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南方周末】本文網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01/0


十年來，中日政治關系如“過山車”般，這並不符合中國利益。如今，隨著胡錦濤主席訪日，“日本話題”再次“熱”起來，鳳凰網、新浪網、搜狐網等網站都開辟了專題，傳統媒體也在報道和討論。

在外交場合的握手言歡之外，我們更願考察兩國間更真實更複雜的關系。在本專題中，您將會看到，除仇恨外，日本在中國還有更深刻、更真實的存在和影響。

在這組專題中，您還會看到兩個肯定不會成為現實的命題：《假如日本失去中國》，《假如中國失去日本》（第11版）。盡管是“不現實的想象”，但也許會給彼此帶來更多冷靜。

對中國來說，如果放大仇恨，對日本過多“誤讀”，只能傷害自己，同樣，如果日本不能正確理解中國的複雜性，也將傷害其自身。

我們希望，這組專題能給中日兩國人提供更多樣化的觀點和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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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代，由鄧小平、胡耀邦等主導的對日政策以開明豁達為特征，兩國之間雖偶有齟齬，關系始終還算良好。其時“中日友好”是主旋律，而《血疑》等電視劇風行中國，山口百惠更成為兩國共同的偶像。這一政策的核心，來自1978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訪日之旅中會見日本天皇時的友善表述：“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今後要積極向前看。”

政論家馬立誠說：“沒有人比鄧小平更有資格說這話，因為他是曾經的抗日將領。”

過去幾年中，中日關系卻經歷了寒冬。如今，“暖春”似乎又來。最重要的事實則是，在政治層面的不停頓的變化當中，日本在中國的存在和影響已蔚為大觀。


既廣泛，又不夠深入

在21世紀中國，日本文化是最值得販售的軟性商品之一。從陶瓷潔具、遊戲機到芥末豆，日本商品總是附帶著生活方式，催生著中國的亞文化。2007 年，中日兩國貿易額達到2366億美元，與817座鳥巢體育場等值。中日兩國的任何一家百貨公司都不能缺少來自對方的商品，這些公司本身往往也彼此關聯。日本百貨企業在中國的市場份額最近有所削弱，但生活方式上的影響仍然清晰——到沃爾瑪購物的人們各形各色，但是“最具時尚號召力的百貨店”伊勢丹的顧客們卻有著清晰的一致性。

資生堂化妝品深受中國年輕女性的推崇，歐珀萊則享受不到同等美譽度，其實兩者屬一公司，僅因表面上日本風格的多寡，便決定了中國消費者的選擇。“日流”早已不局限於青少年當中。在大連和青島，日語被很多學校當作第一外語。日本料理店在全中國的城市中星羅棋布，前往蘇州高新技術區的“日本街”享受日本料理的中國顧客至少是日本人的兩倍之多。

如今中國是日本第一大貿易國，日本則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國，但作為更準確的經濟依存度的指標，兩國的相互投資額仍有可提高余地。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額只占其海外投資總額的2%左右。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的報告稱，日本2007年對中國內地投資額為62億美元，明顯低於臺灣“經濟部”公布的臺灣地區對中國大陸投資額99.71億美元。構成對比的是，日本僅在香港一地的投資就達76.8億美元。

中日交往的特色之一便是，經濟、文化不可能像其他國際往來一般“獨走”，它們總是嚴重地附著於政治。2006年，日本對中國投資首次減少了4億美元，正是因為兩國關系走向僵局。而小泉純一郎前首相之前對靖國神社的執著參拜則重重掀起了兩國歷史問題的沈屙，經濟文化交流隨之變冷。

日本在中國的經濟活動並不順遂的一個顯著例證是，享譽世界的日本汽車業，在中國的步伐一度落後於歐美同行。與之對應的是，日本企業越來越多地投資到東南亞。前任日本駐華公使井出敬二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說：“越南物價低廉，越南人對日本持好感，日本企業因此喜歡到越南投資。”

