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的各種樣貌
在門人的記錄中，理學大師朱熹（1130-1200）對於讀書，尤其是閱讀經典作品的態度是相當嚴謹的。
在讀書的地方，朱熹留下了「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寒心，切已體察」這段話，指出閱讀時應有的姿勢及態度。[1]從這段文字，我們可以想像年少的朱熹準備科考時「寒窗苦讀」的身影，他正襟危坐，雙眼凝視書本，口中念念有詞地閱讀書中文字，一字一句試圖消化先賢聖人的思想成為日後認識乃至改變世界的資本。不過，他讀的是什麼書呢？
或許朱熹讀的可能是《春秋》，這部在北宋中期沒有納入科舉範圍的經典，甚至在王安石變法時期從學官去除。至於他看的《春秋》以什麼形式存在？十來歲的朱熹讀的可能是蝴蝶裝的官印本《春秋》，但如果是繼承自他研究程學的老師胡宏（1105-1161），那些逃過戰火的幸運藏書，他手中的書籍也有可能是手抄本。他閱讀時的姿勢與態度與我們又有幾分相似，但今日人們讀書的姿勢和心情卻是千奇百怪，而我們讀小說和讀參考書時的態度有時也大不相同，甚至讀這兩類書的時間地點也可能不同，比方說坐在馬桶上看書甚至用3C產品閱讀電子書。今日世界的閱讀似乎是件稀鬆平常，甚至是平凡無奇的活動，但回到南宋，回到朱熹的書房，當時的人擁有與今日不同的思想世界，他們的心靈活動和對各種事物的認知顯然不能單純以現代的眼光看待。探討朱熹的閱讀，可以了解朱熹作為準備科舉的學生面臨制度化的科舉如何整理及消化經典知識；另外，將朱熹的閱讀實踐放在當時的社會脈絡下，我們可以知道科舉制度這個牽動許多人的活動和宋代印刷事業發展之間的關係。
科舉制度不只牽涉考生和出題的官員，科舉由多個環節組成，走進考場前的教育養成、閱讀活動和各種因應教育而蓬勃發展的事業，甚至交通方便與否也牽涉其中。總的來說，科舉作為一種文化與政治活動，參與其中的人群其實相當多樣。
在此筆者要澄清的是，這不是篇著眼於朱熹學說或南宋理學的文章。另外，選擇朱熹作為討論宋代科舉用書與士人閱讀實踐的個案研究顯然並非適合人選，因為他並不算是「典型的」宋代士人。選擇朱熹這個特殊案例是因為朱熹雖然為重要的理學家，他的學說在南宋後期成為儒學主流直至清末，但朱熹和其它同時代理學家所處的學術環境卻是多元甚至時有衝突的。最後，不可避免的，即他的知識養成和傳授同樣也受到正在蓬勃發展的印刷事業影響。
以本文主角，年僅十八歲即中進士的朱熹來說，他如何閱讀經典？在朱熹的學習與閱讀經驗裡，印刷業的發展對他和眾多士子來說又有什麼樣的影響？與北宋相比，南宋的印刷書數量有上升趨勢，但此時手抄書仍佔有一定比例，我們可以推測當時準備科舉的士人手上擁有的書籍部分是印刷書，一部分可能是自己抄的或是繼承自前人的抄本。走進朱熹的書房，我們會看到什麼樣的景象？他又會以何種方式閱讀？
士人、書籍、閱讀
如果要探討朱熹所處時代的出版與閱讀狀況，我們必須回到南宋（1127-1279）的社會中。
經過戰亂，南宋初期的政治在戰與合的爭論中傾向了主張合平的論調，而此時的儒者面對劇變，他們想知道這一切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為何北宋經歷兩次變法，文人的理想發揮到現實政治上的結果帶來的卻是如此悲慘的境遇？[2]從這些疑問出發，儒學在南宋的發展有了不同面貌。企圖找尋北宋滅亡原因的儒者在經典與歷史經驗中尋找答案，進一步對佛老思想、道統、皇帝威權等概念產生評論，南宋初期的儒學理論便在各種不同的思維中相互對話，朱熹、陸九淵（1132-1180）、張栻（1133-1180）、呂祖謙（1137-1181）等人便是誕生在這樣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
