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乃濟《明代內閣制度》摘要
本書分為七個大章節講述明代內閣制度之興衰與得失，緒論先是提點明代政治制度的大問題，一為君主獨裁總攬大權，為歷代未有之大變革，雖不致權臣竄逆，若有明君則天下治，昏君當朝則國亂家亡；二為內閣大學士專權，殿閣大學士設立之初，不過顧問而已，然若君主少弱則為大學士當權，越權專政而不能止；三為宦官釀禍，明太祖雖立下祖訓禁止宦官干政，然明成祖始重用閹人，甚至以宦官為耳目，宦官自始干政，直至明亡。
自明太祖廢宰相後，獨攬大權統歸六部於自身之下，從此皇帝由政權之元首兼領治權，可謂之君主獨裁。然天下之大事務繁多，豈是皇帝一人能事事過問，罷相後即設四輔官，雖不久又黜之，但同時也重用翰林院官員，立殿閣優待儒生，然不過秘書而已，至成祖以文淵閣參與政務則始稱「內閣」。
仁宣時內閣制度漸趨完備，亦有大學士之名，內閣大學士不過五品官員，以高品級官員兼領大學士成為常態，並以此入內閣參與機務，時有三楊以大學士治國，可稱太平。至嘉靖年間，內閣權力攀至頂峰，甚至可以封還上諭、晉用閣臣，至張居正當政甚至凌駕於六部之上，然神宗以後殆政，缺官不補，內閣無人始衰弱。
內閣名義上為翰林院之機關，隨著權力變遷，逐漸脫離隸屬翰林院之名。大學士員額無定制，以科舉出身者為眾，從翰林院開始歷練，一言以蔽之：「非進士者不入翰林；非翰林者不入內閣。」，初期大學士由皇帝親自拔擢，後來則由廷臣互相推舉，成為定制，到了崇禎年間，則以「枚卜」任用，焚香祭天挑選，不問才學而寄望於天，實為劣制。
大學士之汰除則以致仕退休、卒於任上為大宗。由於大學士為皇帝名義上之秘書，並無政治責位，政治責任係於皇帝一人，若施政有誤，皇帝不可卸責；但大學士在法律上的責任無可避免，若是犯法也要受到處分。
內閣設立之初為皇帝之秘書，永樂時雖參與政務，但內閣始至仁宣因「票擬」而有大權，然大學士之權力係於皇帝之好惡，皇帝信任之，則如嚴嵩、張居正集大權於一身；若皇帝不信任，權力亦相縮減，甚至遭受處分。
內閣在仁宣之世，由三楊共同輔政，直至英宗、代宗，內閣始有首輔、權力高低之分，並以李賢為濫觴，內閣也逐漸由一人當權，旁人不過唯唯諾諾而已，然首輔之權力亦隨皇帝之好惡變遷。隨著內閣權力增大，「六部」的權力也被限縮，直至最後幾乎同等閣臣屬官。
明太祖立國之初，已明令宦官不得干政，同時防範內臣甚嚴，不許閹人識字；明成祖靖難之後，由於內廷人員通風報信，奪帝位有功，始重用宦官，知名者如鄭和，其領艦隊下西洋，為宦官統兵之濫觴，更以宦官為耳目設立東廠，賦予司法刺探臣民之權；仁宣之世甚至打破不許宦官識字之祖訓，以翰林院官員教導。
至此宦官通曉文墨，對內可逢曲上意，對外可交通外廷，仁宣尚不見宦官跋扈，然英宗以後王振等奸宦崛起，一發不可收拾。宦官專權之始，內閣大學士尚敢於對抗，然劉瑾當政之時，甚至可以進用閣員、掌握票擬，至神宗朝，就連張居正貴為首輔，亦要與宦官馮保周旋。
宦官有批紅之權，內閣票擬呈送皇帝，公文往返之間宦官遞送，由於識字，始可介入國政機密，至熹宗朝，魏忠賢結黨掌握朝政，勾結文臣，為宦官權力之巔峰。綜觀內閣與宦官的權力變遷，其實都維繫於皇帝，若皇帝昏庸則大權旁落，不問政事，政令自為大臣、宦官所奪取。
有明一代之內閣，根本的缺點就是缺乏制度。明代內閣有以下特性：
一為變動性，雖有四殿二閣，但人員缺此少彼是常有之事，同時權力維繫於皇帝本身，若寵信閣臣則內閣總攬大權；若寵幸宦官，則由宦官掌權，內閣則幾無實權。
二為附屬性，內閣附屬於皇帝之下，有權與否由皇帝裁奪，雖有封還與不奉命節制皇帝，但皇帝亦可越過內閣行事，由此可見，內閣多處於被動地位。
三為個別性，大學士之間並不同進退，由皇帝個別任免，責任歸屬亦不連帶。除此之外，首輔執政，雖有宰相之實，卻無宰相之名。有權而名不正，權力授予與政治責任多維繫於慣例而非制度，為保證權位，又須顧慮自身行政，政令因此推行不力，權責亦不明。
然明朝二百七十餘年，內閣制度亦有可取，如大學士皆由翰林院歷練，博通古今，亦能治國，入閣者多為有能之輩，職位也較為安定，可惜以人治為主而無法治，也給宦官趁勢弄權的機會，若明太祖不廢宰相，幾許明朝國祚或將更長。
張治安〈明代內閣的票擬〉摘要
