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美日關係在整個30年代都處在緊張狀態中。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在於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政策。1931年對中國東北的侵略，對維持太平洋不穩定均勢的條約體系（1922年的《九國公約》和1928年的《巴黎非戰公約》）提出了嚴重挑戰，日本開始了它的獨佔政策來取代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的武力征服過程。

雖然美國奉行孤立主義，實際上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羅斯福曾經考慮對日本實行禁運。禁運幾乎是羅斯福手中唯一可玩的牌，但是這張牌還打不出來。芝加哥「防疫」演說引起的反應,顯示美國公眾輿論對羅斯福的建議暫時還不能接受。而且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和海軍的許多高級將領也反對對日本實行禁運。

※1937年10月5日，羅斯福在進行橫貫全國的巡視途中，選擇當時美國孤立主義情緒最強烈的芝加哥，發表了一個著名的「防疫（Quarantine Speech）」演說。這段演說在國際和國內都引起很大反響。日本政府宣佈拒絕參加討論中日兩國關係問題的任何國際會議。國內，孤立派和出口商大為惱火。《華爾街日報》直截了當地警告羅斯福： 「總統，停止煽動戰爭！」 《商業週刊》認為羅斯福是在「煽起日本人進行軍事報復。……防疫意味著戰爭」。勞聯作出決議：「美國工人拒絕捲入歐洲戰爭或亞洲戰爭中去。」馬文、霍華德這些有影響的新聞界人物提醒羅斯福，美國對中國的一年貿易額，還抵不上美國與日本打一個星期仗的戰爭費用。

而民間方面，根據美國《財富》雜誌在1940年7月就日美貿易問題，向全國企業界人士作了一次徵詢意見的調查。在接受調查的15,000名企業界人士中,包括大型企業的總裁、750家大公司的董事和經理中，主張「綏靖」的占40.1%、主張「順其自然」的占35%、主張強硬對付的占19.1%，其中主張以武力相威脅又只占29.4%，被詢問的人中絕大多數主張應該和日本繼續進行貿易。

可隨著1938年日本在中國戰場侵略的速度加劇，終於讓羅斯福得到機會作出了有針對性的反應：5月17日,國會根據他的要求通過了10年建造軍艦115萬噸的龐大的海軍擴建法（Naval Act of 1938／又稱文森法，因海軍事務委員會主席卡爾?文森提出而得名）；6月30日英、美、法三國海軍訂立相互使用港口協調行動的協定；使日本更加惱火的是美國在1939年7月26日宣佈1911年《美日通商航海條約》在1940年1月26日到期後不再續約。

儘管如此,這一行動仍不過是羅斯福根據日本的行動作出的有限反應,因為不再續訂商約,不等於中斷兩國間的貿易關係。這一行動的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它向日本表達了一個並不十分明確的信號,美國對日本的行動不會不作反應。

時間推進到1939年8月，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和9月歐戰的爆發，這兩件事給日本統治集團內部的「南進」派注入一劑強心針。隨著1940年4月15日,在希特勒侵入北歐並即將對荷蘭下手之際，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公開發表聲明，為進攻荷屬東印度製造輿論。針對此事美國迅速作出反應。


※隨著德國在1940年5月占領了荷蘭全境，英國也隨後跟著占領荷屬西印度（荷屬安地列斯），這使得日本和美國的目光聚焦到荷屬東印度這塊土地上。美國國務卿赫爾公開重申，美國支持荷屬東印度維持現狀，同時也和羅斯福私下說服倫敦方面否認有任何干涉荷屬西印度的意圖。儘管採取了這些措施，東京方面仍迫使荷蘭做出保證，每年至少從該島向日本輸出主要包括石油在內的13種原料。

赫爾在4月17日奉羅斯福指示公開聲明：對荷屬東印度內部事務的干涉和改變其現狀，都將損害整個太平洋地區的穩定、和平和安全。美日兩國為了在荷印問題上取得一個臨時解決辦法,在1940年6月初開始，在東京舉行了為時數周的雙邊會談。

正當美日雙方為荷印前途進行斟盤的時候,羅斯福採取了一次令人注目的「威懾行動」。美國太平洋艦隊在1940年春集結在夏威夷，這是針對日本擺出的一種姿態。艦隊司令理查森（James O. Richardson）本來奉命在5月9日率領艦隊回美國西海岸進行訓練。可是在發生荷印危機的情況下，羅斯福命令艦隊繼續留在夏威夷。

美國軍方對羅斯福的這種姿態表示疑慮，而理查森上將也認為用軍艦示威來為外交服務是「幼稚的」行動,因為他的艦隊未作任何準備,而且缺乏訓練。引此他堅決要求把艦隊調回美國西海岸基地。

羅斯福在說明他不把軍艦調回的理由時,著重在心理因素,他說, 「如果我能夠很好地說清楚，使美國人民和日本政府都相信我們把軍艦調回西海岸而不表示我們往後退的話，我才能相信讓軍艦留在西海岸是必要的。」羅斯福認為把軍艦留在珍珠港，對日本未必是一個有效的威懾手段,可是此時此際把軍艦撤回國，肯定會使國內外都認為美國害怕了。

羅斯福採取的警告性的零敲碎打的禁運和有限的軍力示威等等措施,當然不會使日本止步。他在1940年7月迫使英國關閉滇緬公路三個月，8月迫使法國同意日本軍隊進駐印度支那北部,

