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府抗戰初期，因為沿海稅收尚未流失，在法幣上並沒有太多注意。法幣的價值乃對準英鎊和美金之匯差，並以國家信用為擔保，並無貴金屬擔保價值，故日本視破壞法幣之價值乃重要任務之一。

　　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之後，主要流通的鈔票仍是法幣，但除此之外尚有日幣、軍票（用來發給日軍購買日用品的錢，價值等同日幣）、聯銀券（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券）、鮮銀券（朝鮮銀行券）、華興券。其中因為大量印鈔導致通膨的韓幣（韓鈔因為多用於和商人購買補給而喪失價值），導致日本必須尋求一個在華北還有價值的貨幣，於是開始發行華興券（華興商業銀行券）。

　　由於日幣也開始通膨，日本逐1938年3月10日以聯銀券（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券）企圖收為日幣和鮮銀券，用以解決日系通貨膨脹。華中和華南分別是1939年5月由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發行的華興券（華興商業銀行券）、1941年6月由汪偽發行的中儲券（中央儲備銀行券）。

　　但是佔領區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前景看好，仍多用法幣於儲蓄，尤其是鄉下地區，日偽軍隊無法將勢力深入。一般民眾仍然多用各地日偽發行貨幣購買日用品，將法幣私藏。日本銀行派員觀察之後，決定以走私換貨的方式，將日貨走私進大後方（重慶），即可換出價值較高的法幣，再用法幣購買給養。一般商人皆樂於此道，佔領區物價高漲，

　　但是抗戰最初幾年，因為日圓出超的所得均是這些＂偽幣＂，而偽幣可買的貨只有日本貨，農民也多用偽幣購買日貨，但是拼命走私的結果仍然是換到自己發行的貨幣，對中國表面上是出口日增，但外匯收入反而是減少的（只有日本人承認偽幣）。於是1941年開始「現地自給主義」，讓日本國內的資本不再向中國流出。

　　日本進行套匯取得法幣之途徑，主要是透過對中國輸入貨物來吸收，但兩國處於交戰狀態，自然沒有正常貿易。1940年，國府估計從淪陷區流入大後方的貨物約為出口總值的四分之一，總價約4億元法幣（約美金兩千一百萬元）。美國同時期則估計為二十億八千萬法幣（約美金一億兩千萬元）。國府只計合法貿易，美國連走私都計入。於是法幣大量流入淪陷區、佔領區中，價值逐漸被稀釋。

　　國民政府在抗戰爆發之後，為了防止國內資金外逃和外匯基金損耗，學者主張法幣應禁止流往國外與淪陷區，於是在1938年6月公布＜限制攜運鈔票辦法＞、＜防止水陸空私運特種物品辦法＞，規定郵行水陸運輸業者或是旅客，只要是從中國國界各口岸運輸國內外鈔票，需經財政部核準方能始運。1939年7月公布＜便利內匯施行辦法＞，規定由口岸匯款向內地者免費，內地與內地間匯款照財政部規定匯率通匯，但由內地匯款往口岸者，則限於購買日用品或抗戰必需物資，並由四聯總處審查。這三個辦法在限制攜帶鈔票的數額上，個人旅客若赴港澳等地，國內通用鈔票限制攜帶兩百元，赴外國者以五百元為限。額數在五百以上，三千以下者，須向領鈔銀行取得證明書。三千以上者，得向財政部請領護照，方準報運。限制口岸匯款部分，1937年12月即有限制匯往香港，之後擴大實施至各口岸。

　　但是這樣限制外流的政策執行上有很多困難。以大後方和各戰區的法幣流通狀況而言，中央撥給部隊的軍費通常是法幣，例如每一個軍士餉銀以十五元計，兩百萬人每個月就需三千萬元。戰地政黨機關以及派往戰地工作人員經費每個月約一百萬，加上生活費等雜費約二十萬，每個月估有三千一百二十萬法幣流入作戰區域，由於國府經濟封鎖並不嚴密，日貨也未曾根絕，如果用這個數字的十分之一算流入敵偽政府金庫，已經是最低的估計損失。

　　抗戰前期，政府害怕大後方資金逃亡，以及日偽政權以法幣套買我國外匯基金，故鼓勵法幣自戰區、淪陷區流入大後方。但正因如此，導致戰區和淪陷區流通貨幣不足、周轉困難，恰好始日偽貨幣在這些地區趁虛而入。人民開始私藏法幣，使用華中地區流通的日偽貨幣如華興券和中儲券。這段時間因為國府沿海精華區盡失，需要到淪陷區購買物資，限制法幣流出則無法及時購買，有學者開始認為限制法幣流往淪陷區反而對我國抗戰不利。

　　＜法幣流往淪陷區問題＞，《大公報》，重慶，1940年9月25日。

　　學者們開始和財政部討論對策，針對「已保留在站區，或因籌碼缺乏而補充到戰區的法幣，如何防範流到外匯黑市場，成為逃避的資金，同時能抵制敵人利用法幣」的問題演討辦法。有人建議發行一種專用於淪陷區各省使用之特種通貨。但當時財政部偏向發行省鈔代替法幣。於是這個建議當時並未採納。學者又提出劃定法幣流通區域或發行地區限定法幣，較為妥善。也同時未獲得當局青睞。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面對日偽將淪陷區流通的大量法幣以走私換貨的攻勢趕回大後方，一直到1943年4月，財政部才決定：「應付敵之貨幣戰略，就接近敵區之地帶發行加蓋地名之法幣，限定流通區域，以隔離淪陷區之經濟與金融，使敵寇所套取之法幣失其效用。」但為時已晚，法幣的內流以及通貨膨脹的壓力已經形成。

　　〈財政部就「敵偽提高物價破壞我方限價政策發展」意見(1943年4月15日)，國史館藏，財政部檔案259/1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