士李偉東認為：習近平不是要返回文革，而是建立代表中共權貴資本集團利益的納粹化紅色帝國。習近平有一套成熟的戰略思維，並非盲目胡鬧；他要避免蘇聯亡黨教訓，就要繼續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堅持在宏觀可控和國有主體前提下的市場化改革。習近平的中國夢就是要保持中共一黨長期執政的前提下，實現國家富強。為實現他的夢想，必須掃除一切雜音，重占思想陣地，大力宣揚反憲政反普世價值，重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主旋律”。習近平不是要返回文革，而是強調“國家社會主義”。習近平的道路就是要建立代表中共權貴資本集團利益的納粹化紅色帝國。
第四種觀點：新極權主義
最早提出新極權主義觀點的是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徐賁教授。2005年，徐賁在文章《中國的“新極權主義”及其末世景象》中認為，中國文革結束到1989年六四大屠殺為後極權主義時代，之後中國進入新極權主義時代。前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則認為，習近平實施的是高度精致的新極權主義。她指出：習近平上臺後, 他努力利用高科技從而獲得超級強大的監控能力,超過了希特勒和前蘇聯。在布熱津斯基概括的基礎上, 也許我們現在可以定義中共在中國的統治為: 恐懼 +意識形態+數字技術控制系統 (利用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 =重新定義為高度精致的新極權。說習近平政權為極權主義, 因為他同樣實行 “一個主義, 一個領袖, 一個黨” 和 “大一統 (漢族一統國家)。”希特勒控制下的納粹黨是 “國家社會主義” 基於種族主義；習近平的極端民族主義也是與種族主義相關聯。長期以來, 中共持續不斷強化大漢族主義優越感, 對新疆, 西藏, 內蒙等少數民族實行變相的文化種族滅絕。
第五種觀點：後極權主義向極權主義回歸
澳洲悉尼科技大學馮崇義教授認為，習近平的路線就是中國的極權主義回潮。他指出：當下中共政權或中國社會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並沒有超出極權或後極權的範疇，沒有資格構成一種新的政權類型，沒有必要使用“新極權”這一模糊概念來描述。而且，將當前中國政權定義為“新極權”，誇大了它的創新能力和穩定性。即便是一黨專政與半市場經濟相結合，意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政權都實行過，盡管原蘇聯東歐的共產黨政權沒有采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習近平時代的“極權主義回潮的主要表現，至少有如下三個方面，其一，從“集體領導”體制回歸領袖體制。其二，重建黨國意識形態的一統江湖。其三，重建黨的“一元化領導”，也就是重建專政黨淩駕於法律之上、任意幹預社會一切領域的政治體制。習近平和紅二代帶著對“失樂園”的傷痛、對憲政轉型的恐懼、對永久掌握和壟斷權力的迷夢，倒行逆施，試圖阻斷中國走向憲政的歷史進程、將中國從後極權社會重新拉回到極權社會中去。
第二，什麼是極權主義？
由於上述觀點涉及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和新極權主義概念，所以，我們有必要簡要地對極權主義理論進行了一個梳理。
極權主義在人類歷史上有著悠久的歷史，按照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說法，柏拉圖的學說就是鼓吹極權主義的學說，而古希臘的斯巴達也具有極權主義的主要特征。但美國政治哲學家阿倫特和以色列哲學家塔爾蒙則認為，極權主義出現在18世紀，產生於人類現代化的過程中，現代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制的發展，為它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也是以自由民主的觀念為構成要素。
極權主義秉承了法國大革命的傳統，但在19世紀上半葉逐漸分道揚鑣，形成了以列寧、斯大林主義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左翼極權主義和以希特勒納粹主義為代表的右翼極權主義。塔爾蒙在《民族的神話及革命的意向》一書中指出：列寧闡釋了無產階級的普遍意誌；而希特勒則強調了國家和種族。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成為了極權主義的左右手臂,宛如兩翼，但卻有著相同的特質並相互融合，最終演繹了二十世紀可怕的一幕。