與政治、經濟的氣候無常相對應的是，文化上的日本雨則不停歇地下了36年。“我師兄小時候看《機器貓》，我小時候看《名偵探柯南》。”北京寒山漫畫社的劉靖瑤說。如今，凡40歲以下的中國人，幾乎都可以按照童年時代接觸過什麼日本動漫產品而被劃分為不同代際。

可是中國年輕人對日本的態度又並不是只有喜歡而已。“該如何理解今日如此複雜的中國呢？”小野千重子問道。她曾作為日本的國際協力組織成員在北京、安徽等地服務了將近3年。

在安徽省，他們援建學校，擔任義工。在阜陽市潁泉區楊莊小學，她的同僚水谷準感到困惑：為什麼校舍如此破敗，當地政府卻建起了豪華辦公樓？他在《產經新聞》上發表了調查報告，引起日本讀者對中國的又一波“惡感”。這一事件中最受忽視的是細節是，日方最終還是撥給楊莊小學8萬多美元的援助資金。

在北京西單的地鐵口，時有年輕的民族主義者在地上鋪上一塊寫有“抵制日貨”字樣的白布，然後彈吉他吸引人們的註意。劉靖瑤也站在這里，身邊圍攏的年輕人的裝扮就像是來自東京。

不過，日本在中國的文化存在雖廣泛，卻不夠深入。1990年代，在中國的書店里，關於日本企業的出版物不再是熱門讀物。17世紀的著名作家井原西鶴的風俗小說《好色一代男》進入了排行榜，而他更重要的作品，關於商業生活的《日本永代藏》、《世間胸算用》，卻從沒有出現在中國各書店的書架上，盡管町人倫理是日本商業在武士道之外的另一精神源頭。

對日研究不夠深入，亦是中國的日本學者們的長久苦惱之一。著名學者周一良在去世之前遺憾地說：“我因為政治的需要，把能夠用在日本史上的有限時間，都去搞了友好關系和文化交流。”


無法抵制的日本

在今天，一個堅決的日貨抵制者可能會遇到的無窮多的困難。“日貨”並不僅僅是人們通常了解到的那些汽車和電子產品，鋼鐵、纖維等日本的大宗出口產品隱藏在無數中國建築之中，日本化學制品無處不在，而日本制造的醫療器械則幾乎是每一家中國醫院的必備品。從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角度來說，一個徹底的日貨抵制者甚至無法使用京九鐵路、北京地鐵和首都國際機場。

據日本大使館提供的數據，截止到2004年度，這一計劃(ODA)為中國提供無償資金援助約1457億日元，約合65億元人民幣，技術合作約83億元人民幣，有償資金援助約1651億元人民幣。

井出敬二相信，完全的抵制是不可能的，他認為，一個日貨抵制者甚至根本就沒辦法使用手機。“任何一個牌子的手機，無論是中國的、瑞典的、美國的還是韓國的，”他說，“都有日本零部件。”

“手機”這個詞也來自日本。對於極端民族主義者來說最糟糕的事情是，每當他們憤怒地提及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時，就在無知無覺中使用了“日貨”——“歷史”這個詞同樣來自日語。

現代漢語中的日語詞匯是如此之多，其中包括了中國各個時代最時髦的詞匯，從“共產主義”到“經濟學”。抵制者們的困難更多地來自文化方面。

每天早上，中國的很多餐館的服務員都會列隊拍手，齊呼企業口號，這一習慣來自日本企業。在路上，人們會看見前面轎車尾部的招貼：“熊出沒，注意！” 它是來自多熊的北海道的舶來品。屈臣氏是香港品牌，但它的經營理念完全效仿日本的“藥妝店”，在那些漂亮的瓶子里，盛裝的是中國城市女性難以抵擋的日式風格。到了晚上，當某位堅定的抵制者打開電視機時——當然是國產品牌——會看到一些中國公司在使用一句有著愛國主義色彩的廣告詞，“產業報國”，它來自松下電器公司。

