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盧戰役中受創不輕的日耳曼人由於蘇威比聯盟的衰退，其內部勢力也重新進行洗牌整併而沉寂了數十年的時間，直至西元前16年日耳曼西卡布里族(Sicambri)、帖克特里族(Tenctri)、烏西皮族(Usipetes) 渡河再度入侵，於萊茵河畔擊敗羅馬將領羅里烏斯(Marcus Lollius)，此事件發生後堅定了皇帝奧古斯都徹底平定日耳曼民族的決心。

西元前12年開始，由奧古斯都的繼子，原克勞狄斯(Claudius) 一門的德魯蘇斯(Drusus) 統軍開展日耳曼征服戰，在接連勝戰下，德魯蘇斯成功於西元前9年攻抵易北河，成為羅馬稱霸日耳曼象徵的里程碑，然而回程時德魯蘇斯因為一次落馬意外傷重而英年早逝，其後日耳曼戰役總司令落到其兄，亦是日後第二代皇帝的名將臺伯留   (Tiberius) 身上，然而臺伯留與皇帝奧古斯都之間對於日耳曼問題意見上的分歧與家族私事造成關係緊張而使他於西元前5年棄職退隱至羅德斯島，奧古斯都治世期間第一次日耳曼戰役至此停擺。

日耳曼尼可斯，也就是前述英年早逝的德魯蘇斯將軍的長子，Germanicus 於拉丁語中意為「日耳曼相關的 」，在此作為日耳曼征服者的稱號，此稱號繼承自曾進攻日耳曼的其父，由於日後被奧古斯都指定為繼承人的臺伯留也收了日耳曼尼可斯作為養子，因此也成為朱利斯 (Julius) 家系的一員，而就如同當年臺伯留年輕時跟在名將阿古力巴 (Marcus Agrippa) 帳下一般，遠在羅馬的奧古斯都也希望這位未來帝國的接班人能在前線歷練，累積軍事經驗。

 

重啟戰役的臺伯留對日耳曼發動二路鉗型攻勢，由當年的執政官薩圖紐斯 (Gaius Sentius Saturninus) 領一路軍自萊茵河上游渡河進攻，而自己從萊茵河下游出北海走海路入侵，此戰略一來羅馬軍可牢牢控制日耳曼境內四條主要河流（萊茵河、埃姆河、威悉河、易北河）並夾攻日耳曼心臟地帶，二來走海路的己方主力軍可最大化避免不利地勢如密林、沼澤對行軍的阻礙與受伏擊風險，同時輜重補給也較有保障。

西元6年，位於草創期多瑙河防線的潘諾尼亞 (Pannonia) 行省及與義大利隔海相望的伊利利亞(Illyricum)地區達爾馬提亞 (Dalmatia) 行省爆發大規模叛亂，估計參與叛亂人數達二十萬人之譜，且部分人員具有羅馬輔軍的服役經歷，具有相當組織性。

此時情勢已是十萬火急，伊利利亞地區的叛軍距離本國義大利走陸路不用十天的路程、若走海路渡過一衣帶水的亞德里亞海更只需一天的功夫，元老院與皇帝奧古斯都商議後緊急任命仍在中歐與馬爾科曼尼人對峙的臺伯留為鎮壓叛亂的最高司令官，令其火速回師。

由於老將阿古力巴及臺伯留的親弟，前日耳曼戰役的總司令德魯蘇斯此時皆已離世，以奧古斯都的觀點，具備足夠戰場經驗而能夠託付總司令一職的合適人選確實也僅剩臺伯留一人，因此儘管距離完成軍事降伏日耳曼只差一步之遙，臺伯留也只能即刻與馬爾科曼尼族和談，再次叫停日耳曼戰役。

 

就在這場大叛亂中，條頓保森林戰役的主謀阿爾密尼斯這號人物也進入了人們的視野。

阿爾密尼斯 (Arminius)，日耳曼式本名為赫曼 (Hermann)，為日耳曼卻魯西族(Cherusci) 族長之子，在當時奧古斯都治世末期為表對帝國的友好關係而自少時被當成人質送到帝都羅馬接受正規教育與適應羅馬式生活，成年後效力於帝國輔軍騎兵隊擔任指揮官，並取得羅馬公民權及晉陞為騎士階級 (Equites，位階僅次於元老院階級)，前途可謂一片光明。

接下來兩年的時間，臺伯留統軍於達爾馬提亞地區惡劣地形與叛軍鏖戰，而當時身為輔軍騎兵隊指揮官的阿爾密尼斯以及仍在伯父臺伯留身旁擔任副將歷練的日耳曼尼可斯，這兩位未來的宿敵此時湊巧皆在同一旗幟下投入鎮壓叛亂的戰鬥中，另一方面整個大日耳曼地區的空窗期，則由奧古斯都於西元7年任命行省統治經驗豐富的瓦魯斯接手治理。

 