極權主義也被稱為“全權主義”，本意是指一個全能政府對全體個人進行全面管制的政體形式。美國歷史學家康奎斯特對此定義為：“在極權主義政體，國家不承認任何限制，並盡其所能力求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統治形態。因為極權主義不是為了人類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徹底地反對整個人類，反對一切人性，反對所有的文明。 “極權主義是人類歷史上一場最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原始目的是以國家機器來改造人性。在此之前，任何政府——不論是民主還是專制——都只是專註於管制人民的行為，極權主義還要管束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一般的威權統治只是治‘行’，極權政治則要治‘心’。”“極權主義是一種現代現象，它不同於帝國時期、王朝的統治；同時強調其現代性也是強調它力量的強大，不受限制，是理性的僭越和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表現為權力的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從物質到精神，從身體到心靈。我們從歷史上的極權主義國家可以看到納粹德國所謂的意誌的勝利，納粹德國、前蘇聯、中國都有過的改造人的精神、靈魂、造新人運動。這種烏托邦的理想設計基於人的德性：無私、忘我、利他，奉獻和犧牲，我們可以感到這已經帶有宗教性質，其與自由主義基於個人主義完全相悖。”
極權主義理論將極權主義分為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極權主義我們已經分析過，不再贅言。所謂後極權主義時代，也就是自由知識分子李慎之先生所言：“後極權主義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用蘇聯作家阿爾馬里克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松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制，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彌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彌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
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蔡霞指出：盡管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都是專制獨裁制度, 但兩者有著明顯的差異。政治學家喬萬尼·薩托利區分不同類型的專制獨裁制度。對照薩托利理論, 分析不同類型專制制度的核心特征, 就很清楚地表明中共政權是極權而不是威權。
布熱津斯基的著作, 一位研究共產主義制度的傑出學者也指出相似的結論。他寫道:“極權主義的兩個決定性維度是恐懼+意識形態。正是二者的極度結合造就了這一體制的其他特點。極權主義的極端性, 僵硬性以及控制的嚴密程度, 決定了極權主義不可能直接推進到自由民主制度,必須先有極權主義向威權主義的松動。”
第三，習近平到底要幹什麼？
習近平要將鄧小平（包括江澤民、胡錦濤）後極權主義複辟為極權主義，目的是建立一個與西方世界抗衡的法西斯紅色帝國。
具體而言，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版極權主義，它隸屬於蘇聯左翼極權主義，但它們之間也存在很多不同。鄧小平時代是後極權主義。習近平要走的路，就是從鄧小平後極權主義時代向毛澤東極權主義回歸。
習近平時代並未告別鄧小平時代，它繼續對外開放，繼續“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但它們之間也存在很大的不同。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路線帶有毛鄧的色彩，但似毛不是毛，似鄧不是鄧，毛的色彩重於鄧。習近平時代還在演進之中，他的紅色帝國沒有建成，也不可能建成。