日本企業法則在管理經營方面幫助中國企業度過了起步的艱難時光，不過在中國的風行並不長久。作為國家精英的中國的新貴階層很快就注意到，在1990年後的經濟新世界中，美式的創造精神比日式的諄諄教誨更成功，商業偶像從此變成了傑克·韋爾奇和史蒂夫·喬布斯。

日本不再是中國的老師了嗎？經濟生活的細節可不能支持這一點。在北京西單的無印良品店中，中國顧客會面對日本人生產的衣架上的小缺口而暗自嘆息：為什麼可以替顧客想到用不同的方向掛衣服的需要的恰好是日本人呢？


兩個不同的文明

1976年以來，日本在中國的存在變得無所不在。但是對中國來說，日本仍是最熟悉的陌生國。中國的新興階級很容易在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上與美國人達成溝通，但與日本人的交往卻不順暢。

“很多人都會認為中國人和日本人比較相近，”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李萍曾對媒體說，“實際上，中國人和日本人的相似程度遠遠低於中國人與美國人的相似程度。中國和日本的相似遠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少。”

對此，時尚雜誌《安25ans》的主編宋娟很有共鳴：“我們跟美國人挺像的，好溝通，日本人跟中國人特別不一樣。”

宋娟盡力給員工們灌輸曾令自己在過去7年中受益匪淺的日本工作方式。她推廣各種強調細節的流程表、計劃、操作規範，甚至到了自己都覺得瑣碎和麻煩的程度，雜誌運行由此形成了值得欣喜的秩序。不過，當她每隔兩個月去日本拍攝一次雜誌封面時，則無法回避中日交流中最困難的一面。《安25ans》在日本時尚工業中雇用人手。“可是我永遠沒有當老板的感覺，”宋娟說，“與日本人打交道，有時會氣得半死。”

今年1月，在日本的“井井有條”的拍攝現場——在國內則將是“混亂不堪”的——她第一時間挑選了照片。事後證明這是一個錯誤。當她回國後要求更換一張時，出人意料地，一向表現得謙恭有禮的日本攝影師被激怒了，拒絕更換，質問她為何不講信用，並表示不再合作。

在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中，中國文化和日本文化被區別對待。在亨廷頓《文明的沖突》中，中國與日本也被劃作兩個完全不同的文明。

日本在中國的文化存在更多地意味著潛在的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生意。在日本國內，皮卡丘形象版權價值每年高達1000億日元。2006年，日本的動漫產業市場的總規模已經達到2兆多日元，占日本GDP的十個百分點以上，已經成為日本第三大產業。如果中國少年購買《皮卡丘》正版遊戲軟件的比率與日本持平，那麼它在中國的銷售量就會達到驚人的1500萬套。對於日本文化產業來說，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終將達到國際水準的中國將是一個不窮盡的金礦。

可是中國動漫界能不能取得像日本一樣的成就呢？這是普通年輕人劉靖瑤也明白的道理：“我們跟日本人不一樣。”


“令人困惑”和“不確定性”

日本社會是穩定的，中國則在急遽變化。僅僅在三十多年前，情況還恰恰相反，當時日本充滿朝氣，中國則沈落到死寂之中。十幾年來，日本人心目中的新英雄總是傳統的武士道精神的繼承者：不知二戰已經結束而在菲律賓叢林中堅持遊擊30年的陸軍少尉小野田寬郎、保險推銷女王柴田和子和一匹名叫烏拉拉的屢敗屢戰的賽馬，他們看上去就像是一回事。而中國英雄則是張朝陽、春樹、李宇春，他們完全不同，惟一的共同點是在這個難以捉摸的時代里取得了成功。