南宋科舉制度承襲自熙寧變法（1069-1076）的影響，進士科取代明經科成為取士的主要途徑。進士科分經義與詩賦兩類，經義加考熙寧變法時期取消的《春秋》，同時也容許考生使用王安石《三經新義》的註解；詩賦則和經義一樣需要考策論，而參加詩賦的考生數量有上升趨勢。學校制度仍然存在，王安石變法的理念仍有發揮影響，太學三舍法雖然於地方官學不再施行，但太學生仍能以升舍的方式入仕。南宋參加科舉的人數大為增加，這個現象使士人群體逐漸擴張並在社會上佔有一定地位，許多士子在官場生涯不如意的狀況下結束短暫的官職回到家鄉或寄居外地任教。各地的士人不斷往來交換彼此學說，而名士所在之處往往能吸引慕名而來的聽眾。
擴張的士人群體帶動了書籍市場的蓬勃，對各類書籍的需求誘使書商印製更多書籍，這些書從科舉必備的各類經典到經史子集作品皆有，例如蘇軾和歐陽修文集在當時頗受歡迎；宗教書籍如佛道教經典，甚至是占卜用的卦書、具有百科性質的類書、地圖、畫譜等都應有盡有。[3]從今日保存的書目來看，南宋已有相當多樣的圖書在日常生活中出現，人們接觸書籍的機會大為增加，而準備科考的學生比起北宋人又能閱讀更多不同的書籍。北宋時期，士人往往要到開封的藏書之家向人借書來抄，吃閉門羹的情況也屢見不鮮，例如劉恕（1032-1078）在開封碰上的窘況。剛來到開封的劉恕想要向人借書卻屢遭拒絕，連他的朋友都不禁為他感到同情，不禁評論這是個信任難得的時代。[4]
回到朱熹身上，大體來說他所處的時代擁有較多接觸書籍的機會，而朱熹的成長環境也對他的學習過程造成影響。朱熹的父親朱松（1097-1143）也曾經任官，因反對和金政策而被貶至福建，在朱熹出生不久後連縣尉的職務也被革除。朱熹在南方的生長環境有不少因政治因素而未出仕的學者圍繞，形塑了他對經典知識的態度。
科舉制度對書籍出版的影響，可以從一些類型的圖書在此時出現找到彼此的關連性，例如經圖的出版。由於科舉考試的內容出自儒家經典，學生準備的書籍自然以官方規定的幾部重要經典為主如《周禮》、《詩經》、《尚書》等。經典文字必須被牢牢記在考生腦中，才能在寫題時引用適當章句。在閱讀消化經典內容的過程中，有些概念往往是抽象的，例如《易經》中太極、陰陽或掛變的論述，如無其它說明或是教師指引，學生不一定能夠了解其內容；《周禮》中的各種器物與服飾，如無實際形象恐怕也難以從字面上理解。因此，經圖的作用是以圖像形式說明經典中可能過於抽象的概念和文字無法完整傳達的物件，經圖也包含地圖、姓氏表和人物肖像等具圖解性質的內容。
圖片說明：跑去學校圖書館照的17世紀版本《六經圖》，其他照片不知道跑去哪了orz
經圖在過去的官刻石經裡已經可見雛形，尤其集中在《易經》與《周禮》的石經上，例如在1165年於江西刻印，由南宋人楊甲整理繪製的《六經圖》，它的出版可能顯示了當時人對於這類書籍的需求。[5]《性善堂稿》中「乾道間昌原士人楊甲為六經圖，頗便觀覽，好事者版行之天下」[6]這段記錄，說明了經圖對理解經典內容的幫助，這條史料也能夠一窺南宋出版狀況的發展，這些「好事者」會不會是經營印書舖的商人？他們顯然是察覺這部書的商業利益而將這部《六經圖》出版。
圖像與文字間的關係在經典閱讀時的重要性，從經圖這一類書籍在南宋的興起，值得讓我們重新思考儒家教育的內涵與形式，在下個章節會有進一步的討論。
「讀書法」：當學問碰上科舉
根據學者劉子健先生的整理，我們可以從以下的敘述中看到一群南宋特殊的知識人口。他們是所謂的理學家，在南宋初年因政治動盪而多受壓抑，在秦檜過世後這些人群開始在政治上有所伸展，甚至促使南宋理學成為後世儒學大宗：
他們頭戴尖頂高帽，便裝時又著圓帽，寬袍大袖，內襯白細薄紗。他們舉止規範嚴格，直身正坐，度步直視，鞠躬深緩以示敬意，言語威嚴而少以手勢相助。[7]
由這段敘述可知理學家對自己有一套異於一般儒者的生活習慣來貫徹對「道」的認識。在門人的記錄中，朱熹的生活多少也符合這樣的模式，他也講求生活的規律性和進行各種活動的合適時間，例如他認為適合讀書的時間是關門閉戶的晚間時刻。[8]然而，理學家在儒學上的影響是漸進的，直至朱熹逝世，他的理念還不是當時的學術主流甚至備受打壓。這些理學家對於道的認識和當時的學術取向雖然時有衝突，但是他們依然在書院主持教育的工作，他們的教育內容也包含科舉所需的知識，教授如何準備科舉的同時，學者仍然試圖將道學融入經典教育中。以朱熹門人所撰的《朱子讀書法》為例，其內容以教人如何讀書為主，裡面也包含了許多朱子的學術理念、修身的態度和對時人參與科舉產生的各種弊端的批評。