綜上，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結束後，中國進入了鄧小平後極權主義時代。習近平時代是後極權主義時代向極權主義時代的回歸，它期待完成中國極權主義的歷史輪回，畫上一個極權主義的圈：它始於毛澤東終於習近平。
五、原因分析：形勢誤判和極權人格
為什麼習近平要重返極權主義？習近平的個人學識、性格以及認知能力決定了他對極權主義的路徑依賴。
第一，三個嚴重誤判
一是，對中國經濟實力的誤判。習近平對中國經濟實力的看法過於樂觀。中國GDP的確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經濟真正崛起並非依靠自身的經濟實力和科技創新能力，而主要是依靠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商機。中國被美國推入了WTO，從而成為世界工廠，又依靠不遵守世貿組織規則和高汙染、高能耗、低福利和低人權獲得了暴利。可以說，中國經濟是虛胖，靠經濟全球化這個“膨大劑”催大的，經濟創新能力並不強。2009年是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轉折點，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投資、內需和外貿都陷入困境。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紅利到胡錦濤時代已經耗盡了，必須進行全面的政治體制改革。
二是，對國際形勢的誤判。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鄧小平一直強調韜光養晦，特別叮囑第三代領導集體，“我們不要吹，越發展越要謙虛”，“不隨便批評別人、指責別人，過頭的話不要講，過頭的事不要做”，“韜光養晦應當繼續50年，不當頭，不當老大”。但習近平狂妄地拋棄了鄧小平的外交政策，甚至認為世界大勢“東升西降”，“時與勢”在中國這一邊。十九大後，他開始轉變了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
三是，對民意的誤判。習近平對中國人的想法並不了解，認為只要經濟發展，通過洗腦宣傳和依法治國（嚴刑峻法）就可以讓中國人服從他的領導。但他不知道，中國人早已今非昔比，已是見過世面的人。中國人的真實想法就是安居樂業，不折騰，不搞政治運動。政治體制改革可以慢慢來，民主化也不急於求成。但他們內心贊同自由民主和普世價值。
習近平執政九年，無論個人崇拜也好，國進民退也好，淡化文革也好，中國仍然是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中國列車盡管已關閉動力系統，但仍在鄧小平的軌道上緩慢滑行。在今天的中國，只要不涉及政治，老百姓的生活與鄧小平時代差異不大，“馬照跑，舞照跳”。這個現象恰恰說明，習近平回歸極權主義的過程並未完成，也難以完成。即使今天中國出現的仇視西方的情緒，基本上是民族主義導致的，這一點與毛澤東時代截然不同。
簡單地說，中國人很新，但習近平和他的時代很舊。
第二，極權人格
在一個民主國家，國家領導人的性格對政策走向的影響並不大，因為他的權力會受到議會和司法的制約，但在極權主義國家則不然，國家領導人的性格將對國家的命運產生重大影響。如毛澤東毛澤東的性格就具有強烈的遊民特征，體現為反社會性和殘暴野蠻。
習近平也一樣，他在未接班前極力掩蓋自己的性格，將自己打扮成憨厚愚笨的形象，從而使自己可以被中共各勢力集團所接受，但當他掌握權力後，很快原形畢露，極權性格彰顯無遺。《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曾指出，習最大性格特點，尤其在他這一代的紅二代中，是善於韜晦。這是他當年能在與薄熙來的博弈中勝出的關鍵之處。習貌似仁厚，實則心機很深。他深諳中共官場政治，這源於其幼年時的家庭遭遇，親眼目睹其中的黑暗與殘酷。加之其父的耳提面命，所以道行很深。習的骨子里是冷血蠻橫，一旦得勢就敢攤牌，翻臉胡來，整人絕不手軟。
習近平具有以下性格特征：
一、粗暴蠻橫
2009年2月11日，習近平在墨西哥會見華人時說：“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當時作為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且在國外訪問期間發布如此言論，反映出其暴蠻橫的性格。習近平執政後，他的這種性格特征表現充分。在他發起的反腐運動中，至今已有400余萬官員落馬。習一旦決定采取行動，會有一股“狠勁”和“匪氣”，不管不顧。