瓦盧斯 (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 出生於西元前50年，屬名門世家，於西元前13年任執政官並先後任職於亞非利加行省及敘利亞行省，本人具有豐富的文治經驗，但軍事歷練相對匱乏，雖然敘利亞為直面帕提亞王國而駐有軍團的皇帝行省 (imperial proconsular province)，然而在奧古斯都治世羅馬與帕提亞關係相對和平穩定，讓瓦盧斯這方面的短處成為盲區，而更致命的錯誤，在於奧古斯都獨斷的認為西元6年的日耳曼戰役中臺伯留率軍攻抵易北河後，大日耳曼地區的軍事征服即已完成，而無視於整個日耳曼表面看似風平浪靜實則暗流湧動的實際情況，因此才任命了瓦盧斯進行戰後行省羅馬化的統治工作，這也只能說是缺乏足夠前線實務經驗的奧古斯都，在首都紙上談兵所造成的重大失誤。

 

這句評語出自臺伯留麾下的武將，可謂一語道破初來乍到日耳曼的瓦盧斯的最大弱點。

有道是未開化民族會比具有一定程度文明的國家、城市更難被征服，因為他們只會屈服於顯而易見的直觀武力，像瓦盧斯這樣偏文官型的人物在日耳曼地區沒有戰功且名不見經傳，絕對無法使尚武的日耳曼人屈居其下而服氣，也就為接下來的慘劇埋了伏筆。

 

西元7至8年之間，在伊利利亞戰區臺伯留率領的羅馬軍已漸佔上風，雖然當地崎嶇惡劣的地勢無法讓羅馬軍以一次決定性的會戰擊垮叛軍，然而時間一拖長，相對人數龐大而遭到封鎖糧草無以為繼的叛軍，確保了從本國義大利補給線的羅馬軍距勝利也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在此役表現突出而受認可的阿爾密尼斯也在隨後被帝國中央派遣至大日耳曼地區，希望藉助其較能融入當地的日耳曼裔身份與軍事能力協助瓦盧斯。

而對於「空降」至大日耳曼地區的瓦盧斯來說，沒有在地實務基礎，也缺乏熟悉當地情勢的完整幕僚班底，使得他對於阿爾密尼斯如同找到得力助手般空前的信任，對於其他部族長老密告說阿爾密尼斯心懷不軌的忠告置若罔聞，終致大禍。

阿爾密尼斯可謂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在羅馬接受教育，取得公民權還擠身社會上流的騎士階級並在軍中任官，帝國政府對其可謂厚待而器重，然而不知其是早已謀劃多時還是在被調到日耳曼後受民族主義感召，阿爾密尼斯終於找到絕佳時機下手。

西元9年，時長近三年的伊利利亞大叛亂總算是在叛軍多次戰鬥失利又缺乏補給的情況下向臺伯留所率領的羅馬軍投降而告終，捷報傳回羅馬後元老院議員們皆鬆了口氣並對帝國重回和平秩序而表示歡迎，而老皇帝奧古斯都也對自己欽定的兩位未來接班人達成如此艱鉅的功業而感到自豪與欣慰，然而此時他們並不知道，這僅僅只是另一場暴雪來臨前短暫的天晴。

 

噩耗在不久後便傳來，在大日耳曼地區巡視完畢準備率軍回到萊茵河防線冬季營區的瓦盧斯，因聽信嚮導阿爾密尼斯的建議捨棄大道走入了條頓堡森林而中伏。

阿爾密尼斯刻意在此前調走了部分為內應的輔軍騎兵隊，等於是讓行軍中的軍團隊列失去了斥候眼線及側翼的護衛，而導致軍團無法提前偵測到小道前方兩側密林中所埋伏的大批日耳曼各部落聯盟軍。

處於行軍縱隊的羅馬軍被殺得措手不及，又因地處森林窄徑無法有效展開陣列迎戰，只得各大隊勉強形成圓陣以被動自守邊打邊退，部分暫時突圍的部隊撤到較為開闊的地區試圖構築營壘頑抗，然而最後結果眾所皆知，三天的戰鬥中羅馬軍的隊列就如同一條長蛇被不斷湧上前的日耳曼蟻群分割成多段，再加上身為阿爾密尼斯內應提前調開的輔軍騎兵倒戈衝殺而被各個消滅，兵敗的瓦盧斯在突圍無果後舉劍自裁，羅馬損失了三個主力軍團、三支輔助騎兵隊、六個輔助大隊及隨行人員共三萬多人可謂全軍覆沒。

此役係半個世紀前對帕提亞的卡萊戰役以來最重大的軍事失利，亦導致了羅馬帝國在大日耳曼地區的軍事力量直接清空，過去十多年的征服與勝利盡數化為齏粉，更要命的是，此時萊茵河防線駐守軍團僅剩兩個，若此刻日耳曼聯盟在阿爾密尼斯統領下全線入侵，情況會更加惡化，原因在於萊茵河防線若失守，羅馬帝國國界退回北義阿爾卑斯山，將重回凱撒時代之前日耳曼民族頻頻渡過萊茵河滲透入侵高盧的局面，這對已經穩定下來的高盧行省及帝國國安毋寧是一次重大危機。

