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現實更多樣以及複雜，並沒有一支軍隊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當時二十年前的軍事學說和武器投入二次大戰。戰間期的軍人因為一戰經驗，想要更好的執行被證明非常困難的滲透和打擊等戰場任務，就必須做出一些改變。然而，軍隊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向有著明顯的差異。並不只是單純的在壕溝戰禍閃電戰之間進行簡單的選擇，而是每支軍隊在面臨可能的變化下，從兩個極端之間進行現代化。在許多情形下，有選擇權的是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所決定的，而不是高級軍官的戰術概念決定。即使是德國，當時倡導機械化作戰的人與反對的人也吵個不停。在真正的意義上，德國早期的對手組織和學說更接近當時問題的解決方案。（就是法國的學說更符合現代化戰術的需求）

　　反對軍事革新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對戰爭和所有軍事事物的普遍反感。在經過一次世界大戰和戰間期的和平，歐洲或美國很少有人對於近一步增加軍費或新武器和新戰術的試驗感到興趣。尤其是法國，法軍火力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幾乎沒有士兵預見到在沒有大規模軍隊和坦克、大砲以及消耗戰術的組合下進攻成功，這樣的做法在1918年取得勝利。即使以一次世界大戰的規模來說，壕溝戰還是一種特殊的戰鬥情形，不一定會再次發生，公眾和政治領導階層不願意冒險開啟另一場世界大戰的風險。1928年8月27日各國簽署《凱洛格—白里安公約》（Kellogg-Briand Pact），軍隊除了用於國家自衛外，放棄用於戰爭。並在1920~1930年代初期，一系列的國際會議試圖限制軍事與海軍軍備。雖然這些會議最終以失敗告終，但是在隨時可能取締此類武器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中，職業士兵很難證明購買坦克、飛機等新武器的合理性。

　　1925年5月日本陸軍大臣宇垣一成開始裁軍，此後十年，日軍內部激烈討論是否要將三三制取代現有戰鬥組織二二制的辯論。採用三三制的決定性因素是，日軍發現三三制的步兵師提供了日軍快速增加師團數量的方法。否則，如果維持二二制，日本因為缺乏資源，二二制預算也不足以增加師團數量，建立三三制更加實惠。1936年日本陸軍重組．從17個師的常備軍中擠出了6個新步兵師。還把省下來的預算花在坦克與飛機的開發上。支那事變中也有利於三三制的步兵師，因為國民革命軍的坦克數量不夠多，而中國共產黨則沒有可用的坦克。

　　日軍理想的最小作戰單位是營級，一個營由總部和四個步槍連組成，每個連194人，以及一個配備八門7.7重型機槍（九二式重機關銃）的重武器連、一個由兩門70mm榴彈砲（九二式步兵砲）組成的營砲排，砲排的目標是摧毀敵人前來支援前進步兵的敵人機槍巢。每個連有三個步槍排，每個排又有三個步槍班。一個步槍班有11名步槍手和一個6.5mm輕機槍組（十一年式輕機關銃），每個武器班還有11名步槍手和3名榴彈手，攜帶50mm榴彈發射器（八九式擲彈筒，當時被認為是膝迫擊砲）。但是沒有營級的參謀組織，因此營指揮官和副官必須自行協調所有的參謀任務，如後勤、情報、作戰、通信。

　　1909~1945年的日本步兵教範（陸軍模範兵教典，但是日本＂兵＂識字率低，大多數看不懂侯文，所以靠傳唱＂步兵的本領＂【歩兵の本領】理解自己的本職學能）和演習手冊都強調進攻的重要性。日俄戰爭（Nichiro Senso，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日本的慘重損失迫使日本需要一種新的戰術學說，反而迫使步兵看到鄰兵倒下之後仍然必須繼續作戰。1909年的野戰手冊強調日軍灌輸精神的必要性，例如士兵對他不可並免得勝利和堅定不移的進攻信念。這樣對戰鬥中無形資產的依賴，更加讓日本陸軍對每個士兵灌輸熱忱的愛國主義和團隊精神的要求，以擁有更高的士氣和進取精神。日俄戰爭期間處於高水平的士氣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重視，以至於日本指揮官開始依靠那些無形資產來補足材料和技術的不足。這種作法在日本陸軍中普遍存在，以至於到1932年，野戰手冊建議師級指揮官，如果敵人迫使他們就地採取防禦措施，仍然要尋找給敵人一個＂決定性打擊＂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