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藏的拉薩、山南澤當、日喀則、定日縣、昌都、那曲嘉黎縣等地分別建有關帝廟，藏族信教群眾稱其為格薩爾拉康，意即格薩爾神殿。甘青藏區的藏族群眾也普遍把關帝廟稱作格薩爾拉康，把關帝當作格薩爾來供奉。如在青海海東一代，把關帝廟叫做格薩爾拉康，把關帝叫做阿尼格薩爾；卓尼縣的禪定寺旁邊，有個格薩爾拉康，廟殿內的格薩爾實際上就是關聖帝君等。

　關帝以護法神、戰神、財神形象展現在藏族民眾面前，因此藏族民眾稱關帝為「格薩爾傑布」，關帝與格薩爾不僅同為護法戰神，民間也把這兩個神靈供奉為財神。

　關帝在藏族地區以格薩爾的稱謂與形象為藏族人民所接受、崇拜的宗教文化現象，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進程。當地僧俗群眾將其詮釋為「格薩爾或關雲長，關雲長或格薩爾」，「格薩爾即關雲長，關雲長即格薩爾」。關帝信仰轉換成格薩爾信仰後，兩者相互照應、巧妙共存，既有深刻的宗教文化內涵，也有民族文化與心理差異的原因。

　關帝在漢地既是儒家精神的象徵符號，亦是道教的天將、大帝，又是漢傳佛教的護法神。因此，傳到藏區後成為藏傳佛教的護法神是順理成章之事。18、19世紀，章嘉若必多吉、土觀洛桑曲吉尼瑪、達擦傑仲活佛、阿嘉永增、嘉木樣等高僧活佛給關帝創作的煨桑祈文，充分體現出關帝是主動、順利地進入藏傳佛教護法神之列。從《關老爺之祈供法》、《煨桑祈禱真日傑布頌辭》等祈文即可看到，關帝是從漢地儒釋道並尊的神靈，轉化成藏傳佛教的護法神。祈文中「本神主動許諾守護佛教；做我瑜伽師修成佛法之法友；佛法興盛，國泰民安」等話語説明，關帝被移植到藏區後，不僅要作藏傳佛教護法神靈，還要守護邊疆、確保國泰民安。因此在清代，關帝除了受到在藏、滿、漢、蒙等不同民族官兵與一些漢族商人的供奉外，也對廣大藏族信眾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如藏族信眾以煨桑祈禱的方式供奉關帝就是典型表現。

　關帝信仰傳到藏族地區後，又用此種儀軌來祭祀關帝，從而使關帝信仰從形式到內容被藏族化和本土化。這充分體現了藏傳佛教文化的開放性、創造性和包容性。饒有趣味的是，在關帝形象轉化成格薩爾之後，祈禱關帝的禱文也轉化成祈禱格薩爾的祈文。格薩爾作為佛教的護法神，對其祈頌的煨桑禱文早已有之，但關帝被藏族百姓藏族化、格薩爾化之後創作的《格薩爾岡瓦》是格薩爾與關帝被視為本質同一神靈來祈願的祈禱文。例如，最初在拉薩扎基拉康關帝塑像前禱念的《真日傑布煨桑祈文》，後來轉變成《格薩爾岡瓦》。

　關帝作為漢地儒釋道三教共尊的神靈，傳到藏傳佛教文化圈後與藏族著名英雄史詩中的主人公格薩爾王合二為一，演化成具有格薩爾形象與稱謂的關帝。與此相應，關帝靈簽也傳入藏傳佛教文化中，並與藏族文化碰撞、激蕩、調適、融攝後成為了藏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特別是變成了藏傳佛教一些寺廟與神殿內的重要法事儀軌之一。格薩爾化的關帝成為藏傳佛教的護法神靈，藏文經書版《關帝靈簽》成為格薩爾拉康內的重要儀軌。

　關帝不僅在藏族地區以藏傳佛教護法神身份出現，在蒙古族等更廣大藏傳佛教文化圈內，關帝信仰的傳播也主要是通過藏傳佛教化的形式實現的。這就表明，藏傳佛教和漢地儒釋道文化在維繫漢、滿、蒙、藏等各民族相互了解、團結友誼、和諧相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關帝由高僧活佛吸納為藏傳佛教護法神，又被藏族民眾轉化成格薩爾，以格薩爾的稱謂廣為流傳。最後又在高僧智者與能工巧匠的打造下實現了「格薩爾拉康即關帝廟，格薩爾即關雲長」的文化景象。在藏傳佛教文化圈，關公信仰以格薩爾的文化符號和精神面相出現，獲得了蒙藏民族的接納與信仰，甚至深入蒙藏群眾心靈；格薩爾文化中吸收關公信仰，於是民間流傳的英雄人物格薩爾榮登寺廟的殿堂，從此蒙藏地區出現許多主供格薩爾塑像的格薩爾拉康即格薩爾廟殿。

　　關帝通過格薩爾的面相流傳于藏傳佛教文化圈，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初稱謂與形象以及一些象徵內容，卻獲得廣大蒙藏民族的接納與供奉，從此出現「藏式關帝塑像」與「藏式關帝唐卡」畫法；格薩爾亦通過與關公的結合獲得新內容，從民間説唱的史詩文化進入寺院文化，從蒙藏群眾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榮登文殊菩薩神魂之山的護法神靈寶座，從此有了「漢式格薩爾塑像」與「漢式格薩爾唐卡」畫法。這一特定時空內創生的宗教文化現象中，不同文化傳統的差異性與共通性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從而實現了一座廟殿同時擁有兩種稱謂，廟殿內能夠同時使用漢藏兩種算卦簽譜，同時以漢藏兩種傳統文化方式滿足不同信眾的宗教文化需求；一尊塑像同時擁有兩尊神靈的名稱，具有雙面形象，實現雙重功能。它是漢、滿、蒙、藏等多民族文化相互吸收、彼此滲透、多元通融的典型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