二、思想僵化
為什麼習近平在文革時代遭受迫害，相反會對毛澤東和他的極權主義路線產生好感，而對自己父親的改革思想不屑一顧呢？因為習近平是在文化大革命時代成長起來的，加之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特別對西方現代文明缺乏基本了解。毛澤東的極權主義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他的價值觀，塑造了他極權主義人格。極權人格決定了他對獨裁的偏愛，而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和普世價值的反感。
三、虛榮和好大喜功
1998－2002年，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參加了一個“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政治教育專業在職博士學位班”，而實際上他沒有參加過博士課程的學習，卻最終取得了清華大學頒發的法學博士學位。
習近平虛榮心強，文化低被人瞧不起，於是常在演講中背書單炫耀自己博學多才，滿腹經綸。他愛在講話中引經據典，但由於不理解其義，常鬧笑話。由於習近平知識結構不完善，加上他好虛榮的性格，致使他對中國的歷史、國情、民心以及國際形勢都出現了嚴重的誤讀。
習近平不懂經濟，但剛愎自用。雄安新區就是他的拍腦袋工程。他將雄安新區確定為國家級開發區和千年工程，與上海浦東、深圳經濟開發區等量齊觀。但該項目沒有進行嚴格的科學論證，忽略了它的嚴重地理缺陷。習近平的好虛榮還體現在他出訪外國的大撒幣上。
四、心胸狹窄
1982至1985年，習近平在河北省正定縣任職的三年多時間里。當時他的上級領導人是高揚。高揚，原中央化工部部長，時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其間，傳說習仲勛給高揚寫了封信，建議提拔習近平為省委常委。但高揚在省幹部會議上公開信件，並表態“這不符合黨的政策，我不準備這麼做。”無政績卻伸手要官，如此名聲和升官無望使得習近平在河北省呆不下去了。於是習仲勛私下里去求胡耀邦。後胡耀邦把習近平安插到福建省廈門市當副市長。臨行前，習近平向高揚辭行，高揚說“你是中央管的幹部，來去自由，不用向我辭行了。”他的話讓習近平很尷尬。
若幹年後，高揚逝世,習近平作為後任黨校校長和前下屬，沒有向前任校長高揚的遺體告別，也沒有出席追悼會。習近平因為八卦小書《習近平與他的情人》，而成立專案組由孫力軍策劃實施了跨境綁架香港銅鑼灣書商事件。該事件成為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導火索之一。
綜上所述，習近平粗暴蠻橫、好虛榮的性格決定了他不適應憲政民主制度。如同拜登總統所言，他骨子里就沒有民主。習近平思想保守僵化的性格決定了他難已接受西方文化。他心胸狹窄和外強中幹的性格使他猜忌多疑，難與同僚共事。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童之偉先生在《極權人格與薄熙來之敗》一文中總結了十大極權人格特質。他認為，極權人格反民主；蔑視人權；容不下不同聲音；人際關系中“鬥”字當頭；醉心於權力意誌；逆我者亡，順我者昌，睚眥必報，毫不含糊；反法治；對權力狂熱追求和行為沒有底線。比較習近平的性格特征和言行做派，他的性格屬於較為典型的極權主義人格。
六、習近平的路能走通嗎？
有分析人士指出：“習近平的紅色帝國道路顯示了一個大國統治集團的知識水平是何等老舊，對世界大勢的把握是多麼的失之千里，對自己的自信是何等盲目，對未來目標的設計是何等的好大喜功，在重大歷史轉折關頭是何等的自私自利。無論經濟還是民心都已經支撐不了這個夢想的實現？紅色帝國之路註定是走不通的，並且是極有可能給國家民族帶來災難的。”我贊同這個判斷，理由如下：
第一，中國已不具有極權主義的歷史背景
極權主義的產生一般來說與國家民族危難、魅力型領袖和民眾被長期宣傳洗腦的歷史背景有著密切關聯，但今天的中國這些都已不存在。習近平用百年前西方列強入侵中國來喚醒中國人民族苦難感很難，因為今天中國人生活在和平年代，且相對富足。模糊的歷史記憶和多年來眾多學者對百年恥辱真相的客觀解讀已經消解了中國人“救國圖存”的激情。習近平的權力繼承於前任領導人胡錦濤，這決定了他無法達到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的威望。
