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徐泓 譯
第五章摘要
從七世紀隋朝創立科舉制度開始，科舉對社會階級流動的影響與日遽增，在唐朝科舉進仕的政治新貴，已有實力能與關隴世族進行對抗，使這些貴族集團不能在壟斷政治權力，但有唐一代，貴族集團在官場上仍保有優勢，要到五代十國以後，世族集團才真正退出歷史舞臺。
科舉制度成為定制，部分實現孔子以才選人當官的理想。但在宋代以前，科舉與教育的連結還未實現，科舉只是任官的管道，教育還是屬於私人的事情，政府並未大力推廣公眾教育。
直到宋朝立國，文官抬頭，將科舉視為重要的政治與社會流動管道，部分官員開始設立「官學」供學子讀書，至范仲淹變法始，皇帝對廣設官學表態支持，但由於黨爭與財政困難，以及南渡之事，宋朝地方官學教育的成果並不豐碩。不過太學制度卻有長足的進步，直到宋末，有數以千計的太學生上學。
明朝創立，成功將科舉與教育整合，朱元璋下令廣設州學，此後學校數目不斷增長，衛所邊鎮亦有設立學校，直到清朝依然如此，達到一千多所學校。明朝州學制度，府學下轄教授一人、訓導四人；縣學置教授一人、訓導二人，於是全國有數千多名學官，主要由官場無出路的舉人、貢生。
明清官學制度，提供獎學金、廩餼公費，並監督學生課業，在偏鄉地區亦有存放科舉圖書的功能，同時也藉由州府縣學控管生員人數，如此一來科舉與教育真正統合為一。
在教育與科舉統整後，依統治者需要，在州、省、全國三種不同層次，控管社會學術的流動量，通常對舉人的控管量較進士寬鬆，因為進士直接影響到中央任官之供需，明初對出身寒微的書生較為同情，但至清代康熙、乾隆，滿族統治權力達到高峰，政策也開始緊縮，從十六世紀開始，祖宗三代無科名的進士比例持續降低。
明朝創立開始，初年便實施教育分級，對於通過地方考試的學子受與生員身分，提供住宿、免除搖曳、支援廩餼，而名額比例固定。然隨著人口增長與名額需要，政府設立「增廣生員」、「附學生員」沒有廩餼等福利，與政府公費支持的「廩生」不同。隨著生員員額膨脹，政府也著手實施汰除制度，久試不第者，罷黜為民或轉為地方胥吏，但至嘉靖年間逐漸鬆弛，老生員可以擁有穿戴生員衣冠與免除搖曳的福利。
至正統年間以後，設置提督學官，管控生員名額，到了萬曆更要求學官巡視各地，對於人口多、文化進步的地方酌情增加名額，但不能達倍數。透過生員名冊，可以看出幾個大方向。第一，明代生員並不依照固定名額錄取生員；第二，晚明生員人數大幅增加；第三，隨著晚明財政壓力，有地方開始公然販賣生員名額；第四，隨著生員名額增加，使參加鄉試會試的人口亦增長、供過於求。
清初對於生員名額不嚴加管控，但隨著統治穩定，開始緊縮名額，除了因戰亂的財政需要稍有放鬆，皆能長期穩定保持。隨著人口膨脹，生員名額雖然增加，但平民要取得功名的機會越來越小，因為進士錄取人數不會增加，雖然可以捐買監生取得與初階功名相當的權利，多少緩和人口壓力，但長期來看據有一定經濟能力的平民已不容易考取功名，對於非書香世家的貧民更是如此。