9月27日，德、意、日三國公約（Tripartite Pact）在柏林簽字。對此，美國把它作為一個全域性問題來對待，因為公約第三條是警告美國不得捲入歐洲和亞洲的戰爭。10月4日，羅斯福在內閣會議上非常嚴重地談到了德、意、日三國公約簽訂後美國面臨的局勢，據史汀生當天的日記記載，美國在會議中決定「要做點實際的事，讓日本明白我們是認真的，我們一點也不怕他」。

內閣中的強硬派提出了對日全面禁運的主張，可是軍方反對領袖對日本採取激怒措施。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和史塔克（Harold Raynsford Stark）認為,最近將來與日本開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美國沒有在太平洋方面做好準備，而且對希特勒的戰爭和支持英國比對付日本更重要。實際上美國軍方的意見較偏近羅斯福的意見。

1940年11月30日，羅斯福宣佈撥下一筆1億美元的援華款項，與此同時，增派一批軍艦和飛機到菲律賓加強力量，根據赫爾的解釋，增援菲律賓是要「讓無法無天的政府費點心思去猜測」、「猜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我們會戰鬥。當日本繼續不斷進行猜測的時候，我們也可以繼續不斷進行應該進行的各項準備」。從羅斯福的這些反應來看似乎比以前的手段更進了一步，但實際上這無疑是在唱「空城計」。

1940年12月，他向格魯（Joseph C. Grew）解釋他的進退兩難的處境說：「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此廣泛而又相互牽扯，哪怕只是提一提這些問題，也必須想到五大洲七大洋。」 他承認，美國處於守勢，他缺乏可以應用的力量，不能制定堅強而立即作出反應的政策，只能根據環境允許的條件行事。簡而言之，就是力不從心。   

但實際上唱「空城計」的不只是美國，陷入對華侵略戰爭的日本同樣也在唱「空城計」。在歐戰爆發後，日本雖然想利用這一局勢，但是它「北進」 之門由於1938年和1939年兩次對蘇聯的試探性進攻都遭到沉重打擊（張鼓峰事件＆諾門罕戰役），因而不敢再貿然去敲打；「南進」 這條路也不平坦。日本宮內大臣木戶幸一在1940年8月10日的日記表明，日本海軍反對當時對荷屬東印度使用武力，因為日本海軍還沒有作好在海上同時對付英美海軍的準備。因此兩方都要爭取時間作準備。

※然而到了1941年6月，隨著巴巴羅薩行動的展開，東京方面針對政策走向也陷入了一場大辯論。大體上可分為三個派系：1.配合德國入侵西伯利亞；2.趁蘇聯無法集中精力時加緊南進擴張，以控制住南方的原料；3.迴避戰爭，夠過和美國談判達到他在中國及東南亞的主要目標。

1941年7月2日，日本御前會議以「獨立自主」的立場做出最高決策：加強壓力、迫蔣屈服、邁步南進、不辭對英美作戰、暫不介入對蘇戰爭、相機行事。7月23日,日本軍隊開進印度支那南部。這一新的軍事行動．在珍珠港事件前的美日關係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使羅斯福和赫爾將穩定局勢的希望寄託於日本內部所謂「溫和派」的想法完全破產。

羅斯福在7月24日警告日本的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如果日本繼續向荷屬東印度推進，那就是遠東的全面戰爭。這是美日談判以來，羅斯福第一次「明確」的表示美國在什麼條件下在太平洋作戰。

7月26日，羅斯福發佈行政命令，宣佈凍結日本在美一切資產，美日之間的金融、商業活動，至此完全中止。赫爾在8月初只得承認太平洋的形勢隨時可能發展成為一個軍事問題，而不是一個外交問題了。他認為現在很難阻止日本橫衝直撞了。一直以懷疑的眼光看待赫爾和野村會談的陸軍部長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他發現赫爾在日本進佔印度支那南部以後態度轉為強硬起來，他高興地寫道「他(赫爾) 已經拿定了主意。我們已到了任何可能的綏靖的盡頭。對於日本已經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除了堅定的政策和武力本身。」

雙方談判最終在日本進占印度支那南部後宣告中止。

8月中旬，羅斯福與邱吉爾舉行大西洋會晤，協調了對日方針。回到華盛頓後，羅斯福在8月17日召見野村，強烈警告日本止步，否則，美國將被迫立即採取任何和一切必要步驟。這是在半個月中第二次向日本提出警告。

在羅斯福採取了幾步強硬步驟後，日本又想進一步探查美國的意圖和虛實，建議恢復談判，同時近衛想松一松繃得過緊的弓弦。因此，親自提出希望與羅斯福直接會晤的建議。近衛提出與羅斯福會晤的真實用意，赫爾從美國情報部門截獲的兩份日本外交密電中得到了解釋。日本一方面一再建議近衛與羅斯福直接會晤，可是與此同時，外務省卻給日本駐各地使節發電報說 ，日本已拿定主意南進。會晤的建議是為了緩和美國的激烈措施。

10月16日，隨著近衛內閣辭職。東條繼任首相。也預示美日關係已臨近攤牌階段。

◎引用資料『太平洋戰爭前的美日關係』『羅斯福與美國的對外政策 1932-1942』


來源：http://www.pixiv.net/member_illust.php?mode=medium&illust_id=56316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