四十年改革開放已經讓中國人民智已開，官方謊言欺騙很難。正如徐賁所言：既然民眾越來越不相信這些意識形態謊言，這些謊言就只能依靠強制手段才能維持著存在。這樣的謊言具有一種犬儒式的“透明度”，聽謊者心知肚明，說謊者對聽謊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雙方煞有介事地玩著“扮傻遊戲”，只要誰也不公開說出來。
第二，中國經濟無法支撐他的帝國夢想
中國固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停滯期，亟待進行結構調整和政治體制改革。習近平的九年執政加速了中國經濟的危機，支持中國經濟崛起的民營企業已經難以為繼。總之，中國經濟實力根本無法支撐習近平的極權主義紅色帝國夢。
經濟學者程曉農指出：“過去20多年里，中國的經濟增長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之上，不可能再複制，因此那種繁榮也是一次性的，絕無持續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又積累了一系列幾乎無法解決的嚴重困難，也使中共再難謀求經濟繁榮。
首先，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嚴重依賴房地產開發帶來的出售土地收入和售房稅收。今年6月4日中共財政部下令，地方政府的售地收入將改為稅收，由中央財政掌握；今年7月1日起，先在滬、浙、冀、內蒙、皖、滇等省市施行；明年1月1日起，全國統一如此辦理。這個中央財政因缺錢而采取的措施，對地方政府而言是個致命打擊。地方政府為基礎建設和開發房地產所發行的巨額債券將無法償還，會引起證券市場的震蕩。
其次，中央財政的上述政策還將動搖房地產市場。商業銀行已有巨額資金投入土木工程，或成為買房者的購房貸款，銀行非常害怕房地產泡沫破滅，否則銀行的壞賬會急劇上升，殃及銀行的安危。
再次，高房價已經把工薪階層擠壓得節衣縮食付房貸，而年輕一代僅憑節衣縮食也很難買房成家；同時，很多行業因為不景氣而大量裁員，留下來的員工也減薪，所以就業勞動力的平均收入在下降；再加上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快，老年人的消費有限，這三個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十幾億人口的消費能力再也無法拉動經濟。
房市、財政、銀行紛紛陷入吃緊狀態，不但經濟繁榮再難重現，而且高失業率和低工資體現出來的經濟困難日複一日地加劇，中國經濟上的“好日子”就這樣終結了。今後的中國經濟前景再也無法與那兩個景氣年代同日而語，通貨膨脹高企和實體經濟每況愈下，將成為“新常態”的新特征。現在大陸部分年輕人開始流行的“平躺”生活模式（即不求職、不求偶、不結婚、靠父母的退休金過最低檔次的生活），在相當程度上正好反映出他們這一代人對未來的悲觀情緒。”
第三，沒有民意基礎
2013年4月15日，《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推出的網上民意調查問卷名為《“信心?信念?信仰”調查》。該項民意調查的內容共分四項：“1、您是否贊同中國共產黨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加快推進改革？2、您贊同“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利於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說法麼？3、您贊同“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帶領人民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說法麼？4、您對中國“一黨執政、多黨參政”的制度怎麼看？”每個分項下有四個選擇：A、完全贊同；B、贊同；C、不知道（不清楚）；D、不贊同。
北京時間4月15日下午2時左右，《人民論壇》該項調查結果與投票網頁全部關閉。關閉前，投票結果顯示：“1、您是否贊同中國共產黨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加快推進改革”，選擇“不贊同”的高達75.40%；對“2、您贊同‘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利於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說法麼”，選擇不贊同的為82.33%；對“3、您贊同‘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帶領人民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說法麼”，選擇不贊同的為83.85%%；對“4、您對中國‘一黨執政、多黨參政’的制度怎麼看”，選擇不贊同的為81.32%。