在現代化之旅中，中國的旅行箱中裝著什麼？恰如小野千重子所言，日本人該如何理解今日中國？

日本企業在中國的發展遠遠不如它們1970年代在歐美發展得那麼順暢。從1992年八佰伴百貨進駐上海浦東開始，日本零售商大批進入中國。伊藤洋華堂、永旺、伊勢丹、三越等均在1996年前後渡海試水，但十年來，以八佰伴的破產為標誌，日本零售商的中國冒險並不成功。巔峰時期，伊都錦在中國的生產基地和百貨商店達到26家之多，但到了2007年8月，伊都錦商廈在青島的門店正式閉店，伊都錦隨後結束在華全部百貨業務。更早些時候，在日資格外青睞的上海，日本零售業巨頭伊藤忠株式會社參與投資的和之百貨開業不到半年便停業調整。

日企固然在中國獲得利潤與發展，比較起來卻遠不如歐美公司生氣勃勃。中科院的一份問卷調查顯示，當待遇相當的條件下，在日企工作的中國員工更傾向於選擇歐美企業——中國的年輕人願意像歐美人那樣在寬松自由的環境中發揮潛力，而不願像日本同事那樣忠誠、信義地接受終身雇傭。

在大學里，一般學生們對谷歌中國、微軟中國的商業領袖的名字如數家珍，可是索尼在中國的頭兒，是誰呢？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這個得到美國網絡公司的搜索引擎上去查一查才行。

與美國企業在中國順風順水甚至時常獲得道義上的肯定相比，最近8年來，日本企業多次陷入了泥沼。2000年後，東芝筆記本事件、三菱帕傑羅事件、豐田霸道廣告事件等幾次日企危機，引發了媒體的大量批評。從日本人珠海集體嫖妓事件到三菱東京UFJ深圳支行一日籍科長毆打中國籍部下事件，一次又一次，歷史問題微妙地總是會折射到日企與中國民眾的關系上面。

馬立誠在2002年發表《對日新思維》，立刻遭到了“鋪天蓋地的攻擊”，網民們稱其為“漢奸”，甚至將其文章與汪精衛1938年的《艷電》並列。有人把辱罵的話寫在寄來的信封上，“讓沿途的人看”。作者的地址被公布出來。一個被他認為“惡搞”的行動是，有人在網上造出了一個鳳凰衛視的播出畫面，屏幕上女主播在播報新聞，下方則添加了一條滾動字幕：“本臺評論員馬立誠今日在香港中環被愛國青年痛毆。”

在2007年4月溫家寶總理訪問日本的“融冰之旅”後，馬立誠才感覺到“受到的攻擊明顯減輕”。

2004年和2005年，反日情緒正熾，2005年4月導致了上海、北京等城市發生大規模反日示威。

中國A，一個理智的、受過較好的教育的中間階層以上人群反對這種行動，至少反對其行為方式，但是中國B，另外一個人群，數量龐大而且躁動，沖動行事並一時獨攬了國家的形象。

日本A，了解中國的極小人群，清楚中國社會的這種分別，但是日本B，絕大多數日本人，習慣於把所有中國人都看作是一個人，反之亦然。上海反日示威的次日，擁有16000名會員的日本新一代企業家團體“青年會議所”發布了一個緊急調查結果，數據表明有74%日本企業家對中國“反日情緒”感到不安。

“令人困惑”和“不確定性”，正是近年來中國在日本的形象。對於中國社會能否可靠運轉，日本各界充滿了不信任感。



日本在中國的存在由此帶上了奇怪的色彩。歐美的化妝品公司會給中國記者留下很大的采訪空間，可是資生堂公司公關部的工作人員會在采訪之前就與記者溝通采訪方案，事後又要做勤勉的交流。花王公司在今年年初就籌辦媒體見面會，可是5個月後仍未召開。對日本企業來說，謹慎再謹慎，是在中國做事的第一要義。