對於貢生與舉人的名額管控相當重要，因為有了這兩項身分就具備出任基本官員的資格，明初規定州府學每年貢生一人至國子監，受訓練、教育後出任官員，後改為府學一年一人、州學三年二人、縣學二年一人，直至清末。在十六世紀以後，亦有生員靠捐納、資深身分成為貢生，但人數不多。至於舉人解額明清則是採取長期凍結的方式，較不具有彈性，並採取各省固定配額模式，清朝由於士大夫家族舞弊頻傳，對於士大夫另開官卷解額，反而限制了書香世家中舉的人數。
對於進士錄取人數，明初的變化量大，如洪武年間進士考試並不一定，因為當時仍有薦舉制度，科舉不是任官的唯一途徑，直至十五世紀中期以後科舉才成為任官主要管道。此外為了平衡地區發展，明太祖更設立南北榜，彈性規定進士南方人佔六成、北方人四成，然這並不能阻止文化進步的地方錄取更多進士。於是清朝康熙年間隨著時間檢驗舉人應試人數，彈性調整各地區進士錄取員額，亦犧牲了文化先進地區的進士員額。
總體而言，明初由於戰亂休止，社會階級流動的比率很高，清朝限縮科舉員額則帶給貧寒書生相當打擊，觀察科舉名額的變化，明朝進士登科的比清朝容易許多。進士考試舞弊的情況則是明清兩朝皆有，但部分情勢過份誇大，事實上明清科舉制度在當時近乎神聖，不會因為少許賄賂或舞弊更改其以誠實與特殊的地位。
府學與縣學只提供給有生員名額的人，不能算是基礎教育，為了填補基礎教育的不足，官方下令興辦社學，由民間自力創辦與地方官倡導，隨著承平時代經濟發展，社學發展快速推行，邊疆亦有興辦，成為漢化少數民族的管道。然而隨著時間發展部分地方社學亦出現廢弛，由於貪汙與行政怠惰。此外義學也開始出現，提供給無力進入私塾讀書的青年，多由當地富商舉辦。
約在社學衰落時，私人書院開始大量出現。書院創始於宋代，主要為圖書或大師講學之地；在元朝由於政府疏忽教育，私人書院開始增長；明初書院發展暫時受挫，由於官學興盛以及官府強力推廣意識形態。然隨著明中葉王陽明心學發展，將士大夫從理學的桎梏解放，主張人人皆有啟蒙與成為聖人之才能。於是心學門徒便創廣為辦私人書院，各行各業皆有其學生，並對廣大群眾宣講，接近有教無類的理想。然此說不見於保守派，書院三次被禁，甚至介入朝廷黨爭，但明代書院已經完成他們的任務。
到了清代，書院由官方或民間自力創設，不再有明朝以哲學論述為主的自由精神，而是成為科舉學生的補校，提供了獎學金，校產亦不斷的擴大，藏書也相當豐富，不過地方書院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資源豐富地區的書院，可以產出多名進士、舉人。社區為了使家鄉子弟平步青雲，從宋代開始有義莊出現，到了明清更是蓬勃發展，主要援助學生應舉所要負擔的旅費，書院與這些公益基金結合亦提供相當的支援，大多是用來資助考舉人的應試生，而這些基金亦不斷擴大，甚至因為生息問題與錢莊有爭執。
除了義莊與書院發展，京城開始出現供進京趕考的學子住宿的會館，各省、府大多皆有設立，較為偏遠的地方則設立較早，距離京城較近的地方則是晚期才有會館出現。起初會館只開放應試生、不開放給往來經商的行旅，然隨著這些商人大力捐款或參與籌建，這種職業歧視逐漸消弭，甚至可以在會館擺放商品販賣。
從宋代范仲淹開始，宗族制度發展，後逐漸轉變成以較於為主的義學，供族內子弟應舉，資產較大的宗族會撥發田產做為義學的基金，族人若是考上科舉會有部分獎金，趕考盤纏亦有族內負擔，而基本的就學也會有補助。然而由於資產充裕的宗族屬於少部分，亦不應誇大宗族的影響力，但對於社會流動宗族仍可視為一管道，因為通常宗族都會支援族內孤兒或家境貧寒者。