經濟學者何清漣指出：“這次民意調查自信心滿滿開始，以惶惶遁去告終，充分說明，中國執政集團與為其服務的宣傳系統，已經成了一個自我封閉的政治暴力系統。無論是對人民與政府的關系，還是對中國的真實民意已經缺乏基本認知，甚至愚蠢地將自己營造出來的“民意”當作真實民意。”
這次難得體現民意的調查顯示，大多數中國人認同普世價值和主張憲政民主改革，習近平重返極權主義和打造紅色帝國沒有民意基礎。
有意思的是，2020年7月8日，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阿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發布最新研究《理解中共韌性：中國民意長期調查》，顯示2016年中國人民對中共政府的滿意度高達93.1%，創2003年該調查進行以來新高。但該中心忽視了極權統治下的中國人是用腳而不是用嘴表達他們真實想法的。
第四，官僚集團躺平
習近平上臺後，下手最狠的就是官僚集團，整得官員們官不聊生。2009年至2016年八年間，共243名官員自殺，其中過半選擇跳樓。其余的自殺方式分別是上吊，服毒、失蹤、開槍、撞火車、溺水和割腕等。十九大後，人們發現中共腐敗並沒有減少，相反更隱蔽，也更嚴重。貪腐的原因固然與官員們的墮落有關，但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使然。習近平不改變制度而僅僅嚴懲貪官，就類似於“養豬殺豬”。2018年8月26日，中紀委公布了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該條例可謂嚴刑峻法，條例僅開除黨籍就有45項。習近平想用這些中共家法像繩索一樣將9500萬黨員捆起來，讓他們不敢妄議朝政，不敢貪腐，只能做黨奴。但結果適得其反，既然動輒得咎，這些本無政治信仰的官員就幹脆懶政、怠政，只動口，不動手，“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第五，中國潛在的巨大反抗力量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官方無意識地培養了七種反對力量，這些反對力量都是以往所不存在的，都是這些年維穩和高壓彈壓導致的。
第一種是這些年來數以千萬計的三無農民，最大的估計數字是六千萬，少說也有三千萬。三無農民就是沒有土地，沒有房基地，房子也被拆了，又沒有工作。整個流民的主體部分就是他們，這已經變得非常危險了，他們沒有任何社會保障，處在社會最底層，艱難地生活。這部分人要改變自己處境的動力是非常大的，只不過他們是農民階層，沒有組織。一旦被其他組織，其他政治勢力所裹挾，這部分人的破壞力是非常大的。
第二種是近年軍隊的退轉軍人，他們的遺留問題非常多，複轉以後的待遇問題很多都沒有得到妥善解決。
第三種力量是宗教反對力量，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地下教會和宗教組織，也包括民間的佛教道教組織，這些年也都是受到了高度打壓。
第四種力量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反對勢力。
第五種力量是這些年來由於各種各樣的強拆，各種各樣的法律官司冤案以及下崗補償不足帶來的浮在社會中間層的上訪人員。
第六種力量是不能充分就業的大學畢業生。這些人是新興的80後，90後人員，網絡技術很好，現代意識很強。未來會形成很大的，像茉莉花革命中那樣的沖擊力量並成為它的主體。
第七種就是知識分子。沒有哪一朝代能把左右兩邊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得罪了。除了拍馬屁的少數人之外，整個知識界，左翼也說他們不好，右翼也說他們不好。一個執政當局居然讓整個知識界都批評他，而且持續批評的力度越來越強，這前所未有。
馮崇義從另一個視角描述了中國反對習近平極權主義的自由主義群體。他認為，實際上，中國社會的健康力量，特別是中國自由主義陣營的六路人馬，一直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對習近平紅二代的倒行逆施和複辟回潮進行頑強的抵抗。