消息應是同步傳入方才結束戰鬥的達爾馬提亞前線營地，臺伯留接獲敗報後即刻快馬趕回首都羅馬，與奧古斯都商討對策。

為了避免上述最壞的情況發生，首要之務便是盡快在冬季休戰期確立迎戰部屬，因此儘管臺伯留方才結束達爾馬提亞平叛戰役，仍得馬不停蹄重新趕往睽違數年的萊茵河防線主持大局，先前投入鎮壓的軍團也緊急回師以填補防線缺口，上、下日耳曼行省再次聚集了八個軍團的強大軍力嚴密監控萊茵河東岸的任何舉動。

 

不過料想中的大入侵並沒有發生，原因在於條頓堡森林獲得大勝的阿爾密尼斯欲拉攏大族馬爾柯曼尼人加入聯盟形成反羅馬的統一戰線，不過馬爾柯曼尼族首領馬洛伯杜斯 (Maroboduus) 幾經權衡利弊後，拒絕加入聯盟。

馬洛伯杜斯早年亦曾以人質身分留學過羅馬深知其國力，條頓堡森林的大勝遠遠不足以扭轉羅馬與日耳曼的強弱關係，故仍選擇遵守早先與臺伯留的停戰協議，不僅堅守中立立場還將阿爾密尼斯送來做為盟誓信物的敗將瓦盧斯首級送回羅馬。

此舉激怒了阿爾密尼斯，他立刻率領聯盟軍進攻馬爾柯曼尼族，雙方激烈交戰。

 

在此同時，臺伯留回歸萊茵河防線總督軍務的幾年間，羅馬軍方面也沒有其他重大動作，臺伯留只是繼續加強防線、深溝高壘，並偶爾率軍渡過萊茵河做有限度的試探，以軍事示威的方式警告萊茵河東岸鄰近的日耳曼部族不要輕舉妄動僅此而已，其無所作為的根本源於皇帝奧古斯都的舉棋不定。

對於奧古斯都而言，此刻或許真的陷入迷網，當然對當時帝國的國力來說要補充條頓堡失去的三個軍團並非難事，但是對於近二十年來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數次中斷的日耳曼征服戰，還有必要再組織五個甚至十個軍團重新投入繼續這場曠日廢時的戰事中嗎?

西元13年，奧古斯都給予萊茵河防線軍總司令臺伯留全軍最高指揮權，再加上早已獲得元老院認可的護民官特權，臺伯留已是公認的奧古斯都繼承人，同時也是現時的共同統治者，同年臺伯留返回羅馬，防線軍司令一職由臺伯留的姪子，時年二十七歲的日耳曼尼可斯擔任，其過去數年間一直都在臺伯留身旁見習，而如今輪到他獨自肩負大局的時刻也來臨了。

 

西元14年8月19日，治世四十餘年，七十六歲的帝國初代皇帝奧古斯都於南義大利拿坡里離世，9月17日，獲得元老院認可的臺伯留繼任第一公民，成為羅馬帝國第二代皇帝。

 

奧古斯都在臨終前曾招來臺伯留密談，其內容由於臺伯留到死都不曾透露，兩千年後的我們自然也無法知情，之後奧古斯都僅留下建議未來國家的領導者保持現有國界不宜再行擴張的的遺教，至於所未現有的國界，是指已成定局的萊茵河防線，還是現在進行式的易北河，還有密談中奧古斯都究竟希望臺伯留續行日耳曼戰爭還是撤回萊茵河同樣不得而知。

 

諷刺的是，奧古斯都治世中曾經逼和帕提亞王國，成功索回共和末期克拉蘇   (Marcus Licinus Crassus) 兵敗時被當作戰利品奪走的軍團鷹旗，成為條列其治世成就的青銅銘文《神君奧古斯都業績錄》中所記載的重大政績，然而卻在晚年又丟了三面鷹旗，對於身兼羅馬全軍指揮官的第一公民來說，奧古斯都是在屈辱未雪的情況下過世的。

 

隨著奧古斯都的國葬結束，帝國北方萊茵河防線仍舊沉寂，至此條頓堡風雲看似也暫告一個段落。

 

後世經常將條頓堡森林戰役當作是羅馬帝國停止擴張、轉為守勢與征服日耳曼的決定性失敗，也開啟了帝國數百年被蠻族反征服此消彼長的漫長過程，然而實際上，對於西元14年新任萊茵河防線軍總司令日耳曼尼可斯與上、下日耳曼行省八個嚴陣以待的軍團而言，條頓堡森林戰役引發的效應將如同從平靜的湖心投入石子激起的漣漪般不斷向外擴散，事情還遠遠沒有結束。

                                                      (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