在北京，吉野家餐廳的餐桌上一度多了一個塑料標牌：北京吉野家是中國人自己經營管理的著名品牌。這是真的嗎？這家供應牛肉飯和糖漬姜片的企業在日本開有一千多家餐廳，是貨真價實的日企。吉野家北京公司公關部的一位女孩不接受采訪，她說：“這也可以理解吧？”
變化，變化

中國與日本的相互交流從來就不是容易的。20世紀上半葉最反對日本的中國人，恰恰是中國早期留日學生。在一生當中，魯迅最後訪問的是一個日本青年的家，最後的墨跡是一張用日文寫的便條，最先趕到他臨終的床前的又是三個日本人，他卻從來沒有留下任何一篇專門論述日本的文章。周作人喜歡日本，卻仍在《日本管窺之四》譴責日本人。成仿吾留日11年，卻在他關於日本的惟一的一篇文章《東京》中令人驚駭地說：“假使我喜歡日本，那是因為我喜歡她的地震和火災。”

日本在中國的存在曾經是一個扭曲的幻像。山口百惠的電視劇沒有進入中國之前，人們能夠“了解”到的日本人只是抗日故事電影中愚蠢可笑的“豬頭小隊長”。在1980年代的香港電視劇《霍元甲》中，只有憑借陰謀，無能的日本人才能摧毀中華英雄。更早的20世紀初，作為中國現代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平江不肖生，在《留東外史》中對日本的詆毀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即便“嫖遍日本女人”這樣的說法也只是其中之一。



日本政府和民間團體35年來致力於中日民眾間的交流，不過要取得成效，看上去還需要更久的時間。

棋手聶衛平去過七十多次日本，有眾多的日本朋友，喜歡日本飲食，一次吃5盤生魚片，對日本“有特殊的感情”。他不贊成反日遊行，但是他至今無法原諒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那是滔天罪行”。當他的兒子孔令文娶了小林清芽時，即便兒媳的父親是他的老友日本棋手小林覺，他仍然說：“可惜娶的不是中國媳婦。” 他永遠不會忘記的一件事是，家里的兩個親人死於日軍之手。

兩國試圖溝通彼此的立場。2006年11月，中日外長在APEC會議上確定，各派10名學者進行兩國歷史共同研究。不過有美國學者對此並不樂觀：中國的有官方色彩的學者與日本的有右翼色彩學者坐在一起難免話不投機。

如今，情況又一次轉好。今年5月4日，胡錦濤在出發訪日前接受了日本16家駐京媒體記者的聯合采訪，在采訪中，這位很少給外國記者采訪機會的、嚴格控制自己公眾形象的領導人提及了當年訪日時的往事。

《人民日報》用整個頭版報道了這一新聞，值得注意的是，全篇報道中沒有提起“以史為鑒”。

向前看，有可能又一次成為主流思路。在政治改革層面亦是如此。早在1980年代，中國就有學者關注到日本的政治模式。在日本，從1955年起，53 年中只有1993-1996年的3年間例外，其他時間都是由自民黨執政。馬立誠說，日本政治的特點是，一、一黨長期執政下的多黨格局；二、執政黨內部分成派系。中國學者考慮借鑒日本模式，以為藍本，設計中國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模式。在中國，對日本政黨政治的研究遠非顯學，可是出版的圖書已經不下十余種。

在北京，人們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人都忙碌數倍不止；在東京，女孩們人手一只法國皮包。中日兩國要目不轉睛地盯著對方？不，兩國都是在與遙遠的西方交媾，恰是這一點上取得了罕見的一致性。最終，恰如兩國的人們要交談就往往要使用英語一樣，西方文明準則才是解開中日關系之鎖的鑰匙。

於是一切都又回到多年以前的主題了：變化，以及如何變化。中日關系的“暖春”又有了回歸1980年代的征兆。最重要的變化正在發生在中國國內。歷史又一次回到了孫中山改變中國時的起點：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同樣地，再次回到了胡耀邦思路的原點。

“要從全局和長遠觀察和處理中日關系”，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日本眾議院發表演講說：“眼光放長，達人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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