隨著教育發展，書籍刻印技術也逐漸進步，普遍的和平與政府支持、經濟成長及讀書風氣，都刺激了完善書籍技術的需要，明代兩京國子監便肩負了政府刻書印刷的任務。到了明中葉，刻印技術主要由民間推動，許多藏書家與刻書家不斷翻印、完善古本，除了應試科舉的主要讀物外，晚明時期，基本書籍與大部頭亦不斷重刊。
清初由於戰爭印刷業暫時衰微，但隨著和平又迅速復甦，清代對於刻書的品質並不在意，於是大量便宜的書籍在社會上流通，且政府民間皆大力推廣，使書籍不斷大量出版。
然而，書籍的普遍性雖讓出身貧寒的書生有較大的機會取得基本書籍，在明初對於社會流通有顯著作用，但到了明晚期以後，所翻刻的珍貴、稀少的專門書籍則無從取得，教育差距開始擴大，因此在這個大量刻印的時代，反而是清寒之士最難考上功名的時代。
戰爭與社會動亂同時也會對社會流動造成影響，如明初元明革命使窮困的明太祖朱元璋登上大寶，並隨著戰略推進與元朝的胥吏、下級官員、士大夫結合，到了明朝建立時，其「無產階級」的形象已經淡薄，然而朱元璋底下的官將出身範圍則極為廣泛，為漢朝以來前所未見。
而王朝創立之初為了重建統治階層，社會流動亦十分劇烈，如明初的薦舉制度不問出身即可任官，甚至比進士錄取的員額還多，這些薦舉之人的出身極為廣泛，各階層與職業皆有之；國子監生在當時亦不需取得高階科名即可任官，在政府職務空虛的情況下，不論中央或地方官吏皆有監生出任，直到仁宣時期職位飽和才消弭，也是在此時，科舉制度已經重回正軌，成為明朝選材的主要制度。
明末流寇之亂則沒有造成較大的社會流動，原因是滿清迅速崛起並將農民軍打敗，滿清也為了鞏固統治而與前朝官員以及高社會地位的士人結合，然而三藩之亂、對少數民族用兵的戰爭、太平天國之亂卻提供了平民晉升的機會，不過大多以兵卒成為武將的管道為主，明清兩代武舉對於平民敞開大門，因為重點在與武藝而非文墨。太平天國之亂則使湘軍出身之人獲得拔擢，甚至成為封疆大吏者亦有之。
明清以來中國的人口持續增長，除了一些較大規模的戰亂使人口暫時下修，但大體來說人口還是不斷倍增，也使科舉考試的難渡日亦艱難。如果結合經濟，明代的人口不若滿清眾多，土地也不若滿清缺少，在經濟擴張持續擴張下，爬上社會高層的機會較多。然清末隨著人口大量孳生，生活水平下降，導致太平天國之亂發生，雖然戰亂將江南地區的人口下修，但華北地區的人口仍不斷成長，迅速回填人口消失的缺口，後來開放東北開墾也只能舒緩一部份的壓力。
近代中國缺少科技革命，所以經濟規模的擴張不大，雖然西方人帶來許多科技與新興金融體系，但在中國的作用範圍不過在港口地區與東南沿海。鴉片戰爭以後西方人對於中國經濟的破壞以及滿清政府全國性的財政赤字，使中國只能降低生活水平以求養活廣大的人口。
【後記】：
何炳棣教授這本《明清社會史論》應該是研究明史的學子人手一本的聖經，這本書成書年代很早，距今約末一甲子左右，其中的立論雖然受時代侷限而不能完全周延（當時許多新史料尚未出土），但整體大方向與結論儘管不斷有新學者挑戰，仍然屹立不搖。
這週看完了第五章，寫了摘要作業，整本書的摘要心得就等我把書看完吧XD
裡面一些列表得要在做筆記整理一下。
創作內容
【讀書札記】科舉與官學：明史研究初探（三）
小說 (15)