接著是這些儒者在教育學生時的狀況。在結束短暫的官職生涯後，有些士人回到原籍或是寄居他鄉進行教育工作，在地方官學佔有一職或受聘成為大家族合辦的私塾教師。他們教授的內容同時也是自己過去準備科舉時的那些經典，教出更多參加科舉的學生。有時這些教師教授的不只限於科舉教育的內容，他們提出自己的想法形成門派，他們的學生有的成功進入官場，有的則留在先生教書的書院成為長久跟隨的弟子。無論是朱熹、張栻、呂祖謙或陸九淵，由其學生所形成的門派，南宋儒學多元且相互影響的風氣便在這些名士弟子的散播下使理學逐漸成為儒學主流。那麼，在這些學者的課堂上是怎樣進行教學的？
從現有的南宋書籍來看，這些經典以今日眼光看來是難以閱讀的。由於沒有標點符號，斷句工夫的養成便是在先生教書時訓練，例如朱熹提到讀書時要把文字一個個清楚唸出來而且不可缺漏或顛倒。[9]這項叮嚀指出讀書時口語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如此猜測，把字唸出來或許就能解決沒有標點符號的問題。這樣的記錄使我們建構出宋人可能的閱讀方式，即口語在閱讀時的角色，透過讀出書籍中的文字，讀者在視覺與聽覺上同時接收文本內容。
在南宋這個書籍數量增加的時期，人們能夠接觸的書目也變得多元，對單一文本的閱讀方式可能也會由精讀轉為多樣性的博讀。有趣的是，朱熹對於「精讀」的呼聲也屢次在門人的記錄中得見，甚至譴責他人讀書速度過快：
先生問子武看《詩》到何處。對曰：「至〈大雅〉。」先生大聲曰：「公前日方看〈節南山〉，恁地快！恁地不得！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開板便曉，但於意味恐不會得…」[10]
這段文字除了表現朱熹對讀書不可太快的呼籲外，也可以推測當時人，尤其是準備科舉的學生可能犯下的讀書過快的毛病，而前述的引文則提到了朱熹在教導學生閱讀經典時的要求，那麼朱熹自己又如何閱讀呢？我們又能從《朱子讀書法》中一窺朱熹的讀書方式：
凡讀書須整頓幾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仔細分明，讀之需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少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11]
除了要求環境整潔外，身體在閱讀時的姿勢對他來說也相當重要，另外也可看到朱熹對字句精讀的要求和口語的搭配。然而我們必須留意的是，這段文字所指的應該是閱讀經典而非泛指閱讀所有的書籍，我們可能無法得知朱熹讀當時的「休閒讀物」（如果他會讀的話）是用什麼態度和姿勢在閱讀。
從《朱子讀書法》中看到的各種對於閱讀方式的指導可以知道當時的人，以朱熹來說，是相當關心閱讀行為的，他譴責粗淺的閱讀、讀太多，甚至是寫作太多，這些現象與參加科舉的人數增加似乎存在某種關連，而此時期經圖、類書等具百科性質的「參考書」的出現可能也與讀書人的增加有關。雖然朱熹可能是個特殊案例，但他也參與過科舉，在準備科考時他也和多數考生一樣面對制式化的考試制度，我們不能斷言他的思想完全沒有受到科舉制度的影響。
小結