一是自由知識分子或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盡管他們言路受到更多限制，但仍然為憲政民主事業繼續發聲，追求自由權利和社會公正、傳播憲政理念、抨擊專制腐敗、探討轉型路徑。
二是黨內民主派。盡管終於失去了”炎黃春秋”和”共識網”最後兩個集體言論平臺，他們追求憲政民主的理想目標更為明確，仍然一方面化整為零各自為戰，一方面轉變為潛伏力量待機而動。
三是民運異議人士。他們在國內的活動空間幾乎全部喪失，但仍然高舉著自由、民主、人權、憲政、法治的旗幟，堅守著海外陣地並保持與國內民眾千絲萬縷的聯系。
四是基督教自由派以及崇尚宗教信仰自由的其他人士。
五是維權律師。這幾年，他們成為中共重點打擊對象，但並沒有被打垮，抗爭的隊伍在法律共同體及其他民眾或明或暗的支持下更加壯大，特別是”709律師”和他們的支持者們勇敢面對黨國系統嚴酷的打壓，臨危不懼、處變不亂。
六是草根維權人士。他們仍然頑強地戰鬥在公民維權的第一線，既有忍無可忍時奮起與中共打手正面交鋒，也有采取迂回策略進行纏鬥和軟抵抗。即便是面對中共嚴苛的“清網”摧殘，以憲政民主為核心理念的微信群遍布網絡。
當下中國這六股自由主義群體已經形成了大象無形的自由民主大聯盟。
七、習近平時代的落幕
第一，習近平結局
我的看法是有幾種可能性：第一，掌握軍權，退居幕後。第二，被罷黜。像蔡霞所言，中共黨內改革派逼宮，如任誌強所言再來一次抓捕四人幫，讓其交出權力。第三，死於非命。第四，習近平長期執政。
就目前局勢而言，習近平在二十大上繼續執政的可能性較大。但即使習繼續執政，也不能排除之後發生前三種可能性。即使習再執政二十年，他也終將老去，陷於接班人危機。習執政時間越長，中共崩潰的時間就越快。
第二，中共結局
馮崇義認為，黨國沒有紅三代，極權黨國無法傳承給紅三代，無論紅二代們如何折騰，革命政黨在暴力奪權後實施一黨專政，迄今沒有連續執政達到八十年的先例。在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幾個政黨中，蘇聯共產黨從1917政變成功到1991蘇聯解體，執政74年；中國國民黨從1928年一統江湖到2000年中華民國第一次政黨輪替中下野，連續執政72年。朝鮮勞動黨是1948年上臺，中共是1949年上臺，這兩個政黨雖然茍延殘喘，能突破“七十年大限”的機會很小。
蔡霞認為，中共不是鐵板一塊, 她從1986 年起在中共黨校系統工作, 三十多年與中共中高層官員的接觸經歷,至少有 60%–70% 的中共中高層官員是了解現代世界文明進步趨勢的。他們懂得只有民主憲政政府才能使中國長治久安, 才能使自己獲得人權保障與人格尊嚴和人身安全。中共黨內的有識之士是認識到美國的善意的。
中共貌似強大, 但這個改良的新極權主義斯大林專制政權內部是相當脆弱的。中共有惡龍一樣的野心，但只是個紙老虎。在某些情況下, 有許多因素可能導致意想不到的局面突變, 甚至政權的坍塌。她認為這些因素包括: 經濟模式的不可持續性例如高水平的負債率; 其虛假浮誇的意識形態宣傳與真實現狀之間,其在市場與國家之間相互沖突的分配雙軌制, 其不斷擴大的社會貧富懸殊, 其持續不斷的腐敗問題, 其最高權力繼任方面的激烈內鬥等內在固有的無法克服的矛盾沖突。習近平的過分多疑和狹隘猜忌導致其在內部不斷清洗異己, 這些帶來中共內部中高層官員的極度不安全感, 以至於人人自危。
目前有兩種觀點需要註意，一是反習與反共的問題，二是支持習近平連任加速中共滅亡的問題。反習，阻止其二十大連任與反共並不矛盾，因為反習本來就是反共，阻止習近平二十大連任，勢必會撕裂中共統治集團。中共新統治集團要維持其統治必須對中國人民的憲政民主呼聲予以回應，重新返回後極權主義時代，並最終在人民的壓力下走向民主自由。這個過程可能是改良，也可能顏色革命甚至是暴力革命。其次，有很多民主人士將習近平稱之為總加速師，認為他的瞎折騰對中共的統治起到嚴重的破壞作用，並由此認為應該支持習連任，讓他加速中共的滅亡。這個想法看似有理，但忽視了習近平的加速不僅會讓中共覆滅，也會給中國帶來深重的災難。如果他悍然軍事攻擊臺灣，甚至瘋狂動用核武器，如同今天普京的叫囂一樣，2300萬臺灣骨肉同胞將會生靈塗炭。
結束中共極權暴政，我們需要信念、勇氣和智慧。
定稿：2022年2月28日於風陵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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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鼓晨鐘：公正評價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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