票擬又稱條旨，為明代內閣成員與皇帝溝通的重要管道，自明太祖罷相後，統歸六部，雖設殿閣大學士，不過顧問而已，政事多由皇帝親自過問，大臣不敢逾越職權分界。成祖時期，閣員開始參與機務，至宣宗朝，始有條旨出現，大學士參考奏章，擬定辦法，進呈皇帝裁決；遇大事則群臣面議，議定後即傳旨決定，不用批答。此時條旨權力不僅限於閣臣，受皇帝信任者亦有。
正統年間，英宗年幼，太后事事交付內閣議決，此後票擬形成定制，奏章雖先進呈皇帝，然必經內閣票擬，如中旨未經內閣徑發屬於違制，群臣可以直諫，內閣可以執奏，給事中可以封駁。雖然任何奏摺內閣都必須申覆票擬，但遇大事仍有群臣與君主商議之時，此時依然議定後即傳旨，不需經內閣票擬。
內閣之權力實來自君主，若君主獨斷，內閣的權力也將縮小。然英宗朝後皇帝日漸昏庸，宦官弄權代批中旨，權力轉移至宦官，或皇帝擱置奏章不發，竟使內閣竟無奏摺考擬，至熹宗朝魏忠賢當政，政事以非內閣可干預。
票擬則可分為御前擬票與閣中擬票。御前擬票以群臣面議為主，由閣臣批錄於紙上進呈皇帝，或稍做更動後即親批於本面。然宣宗朝後明朝君主逐漸不視朝，遂由閣臣在內閣擬票，由宦官往返傳遞奏摺，閣中擬票可由皇帝主動裁示擬票方向或是不做任何指示，由大臣議定，對擬票結果有意見，也可發還內閣重新擬定。若皇帝指示後內閣仍不更改票擬，皇帝可以接受為之，亦可再次退回重擬，或是擱置不理。閣臣亦可主動解釋擬票原則及不遵旨意的原因，甚至主動提出相反的解決方法。
閣臣擬票不過就奏章發表解決方法，並非真正決定，所以必須保守機密。閣臣之擬票必續遵守祖訓、法制、慣例，若是無法可考，則可代擬天語，此即為內閣首輔可以凌駕於百官之上的原因。
張治安〈宦官權勢之發展及其與內閣之關係〉摘要
明太祖深知歷朝歷代宦官秉權之禍，於是立下宦官不許干政、識字之祖訓，然其自身亦曾吩咐宦官代行他務，成祖時期則因宦官於靖難有功，大力重用，設立東廠為耳目監視臣民；鄭和領軍下西洋；後仁宣時期竟教導宦官識字，此時防範宦官干政之祖訓皆被毀棄。
然前期君主皆為明君尚能駕馭，惟英宗時期王振當權，以至於土木堡被俘，而後汪直、劉瑾為禍，結黨營私朝政敗壞，至神宗朝張居正為內閣首輔，亦要與宦官周旋，而後熹宗時魏忠賢當政，為禍最烈、黨爭並起，宦官之禍至明末不能止。
宦官的權力源自於皇帝，作者以為宦官如此作威作福，可歸納為兩點：
一為君主之專制心理；二為內閣制度之缺失。
君主為保皇權不失，設立眾多耳目，明代監察人員為歷代之最，然皇帝依然不能盡信，遂以宦官為心腹，派遣其監軍、鎮守各地。罷丞相後百官統歸於皇帝，然天下事務繁多無法一一理政，遂以內閣顧問之，而後票擬制度漸成，然內閣首輔無宰相之名，政令推行不易，皇帝又深居簡出，宦官為皇帝最親近者，使宦官有可介入政事之機，輕者可以言語左右政事，重者如宦官衙門最尊司禮監，其掌印太監與秉筆太監更有批紅之權，得以代君主總理政事，嚴然成為地下皇帝或是真宰相。
明代有名重臣如張居正，亦要與宦官馮保周旋，以鞏固自身地位，推行政令亦與馮保討論之，至魏忠賢時代，更是左右閣員拔擢，此時黨爭已經蜂起，各路官員無不結黨，魏忠賢被東林黨以外的官員依附，以其受熹宗聖眷，迫害忠良，甚至建立生祀，國事遂不可為。有明一代，隨著時間推進，宦官掌權愈重，內閣之權愈輕，到了後期甚至有為宦官所不喜之大學士被迫去職，改為安插自己親信之事。
張哲郎〈明代的揭帖〉摘要
揭帖源自於宋代，就字面而言就是張貼於高處，為公告之用，直至元代則成為正式的公文書，到了明代則真正成為公文體系的一部份，原本揭帖主要作為密摺之用，然隨著時間受到官員濫用，又有受上司節制、密告不成反被處分的例子，於是此類揭帖的重要性不復以往。
而後揭帖可粗分為兩大類：
一為政府正是之公文書，如作為內閣上呈皇帝的公文書，主要談論軍國大事，具有高度的隱密性；
二為上呈奏章之副本，除了原本奏章之外，許多官員亦會上呈御覽揭帖供皇帝、內閣與上司參考，有時甚至較原本奏章更為詳盡；
三為內外衙門呈給上司的公文，也稱揭帖。後兩者不若前者具有保密性，因為事後揭要送抄送部發抄。第二類則為各地巡撫官員寄送至內閣的書信，多為請教政事，私人性質較高，也有高度的隱密性。
【後記】：
杜乃濟先生的《明代內閣制度》這本書，完全統整了明內閣的優缺，申論也頗為深入，甚至與宦官內廷相連結，惟對宦官的描寫不足，但整體而言仍不失為了解明代內閣的良好讀物，後面三篇論文篇幅較短，我摘要的亦不多，但整理票擬與明代的密摺制度一目瞭然，許多史料也值得參考。
創作內容
【讀書札記】君主集權的藝術：明史研究初探（四）
小說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