南宋的科舉制度承襲北宋熙寧變法的精神，取士方向亦受到當時儒學發展的影響，經典成為主要的取士標準，而南宋的經部書籍也比過去更為擴充。投身科舉制度的學生不斷增加，教育制度無論是官方或私人運作也多少順應了這個潮流，就連屬於理學一派的儒者也不得不在書院中教授應付科考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印刷書在此時期也大量增加，並在重要城市如成都、閩南、杭州等地形成重要的製書中心，人們接觸書籍的機會逐漸增加，而士人群體的擴大多少也替書籍的擴散作出一定的貢獻，甚至連書商和刻工有時也屬於這個群體，顯示大量參與科舉卻沒有得到功名的學生擴散到各個社會階層，因為這些人有共同的知識基礎，他們回到故鄉後也有助於提升地方的知識水準或成為地方上的重要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書籍數量雖然有增加趨勢，但書籍價格是否會因為數量增加而降低嗎？如果把南宋的經濟情況加進討論會有更明確的結果，但是因為篇幅關係無法在此多做討論，只能點出這個問題的存在，不能將書籍數量這個現象直接導向書籍價格下降這個結果。[12]最後，多元的出版也說明了南宋生活方式的多樣性與轉變，但仍然要注意這些變化的影響範圍，此時的中國仍然以農業為主，生活步調快速而多樣的城市彷彿海中孤島散落在廣大的鄉村之中。
註解
[1] [宋] 張洪、齊□同編，《朱子讀書法》（臺北：臺灣商務，1972）。頁10。
[2] James T. C. Liu. “How did a Neo-Confucian School Become the State Orthodox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3, no. 4 (Oct., 1973), p. 488-489.
[3] K. T. Wu. “Illustrations in Sung Print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28, no. 3 (July, 1971), p.173-195.
[4] 參見Joseph P. McDermott的“Book Collecting in Jiangxi During the Song Dynasty”，收錄於Lucille Chia, Hilde DeWeerdt,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Leiden: Brill, 2011).
[5] [宋]楊甲編著，毛邦翰補，《六經圖》（臺北市：劉燕夫，1987）。本文使用的版本有三：第一是1987年出版的私人藏書影本（已在2009年被拍賣），原書可能為重印的明代監本；第二是不分卷的康熙年間瀨上潘氏禮耕堂刊本，缺《易經》與《詩經》部分；第三是只截取詩經圖的《毛詩正變指南圖》，為淸康熙間潘氏禮耕堂刊本。另外亦有參考清代鄭東里編輯的版本（淸乾隆九[1744]年鐫，述堂藏板）。
[7] James T. C. Liu. “How did a Neo-Confucian School Become the State Orthodox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3, no. 4 (Oct., 1973), p. 497. 中譯版見田浩（Hoyt Tillman）著，《朱熹的思維世界》（南京：江蘇人民，2009）。頁17。
[12] 相關研究參見Reinhard Wittmann的“Was There a Reading Revolution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收錄於Guglielmo Cavallo and Roger Chartier,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Oxford: Polity Press, 1999), pp. 302-303.
創作內容
[談史] 走進文人的書房：南宋科舉用書與士人的閱讀
《紐約驅魔師》三部曲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